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真由美的披肩髮飄飛在中國
【大紀元5月1日訊】1972年，毛澤東分別握住了「美帝國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伸過來的手，使中國走出了蘇聯帝國的威懾陰影，也走出了孤立於世界主流文明之外的自閉。中共政權以損害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方式——放棄對日索賠——換取來日本的外交承認，日本以對中共的外交承認換取實質性的巨大利益——不需要再賠償和道歉。
1979年，複出後的鄧小平，他也只訪問過兩個國家——美國和日本。訪美，是為了贏得最強大的西方國家對其政策的政治支持——中美建交、改革開放、對越戰爭和臺灣問題；訪日，是為了獲得復興經濟最需要的資金、技術和管理。所以，鄧也延續了毛澤東的機會主義外交，以擱置中日之間的歷史恩怨和釣魚島之爭來換取日本對鄧氏改革的經濟支持。
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在一次演講中曾說：日本人靠軍國主義的武力殖民沒有完成的，現在正以和平的「經濟殖民」方式來完成。但這種殖民與武力殖民全然不同，它不是單方面強加的，而是一種機會主義的互利互惠。就中日經濟交往的客觀效果而言，對中國的幫助尤其巨大。
在我的記憶中，我這種「經濟殖民有益於中國」的言論，當時並沒有引起多少質疑，反而贏得聽眾的掌聲。大概因為，那時的國人，一方面，剛剛睜眼看世界，急於擺脫貧困的物質生活，也對外界充滿了新奇感和求知欲，想努力創造出文明而富足的生活；另一方面，經歷了極為慘烈的政治和極為貧困的經濟的國人，痛感自身與發達國家的巨大差距，還有那麼一點點來自切夫之痛的謙卑。八十年代，國人對日本的「經濟殖民」，確實是張開雙臂、熱情擁抱，正如對西方的「文化殖民」，當時的知識界熱烈歡呼一樣。
在獨裁制度下，國家是虛幻的而政權才是實在的，政權對人民的愚弄和踐踏才是活生生的。而一個肆意踐踏個體生命的政權，縱然以國家的民族的名義，也不值得熱愛。
1988年，我路過香港時接受金鐘先生採訪，說出了那句惹眾怒的「三百年殖民地」。現在回想起來，如此脫口而出的「大逆不道」之言，大概就是那次演講在腦子裏發酵的結果。然而，六四後，這句話卻成了官方指控我是「賣國主義」的主要根據。
一、細節的記憶
在我這代人的細節記憶中，尼克森訪華和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儘管中國還處在文革中，但一些美國的和日本的電影開始進入中國。當時，這類電影都是不公開的內部放映。以我個人的經驗，相對而言，日本電影的放映範圍遠遠大於美國電影。七十年代中期，我就看過日本電影，但從未看過美國電影。而我的一個朋友，卻看了不少美國電影，她記憶最深的是《美人計》。現在想起來，我還有些不理解，為什麼還在文革時期的中國，進口的日本片大都充滿軍國主義氣味，如《啊，海軍》、《三本五十六》等。如果是做反面教材，為什麼又不全國公映，然後來一場全民共討之？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日本產品大量進入中國的開始。除了港臺的歌曲和商人之外，大陸人對資本主義文明最切近的感受，大都來自日本。那時，最早公映的外國資本主義電影和電視劇來自日本，國人最崇拜的電影明星是日本的高倉健、真由美、栗原小卷、中野良子等人，青春偶像是山口百惠與三浦友和；最早享受到的優質資本主義商品也來自日本，各類國際知名的電器和汽車，幾乎全部是日本品牌。那時，誰家擁有一台日本原裝的彩電，誰能開上一台日本轎車，誰就會令人刮目相看；北京最早的計程車公司幾乎清一色的日本車；我熟悉的當時中國最響亮的民營高科技公司「四通」，公司高層坐的轎車也大都是「豐田」或「尼桑」；最早接觸到的資本主義式的現代管理，最早得到的大量外資，也大都來自日本。
那時的文化大論戰，也時常用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來對比中國「戊戌維新」的失敗，用日本現代化的巨大成就來對比中國現代化的一次次慘痛失敗。
