回憶錄連載“內在的敵人”（12）
【大紀元1月26日訊】
過了一些時候，我又看到了呂正操。當我為了一些事務到他的司令部里准備交涉的時候， 他不容我講話。我看出來他在發怒，我覺得奇怪；又是為什么事？
「我听說你曾經設法救護受傷的老百姓」？他問道。
我想，我一定是誤會了他的怒容，他的發怒不是為了我，而是來自剛才開過的一個會議。他講的話極像是電燈開關，燃起我在日本撤退后親眼在安國所目睹的一切人類痛苦的可怕形像，這些形像，我曾企圖在黑暗深沈的記憶中抹去。我用雙手把眼睛蒙住，對呂正 操講話，因為我不愿意他看到我情感激動的情形。
「我希望我能多做一些，將軍」！我說，「可怜的老百姓，如此罪惡的屠殺！我愿意─ ─」他打斷我的話頭。「你再這樣做我就抓起你來，按叛國罪槍斃」。
我看著他，听不懂他的意思。我發覺他不像往日那樣稱呼我「神父」或「同志」，顯然 他是惱怒得竟無法裝出和善的樣子。
「再做什么事」？我問道。
「救那些受傷的老百姓」，他答道。「日本殺的中國人越多，對中國越有利」，他繼 續說。「日本人的屠殺會鼓勵起人民的仇恨，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那也是激勵 人們加入我們隊伍的方法！」
他的話激起我的怒火。我很想抗議他的喪心病狂，雖然我也知道這是無濟于事。但直到 現在我已經看出，共產党是想征服中國，而不想擊退日本。我又看出，在我和他交涉時， 我不能表示出憤怒，而應出以冰冷的突擊。那樣會使他吃惊而處于防御地位。
「將軍，你沒有出力打日本」，我說。「我不明白你何以需要這樣龐大的軍隊。真的我 有些惊奇。你一向強調人民加入你們的部隊去打日本。但是你并沒有盡力和他們打仗─ ─不常打，打得不起勁」。
他用眼睛釘住我。
「我們的最大敵人不是日本」，他說。
「不是日本？」我惊奇地反問。
「不，不是的」，他憤然說出。
「誰是你們的大敵人？」我問道。
「蔣介石，他是我們的大敵」。呂正操說。「正因為蔣介石是我們的大敵，中國共產 党才不能全力打日本。我們不能讓日本在中國太強，但是我們也不能對他們拼命作戰而 使他們太弱。假如日本太強，共產主義便無法在中國獲胜。假如日本太弱，蔣介石便不 會失敗」。
第七章 共党深深滲透
現在我和共產党的戰斗展開了。那是一种智斗。呂正操和我都曉得，我們彼此間無論如何閃避敷衍，微笑掩飾，我們都無法成為「同志」──不論就共產党意義來看，或就基督四海兄弟的意義來看，都是如此。呂正操對這點是欣然接受的，因為他既無道德觀念，又無倫理觀念，僅效忠于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又是為爭取胜利不擇手段的。我必須牢記，他雖不可救藥，但總是上帝的子女。我不能寬容自己而仇視此人。我只能 仇視共產主義。
呂正操在各方面都比我占优勢，但我的精神財富，和我對上帝的堅定信仰，是他無法相比的。他有軍隊，他可以施用殘暴無情的手段。我卻也有少許用途──呂正操有時候還需要我。但是我們彼此之間，對我的立場從未誤解。從開始我就告訴他說，共產主義是我所厭惡的，我僅能在他們抗日的時候才能協助他們。我強調向他說明，我不許 可他們用我教會里的印刷机作為宣傳共產主義教條的工具。
「我隨時准備成仁」，我告訴他說。「我宁愿死，不愿作任何違背天良的事」。
