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極權主義下的新傳統主義
——介紹分析共產黨社會的兩種理論
【大紀元4月5日訊】2005.03.28 (上)
自九十年代以來，在國際共産主義陣營解體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如何實現對政權和社會的控制成爲很多人感興趣的問題。最近我們的幾次節目都和這個問題有關。談到社會控制，很多人都用了“極權主義”這個名詞，並認爲儘管今天共產黨對中國社會的控制已經不那麽“極權主義”了，不再是無所不能無遠弗界的了，但歷史上形成的極權主義的影響仍然存在。這就給普通人提出了一個什麽是極權主義的問題。
“極權主義”是一個政治學的理論名詞，主要用來解釋二十世紀的共産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兩種政體。在中國大陸，除了極個別和西方學術界曾經有過一點接觸的知識份子，“極權主義”這個詞在改革開放以前是聽不到的。在那個時代，這個詞完全是個禁區。改革開放以後，“極權主義”在中國文化學術界逐步被使用，但很多人只是用它來描繪法西斯主義，個別人也把它用於史達林在蘇聯建立的制度。至於中國本身，即使是用來指稱毛澤東和“四人幫”時期，“極權主義”一般來說也是不讓使用的，或者至少是個忌諱，口頭談論可以，見於文字就不行。
近年來有人把這個詞翻譯成“全能主義”，聽上去不那麽難聽了，於是在很多公開場合“全能主義”代替了“極權主義”，可以抛頭露面。在字面意義上，全能主義被理解爲國家權力的無所不能，具有中性色彩，而極權主義則指明政黨對國家權力的獨霸和對社會的全面控制，是一個色彩鮮明的貶意詞。今天在中國大陸以外，享有自由言論權利的人們多數還是用“極權主義”。所以“全能主義”用於國內的環境，“極權主義”在海外流行，但二者指的都是中共的黨國體制。
所謂“極權主義”的制度雖然是由列寧在蘇俄首先建立的，但這個名詞來自法西斯義大利。二十年代上半期墨索里尼掌權後，法西斯黨逐步建立了對國家機器和社會組織以及個人生活的全面控制。當時有人說這是極權主義，意爲國家控制一切，墨索里尼直言不諱地說我們要的就是極權主義：所謂極權主義就是“一切都在‘國家’之內，沒有任何東西超出‘國家’。”
墨索里尼的這種赤裸裸的表白在二十多年後被毛澤東繼承和發展了。1949年，當中共奪取全國政權時，針對“共產黨要獨裁”的評論，毛澤東說：“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說對了，我們就是要獨裁。”
隨著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上臺以及史達林主義在蘇聯的確立，三、四十年代，“極權主義”這個詞被越來越多的人所使用，只是這個詞的性質和墨索里尼那裡的不一樣，完全是個貶義詞。到了五十年代，隨著冷戰的展開，西方國家對共產黨國家體制的瞭解也逐步深入，學術界才對這個二十世紀的新政治體制逐步形成了一個比較系統的認識，漢娜‧阿倫特1951年發表的《極權主義》是對極權主義黨國體制研究的代表作，其他還有布熱津斯基1956年的《不斷清洗》、和威特福格爾的《東方專制主義》等等。
根據極權主義理論，共產黨社會建立在極權政黨對社會和群衆的全面控制之上，這種控制不但包括人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也包括私人生活和親友關係。從教育、就業、醫療到居住和遷移，以及從體育到娛樂–例如周末看電影和打球也是組織起來的－－無一不在黨的控制之下，由黨組織來安排。和其他政治體制不同的是，黨通過灌輸意識形態來組織和動員群衆，依靠的是對群衆的心理和精神的操縱。
極權主義社會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個人的”原子化“，這是說個人幾乎沒有獨立於政治關係之外的社會關係，或者說私人關係是從屬於政治關係的，即使在最親密的家庭關係中也是如此，因此個人被和其他人隔絕了，就像孤立的原子，只是在受黨控制的政治生活中才有人際關係。把這兩點歸結起來，就是極權主義社會不講物質利益和個人欲望，也沒有除了政治關係以外的人際聯繫。
極權主義理論無疑從共產黨社會中抽象出一套原則，它在宏觀的意義上解釋共產黨社會和其他社會的根本區別時是有效的。但在微觀的意義上，特別是隨著共產黨社會的逐步演化，個人物質利益的存在和政治關係以外的人際關係的發展是不可否認的現實。因此，在八十年代，西方學術界又發展起了一套新傳統主義理論來豐富對共產黨體制的認識。我們在下一次節目再繼續介紹。
(下)2005.03.31
我們上次節目中談到了西方學術界關於法西斯和共產黨社會的極權主義理論的形成。這個理論強調了極權主義社會和多元社會的根本不同在於在國家的全面控制下，社會和個人被剝奪了自由發展的機會，除了共產黨和政府以及政府控制的組織，社會上不存在獨立的利益集團。