八十年代，那個國人如有日貨，也算是地位、財富的象徵。我的一個好朋友，她家在七十年代末就有了一台日本原裝彩電。她回憶說，那時，每到晚上七點電視節目開始時，她家變成了小型電影院，同院的許多大人孩子帶著小馬紮來她家看電視。
日本援華的化肥尿素，尼龍包裝袋在中國極為罕見，「一人一條尼龍褲，前面是‘日本’，後面是‘尿素’，腰裏掖著百分數。」是當時耳熟能詳的民謠。民間傳言甚至將日本尿素的製作過程傳奇化：日本援華貨輪開往中國時，船上沒有尿素，只有製作尿素的機器，邊航行邊提取海水造化肥，等到了中國港口，就有一船滿滿的尿素。外國商品在中國推銷的最著名廣告語是：「有山就有路，有路就有豐田車」，連小孩子都能朗朗上口。
七十年代末，也是鄧麗君歌風靡大陸之時，她用氣嗓唱出的情歌，征服了大陸的年輕一代，唱垮了我們用鋼鐵旋律鑄造的革命意志，唱軟了我們用殘酷鬥爭錘煉出的冷酷心腸，也喚醒了我們身上被擠壓到生命黑暗處的情欲，人性中久被壓抑的柔軟和溫情得到了釋放。儘管，官方禁止牛仔褲和披肩髮，更禁止這類「資產階級的靡靡之音」，不可能在廣播裏聽到，第一個學著鄧麗君氣嗓的李穀一，被多次開會批判。但在私下裏，大家都圍著一台收錄機反復聽，在寢室裏、走廊裏、飯堂裏一遍遍地唱。偷聽鄧麗君歌曲所用的，正是索尼牌錄放影機，俗稱「磚頭」。那時，誰擁有那塊「磚頭」，誰就會得到眾星捧月般的簇擁。
令我欽佩的是，曾經在大陸擁有最多歌迷的鄧麗君，卻能經得住巨大市場的誘惑，至死不來大陸面對她的無數聽眾，非不能也，而不為也。她堅守著自己的承諾：大陸一天不改變現行制度，她就一天不會來大陸開演唱會。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我這代人經歷了外來的影片、文學、音樂和繪畫的審美洗禮，最早接受的當然是日本影片。《追捕》、《生死戀》、《望鄉》、《金環蝕》、《人證》、《遠山的呼喚》、《幸福的黃手帕》等影片，《姿三四郎》、《鐵臂阿童木》、《血疑》、《排球女將》、《阿信》、《聰明的一休》等電視劇，都是當時的國人非常喜歡的影視作品。《追捕》主題曲「杜丘之歌」和《人證》主題歌《草帽》，也隨之風靡一時。著名導演黑澤明、溝口健二和小津安二郎的影片，對八十年代中國先鋒導演很有影響。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雪國》、《古都》和《伊豆的舞女》，山島由紀夫的《金閣寺》的小說，也在大陸文學界熱銷；還有東山魁夷的繪畫，那種純潔到一塵不染的靜謐，讓國人看到了日本人審美的透明和精緻。日本美的核心「物之哀」，是我們那代人共同的審美記憶。而山島由紀夫是鐵杆極右分子，他曾發誓要以行動來「愛國忠君」，也真的於1970年11月25日策劃綁架自衛隊長官。他對自衛隊發表演說，號召發動軍事政變修改和平憲法，行動失敗後，他按照「武士道」精神切腹自殺。
這一切文學藝術中的日本人形象，與我們這代人在大陸作品中看到過的日本人形象完全不同（如電影《平原遊擊隊》、《鐵道遊擊隊》、《小兵張嘎》、《地雷戰》、《地道戰》等），似乎印證了日本文化的雙面：「菊與刀」。
我是七七屆，讀大二時，《追捕》在中國各城市放映，我們班的同學大都是在母校吉林大學禮堂看的。《追捕》的拷貝一天二十四小時連軸轉。班裏同學拿到的電影票分佈在一天的各個時段，但無論是什麼時段，大家都不會錯過。
那時，學校還專門組織我們看過一部日本紀錄片，名字忘了，但內容記得清晰，是專門介紹日本某大公司（豐田？）的現代化企業管理。管理之嚴格和計算之精細，令人乍舌。比如，員工從一處走到另一處，先測量整個距離的長度，再測量每步的尺度和所用速度，最後算出走完某段距離的時間，根據這些資料作出相應的規定。解說詞中我記得最清晰的一段是：一筆資金，在中國周轉一次，在日本卻能周轉十三次。這就是日本式資本主義的高效率。
耐人尋味的是，1985年，時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宏在戰後首次正式參拜靖國神社，而且選擇了極具象徵意義的8月15日，中曾根是日本歷任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次數最多的首相，任內共參拜過10次。但除了85年北大學生小規模的上街抗議之外，再也沒有像樣的民間抗議，也絲毫沒有影響日貨在國人心中的珍貴價值，反而85年的大學生上街抗日，變成了「八六學潮」和「八九運動」的預演。