我第一次和他會面的時候便曾向他這樣表示。那時我是以民選縣長的身分去見他，要求辭去臨時縣長的職務。他發覺縣長竟是一位天主教神父時，曾大吃一惊。當我告訴他我只是暫代縣長以待移交于中國當局時，他更覺惊奇。他想不到我會承認共產政權，因為他知道我曉得，不管他自稱為「人民軍隊」將軍或「抗日軍隊」將軍，都不能改變他共 產主義的實質。
但現在他也知道我看出他們是偽裝愛國抗日。對我來說，這等于賭斗的開始。我現在必須發展出一雙能在黑暗中處看東西的「夜眼」──這是共產党士兵應該具備的三大要素之一。（我已具有其他兩件：一雙能長征的「鐵腳」，和一個能挨餓的肚子）。我曉得從此以后要出現一幕貓追耗子的游戲。我不但加倍的小心謹慎，更將听到見到的事物都記錄下來加以審慎分析。隨時有机會便把我的法文筆記寄給北平的一位朋友，托他轉郵給比利時的一位友人。后來我被迫從中共蘇區逃出后，在一九五零年把這些日記收回，日記里所載的，是我初期和共產党相處的經驗。一九四三年我被日本人逮捕，來不及把最近的筆記和手稿藏到教堂的牆里。當我被囚禁兩年多后被釋返回安國時，收藏的地方已被發覺，那些筆記和手稿都不翼而飛。所幸我能回憶自己寫過的東西，我重新把人名、地名、時 間都一一寫出來。因為這些經驗是如此慘痛，使我畢生難忘。
共產党根据莫斯科的授意，用各种手段， 滲透中國的方法，第一步就是「階級斗爭」。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主要是用階級斗爭來完成目的，中國像蘇聯一樣，是以農為主的國家，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都是農民。在農 民里面，實際沒有什么顯明的階級存在，因此共產党必須造出階級的分別，以便煽動階級斗爭。共產党把農民分成五類，使他們變為五個階級。 即富農、小康、中農、貧農及雇農。決定一個人的階級并沒有确定標准，一個村庄上田地最多的便被列入「富農」。其他按照比例划分。划分的尺度，伸縮性很大，按各地情 形而不同，這個村庄上的「富農」，在另一村庄上可能就是「中農」。
貧農和雇農被選作骨干，利用來發動對其他階級的攻擊。共產党的理論是：財富是由勞動產生，因此「榨取」貧農及雇農而獲得的財產必須由共產党用武力收回，甚至得使用暴力或流血。在清算中，共產党不但詳查個人的賬目，并且推及他的父兄祖先，直到他們能找到可以加諸罪名的某种事件為止，那樣他們便能冠冕堂皇地壓 榨出他的財物。
共產党在執行清算中所使用的荒謬尺度，可由几個法國傳教士的經驗中說明。他們的优 厚財產，曾遭到共產党的覬覦。他們指責這些教士對雇工的待遇太低。
「什么雇工」？教會的負責人問。
「義和團時代被你們雇用的中國人」。
「在一九零零年」？他怀疑地問。
「不錯」，調查員答道。
教會負責人抗議這种荒誕不經的罪狀，但毫無用處。共產党把教會的房地、印刷机、醫 院和一切東西都一并沒收了。
另一件類似的事發生在河北省南部。那里的共產党，控訴一位匈牙利主教在義和團時期曾經偷過一頭驢。事實上那位主教在四十年前的時候還沒來中國，但這點辯護并不生效。控告与辯訴無限地拖延下去，債務的計算也無限地加下去。當共產党將所稱被偷的驢子的賬單列出后，數目龐大得嚇人。教會的全部財產約值二十万美元──包括教堂、醫院、學校、房產、修道院──還不夠償還這頭驢子的价錢。共產党的計算方法很簡單：他們把有爭執的財產訂一個很合理的价錢──例如這頭驢訂為二十元──然后加上复利就變成龐大 的數字。本利總和總超過他們所要奪取的財產的价值。(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