那麽這是否意味著一旦建立起這樣的控制，共產黨社會就不會變化或者很難變化呢？在五十和六十年代，當共產黨社會看上去好像鐵板一塊時，人們確實很難看到這個社會有從內部發生變化的可能。雖然1956年的波蘭和匈牙利事件曾經動搖了共產黨政權在東歐的地位，但那畢竟是由蘇聯的非史達林化引起的，是蘇聯自亂陣腳，而且共產黨在這些國家統治的時間也不算長，從舊社會過來的人還有活動能力，因此社會控制建立得還不徹底。要看共產黨社會會不會從內部發生變化，還要再等一段時間。
在1966年，美國全美學術委員會(AMERICANCOUNCILOFLEARNEDSOCIETIES)任命了一個委員會，專門研究共產黨社會變化的可能性。1967和1968年，這個委員會圍繞這個問題組織了一系列活動，一些學者開始提出共產黨社會不是鐵板一塊，也存在著不同利益集團和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衝突。特別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共產黨統治集團逐步減輕對政治恐怖和大規模動員的依賴時，各種社會集團會逐步恢復活動，爭取自己的利益。換句話說，極權主義並沒有做到把整個社會原子化。當時布熱津斯基、奧克森伯格和傅高義等研究蘇共和中共的學術中堅人物都紛紛發表文章和著作。
就在這時，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發生了反對蘇聯控制，要求民族獨立和實現自由民主的“布拉格之春”運動，使得蘇聯被迫派遣軍隊進行鎮壓。這在當時震驚了世界。
對於西方學術界和政界來說，這個事件之所以重要，並不在於蘇聯的悍然出兵，而在於看到了共產黨社會從內部發生變化的可能，印證了六十年代中期産生的利益集團理論。因此，人們更覺得有必要不受極權主義理論的束縛，從多方面探討共產黨社會的演變。
到了八十年代，一個叫做新傳統主義的學派又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這個學派並不否認極權主義理論所強調的鎮壓和控制在維持共產黨社會中的作用，但它認爲共產黨社會不但建立在極權主義理論所強調的人們的畏懼和恐懼心理上，它也利用人對利益和地位的追求來實現自己的目標，由此引起了一些悖論。
例如，共產黨政權一方面要改造歷史地形成的制度，要改造人性，但另一方面，它又用待遇甚至特權作爲追隨黨和對黨效忠的交換。一方面黨的基層組織摧毀或取代了社會上其他組織，試圖把個人原子化，但另一方面這些基層組織都有固定的基本群衆或者依靠物件，在基層組織和這些依靠物件之間形成了制度化的上下互惠的關係網，上下級幹部之間和幹部群衆之間的政治關係往往變成了利益關係，形成了新的人際關係和新的利益集團。因此，共產黨社會並沒有能做到把個人原子化。所謂“新傳統主義”意思是說共產黨社會和傳統社會一樣，也要依靠個人利益、個人關係和利益集團來維持。
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系的華爾德教授1996年出版的《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是這個理論的代表作之一。華爾德對中國文革前後的工廠制度作了深入研究，得出結論說共產黨社會在官方意識形態文化下還有一種豐富的實用性私人關係的亞文化，通過這種關係個人可以繞過正式的規章制度從各級幹部那裏得到包括住房和就業在內的各種好處，這種關係發展到極端就成了腐敗。黨雖然在理論上反對這種關係，但物資和機會的短缺以及幹部手上擁有的權力實際上又爲這種關係提供了制度性的條件。
華爾德教授的這個觀察是有根據的。凡是經過文革的人都會記得，就在文革高潮過後的七十年代初，“走後門”這個詞一下在全國風行起來，從知青因病回城、上大學、分配工作和住房到買自行車和配給的日用品甚至開病假條，幾乎每件事都可以走後門。”關係“和”關係網“也盛行起來。的確，人們並沒有被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弄成互不相干的原子，相反，他們在實際生活中組成了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
但是，利益集團理論也好，新傳統主義理論也好，它們都不能代替極權主義理論在解釋共產黨社會最核心的問題上的作用，即政治權力和政治利益。如我們在一開始就談到的，極權主義理論的價值是從政治權力和政府和社會的關係的角度把這種共產黨制度和其他制度相區別，而這是共產黨統治的最關鍵問題。
在共產黨統治下，人們或許可以組成各種各樣的和官方意識形態相衝突的利益集團和關係網，但他們很難組成各種各樣的和黨的權力相衝突的政治集團和政治關係網。在這個意義上，說極權主義把個人原子化還是有充份根據的，而集團利益和新傳統主義都離不開這個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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