在今天，波及全國的反日風潮，已經變成官方招之來而揮之去的木偶，白領們充當起抵制日貨的先鋒，一些自由派也拜倒在「畸形民族主義」的「民意」之下，中國知識份子的依附性命運又開始重演：入仕途，明主是上帝；處江湖，人民是上帝。
而在我看來，「民氣可用」的策略，不過是古老的無原則的縱橫術的拙劣翻版而已；在和平時代，想利用「畸形民族主義」來推進憲政民主，大概只能是「與狼共舞」。
二、宏觀的事實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國力軍力的提高，曾被魯迅痛批的國民性「一闊臉就變」驟然復發且膨脹。九十年代以來，歐美的資金、企業和產品的大量湧入，使中國人找到了日本的替代，政府不再僅僅指望日元貸款，國人也忘記了八十年代對日本貨（包括文化、電器、汽車等產品）的青睞；美國大片代替了當年的日本影片，南韓電視劇代替了日本電視劇，「哈韓」代替了「哈日」；賓士、寶馬、林肯、陸虎等歐美高檔車代替了日本轎車；摩托羅拉、愛立信、諾基亞等歐美電器代替了日本電器。現在的中國已經不需要過於依靠日本，甚至覺得即便沒有中日貿易，中國經濟也能夠保持高增長，所以，抗日風潮中的「抵制日貨」的聲浪不斷高漲。
然而，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日本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這是不爭的事實。
日本是中國吸收外資、技術引進的主要來源國之一，也是向中國提供政府貸款和無償援助最多的國家。從1979年至2004年，中國利用的日元貸款累計金額達3萬億日元，占外國政府向中國承諾貸款額的50％，居首位；涉及能源、環保、交通、教育、醫療、農業等專案165個。日本技術的先進也是舉世公認，對中國經濟的技術升級起到了其他發達國家難以比擬的作用。
毫無疑問，日本連續多年為中國最大貿易夥伴。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三十多年來，雙邊貿易額增長了160倍。中日兩國已互為最大的進口來源地，日本是中國第三大出口市場，中國是日本第二大出口市場。時至反日風潮強勁的今日，據日本財務省2005年1月26日公佈，日中貿易（包括香港）總額達到22兆2005億日元（約2146億美元），這是自1947年有日中貿易的記錄以來的最高水準，2004年中日貿易占日本國際貿易總額的20.1%，這一資料顯示，中國已經取代美國而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即便僅就大陸中國與日本貿易而言，2004年的雙邊貿易額也高達168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6.9%，連續第6年刷新歷史最高紀錄。預計2005年將達到1900億美元。
從兩國貿易的具體產品上看，中日經濟有著很明顯的互補性，日本出口到中國的產品中，一半是高科技的電器、機械、半導體等電子產品；中國出口到日本的產品中，紡織品第一（30％）、機械類產品第二（26％）、食品第三（11％）。中國出口到日本的纖維服裝類和蔬菜類的產品，分別占日本進口同類產品總量的70％和50％。中共商業部長薄熙來在2005年4月22日指出：2004年，中國進口日本機電產品651億美元，占從日本進口總額的69%；其中高新技術產品進口298億美元，占32%。
然而，中日關係的悖論卻愈演愈烈——20多年緊密而良好的經濟關係卻絲毫無助於兩國政治互信的提升——確實值得兩國的反省和深思。
三、國家機會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毒藥
必須承認，縱觀近代、現代和當代的中日關係，從來沒有建立在政治互信和道義共識的基礎上，而一向是基於單純的實力對比之機會主義外交，對方強大時就韜光養晦、甚至忍辱負重，自身強大時就蔑視對方、甚至兇相畢露。日本不會為了譴責中共獨裁的不義而犧牲經貿利益，中共也不會為了討還歷史正義而犧牲中日經貿。
所以，中日建交以來的三十多年間，即便在中日關係蜜月期的八十年代，無論日本對中國的巨大資金幫助，還是中日貿易的快速增長，對消除雙方的政治敵意來說，其作用實在是微乎其微。2004年，中國（包括香港）已經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對象國，但絲毫無助于緩解中國人的反日情緒，也無助於日本人對中國的敵視情緒的增長，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勢。現在，小泉首相在亞非首腦會議上再次道歉，北京政權也同步為反日風潮降溫，絕非出於雙方的政治互信，而仍然是權宜性的利益交換壓倒政治原則，在沒有達成任何政治原則共識的情況下的機會主義妥協。
而在這背後，是中日雙方的病態民族主義。日本的民主和中國的專制，絲毫沒有減弱中日爭奪亞洲老大的民族主義情結。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的民族傲慢由隱而現、由弱而強。1885年，日本著名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1835－1901）提出「脫亞入歐論」以來，日本人認定自身崛起之路，應該是擺脫貧困愚昧衰弱的亞洲而加入文明富足強悍的西方。日本人認為，日本之所以優於中國和朝鮮，乃在於日本有能力「擺脫亞洲之陋習」和「引進西洋之文明」。正如福澤諭吉所言：「今日如欲成事，則我國不應該猶豫不決地等待鄰國文明開化，共興亞洲；而應該脫離其行列，與西洋之文明共進退；對待中國、朝鮮之方式，亦不必因鄰國之故而特別和善，應該按西洋人對待之法予以處理。」時至今日，亞洲鄰國仍然能夠不時地感到這種「不必特別和善」的敵意，中國人仍然是「支那人」或「東亞病夫」。
當日本取得了中日、日俄之戰的兩次大勝之後，日本人自認為已經基本完成了「脫亞入歐」，而一躍上升為可以與歐美列強平起平坐的大國。於是，日本人眼中的亞洲便成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目標。在「解放亞洲」的「大東亞聖戰」中，儘管日本失敗了，但日本人並不認為自己敗給了亞洲的任何國家而是敗給美國，日本天皇在1945年發佈的《終戰詔書》，根本沒有提及中國抗戰。所以，時至今日，日本認同美國在亞洲的存在，但對東亞的另外兩個大國中國與南韓，日本至今保持著一種高傲的優越感。特別是與主要的競爭對手中國相比，戰後日本創造了經濟崛起和政治民主的雙重奇跡，以令人難以置信的日本效率完成了第二次「脫亞入歐」，政治上的美日同盟，經濟上的第二強國，使日本牢牢佔據了世界七強之一的位置。而人多地廣的中國，仍然停留在經濟和政治的雙重落後狀態，在國際關係中也仍然是欠發達國家的一員，其現代化程度與日本相距甚遠。即便近些年中國經濟有長足發展而日本經濟停滯不前，但在日本人眼中，政治上獨裁的中國，仍然遠遠落後於早已融入主流政治文明的日本。
中國人對日本的民族主義混合著自大和自卑的雙重病態。在國人說不完的古代驕傲中，日本一直是中國的學生，是「倭寇」；而在近代以來的較量中，中國是日本的手下敗將，也先後兩次變成了日本的學生，「戊戌維新」是學習「明治維新」，改革開放之處也主要是向日本學習資本主義經濟。但在中國人的民族意識深處，無論日本的經濟多麼發達，日本的政治制度多麼文明，日本仍然是「蕞爾小國」或「小日本」，日本人仍然是「鬼子」。而中國，憑著曾經燦爛的歷史和正在崛起的當下國力，仍然是亞洲老大。
現在，日本在經濟上是亞洲第一，但中國在政治上是亞洲第一（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而且，近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日本經濟的停滯不前，又讓國人看到了在經濟上超越日本的希望，一闊臉就變的民族根性再次復活並飛速膨脹。所以，對中共政權及愛國憤青而言，決不能讓日本通過「入常」來分享中國在亞洲的政治大國地位，歷史恩怨不過是阻止日本成為政治大國的藉口而已。否則的話，便無法解釋，為什麼對當代中國影響最大的兩個獨裁者——毛澤東和鄧小平，一個放棄對日索賠並多次感謝「皇軍」，一個擱置歷史恩怨而強調「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也很難解釋，照理說，從代際區別的角度講，八十年代的中國人對日本侵華史應該有著更多的直接體驗和間接瞭解，但那時的國人對日貨的極端青睞，對中曾根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漠然？也沒有多少人不斷地提起「南京大屠殺」？更無法解釋，號稱「史學最發達」的中華民族和「最具歷史意識」的中國人，為什麼對張獻忠「屠川」，滿清的「揚州屠城」，對國共內戰的自相殘殺，特別是對1949年後中共政權製造的舉世無雙的人權大災難……就那麼無動於衷？
連自家的歷史恩怨都不想清算的政權和民眾，就真的那麼在乎與他國的歷史恩怨嗎？
一個人也好，一個民族也罷，其正義感要具有內外的一致性，不能只把正義感指向外來不義，而一旦面對自身的更為令人震驚的不義，就變成毫無原則的犬儒。我當然希望：在對外關係上，即便日本給予中國再大的經濟好處，只要日本人一天不向中國人表示真誠道歉，中國人就決不會屈從於日本的利益收買，甚至做到寧可犧牲經濟利益也要討還歷史公正。但我決不相信，在國內問題上，完全屈從於獨裁政權的利益收買的國人，能夠真正保持「為義舍利」的正義感。在當下中國，對外正義感的飽滿和對內正義感的乾癟之分裂，凸現的恰恰是國人做人邏輯的內在一致——見利忘義的機會主義：對著大海那邊的政府呐喊，喊劈了嗓子，也沒有後顧之憂，還有愛國英雄的美名；而向不義的身邊政權挑戰，即便理性而委婉，也可能招致既得利益的損失。最為無恥的是，如此機會主義和精打細算的正義感，居然讓許多人產生道德上的「自我感動」！
在經濟上，日本是世界第二強國，自然在亞洲經濟的發展上負有重大責任，而中國，即便近年來經濟高速發展，但要達到日本經濟的規模和現代化水準，特別是人均GDP和經濟品質的水準，還有太長的路要走。更重要是，在政治上，日本也是亞洲最成熟的民主大國，理應在亞洲的社會轉型中成為政治民主化的最大推手。而日本的表現卻與其民主大國的身份不相匹配，甚至非常令人失望。日本所奉行的「經熱政冷」的跛足外交，如同中國的「政經分裂」跛足改革一樣，絕非一個負責任的民主大國所為。
日本現在所擔心的最大威脅是獨裁中國和極權北韓，全世界也都知道，沒有中共政權對金家暴政的支持，北韓政權不可能像現在這樣倡狂。如果中國變成民主國家，北韓也就失去最大的「盟友」，就將在亞洲、在國際上變成孤家寡人，真的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即便沒有馬上垮臺，其對地區安全的威脅也將大大降低。民主的中、日、韓，再加上自由國家的領袖美國，共同向北韓施壓，和平演變的可能性必然大大增加。
已經給予中國的經濟崛起以巨大幫助的日本，要消除中國威脅的最佳辦法，不是繼續維持「政冷經熱」的跛足外交，也不是強化國內的民族主義勢力，而是從現在開始改變其傳統的跛足外交，除了深刻反省歷史和真誠道歉之外，也要為亞洲的民主化承擔相應的責任。與其利用美日同盟在軍事上遏制中國，遠不如在政治上幫助中國變成一個民主國家。日本若能與美國與亞洲的其他民主國家一起，高舉自由、人權、民主的普世旗幟，致力於在外交上推動中國的人權改善和政治民主，既是在幫助中國人民，也是在幫助日本自己。甚至可以說，中國變成民主國家之日，就是一個自由、和平、共榮的新亞洲的誕生之時。
但我不知道，在中國的現行體制和日本右翼日趨強勢的情況下，以現在的中日關係及其國民心態，何時才能消除雙方的國家機會主義以及偏執民族主義情緒，使中日之間擁有真正的政治互信和道義共識。
直到現在，我依然清晰地記得《追捕》中一個畫面，高倉健飾演的鐵面男子漢杜丘騎在一匹駿馬上，真由美飾演的女主角坐在高倉健的身後，雙手抱著他的腰，頭貼在他結實寬大的脊背上。當駿馬的四蹄騰空、沖過一條河流時，他們的頭上是高遠而透明的藍天，腳下是湍急而清澈的波浪，駿馬的奔騰，在銀幕上畫出上下起伏的曲線，真由美的披肩長髮在起伏中隨風飄飛，美得令人迷離。影片的主題音樂，是那首沒有歌詞的「杜丘之歌」，在當時被國人唱遍大街小巷。
看過電影後才知道，這部影片的日文名字譯成中文，不是「追捕」這一毫無詩意的篡改，而是頗為浪漫的「君啊，你渡過憤怒的河！」
對於以前只看過有限的幾部革命影片的我們這代人來說，似乎第一次知道了銀幕上的英雄美女式的浪漫，真由美的披肩髮給我的視覺衝擊，至今還記憶猶新。
我懷戀曾經飄飛在中國的真由美的披肩長髮，正如日本「大化革新」時代的貴族能將《長恨歌》倒背如流一樣。
沒有仇恨、沒有詛咒、沒有打砸，而只有兩情相許的愛之美。
2005年4月27日於北京家中（《民主中國》首發05－04－30）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