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不寐：給《時代》周刊的一封公開信
【大紀元8月2日訊】尊敬的編輯先生
我是一名中國人，我想代表和我有共同觀點的一些中國讀者，對貴刊2005年6月20日發表的“中國的新革命”(CHINA’S NEW REVOLUTION)一組文章，表達我們不同的看法。我們認為這貴刊關於中國的觀點是片面的，貴刊記者可能過於依賴他們個人在與北京的關系中所得到的官方資訊，這導致他們對中國的真實情況缺乏全面的了解。 從歷史上看，西方漢學和西方的中國輿論一直存在一個問題，他們的觀點往往受中國政府自身觀點的影響，這種狀況在大躍進時期和文革時期都存在。協助或附和中宣部關於中國崛起和中國穩定的神話，不僅將助長北京獨裁政權在國內和國際事務中的傲慢，而且對中國普普通通陷入經濟困境和政治災禍中的人來說，也是不公正的。對一個非正義體制的恭維，是對所有抵抗這種非正義的人們、以及被這種非正義所踐踏的人們的漠視與侮辱。
一
貴刊制造的“中國的新革命” 是從敘述一位二十歲的農村姑娘劉麗(音譯)在一家為美國出口服裝的制衣廠工作開始的，這位幸運的姑娘月收入為一百二十美元。我想這位作者可能沒有注意到一些中國勇敢的記者關於中國大陸一些企業普遍使用童工的報道，而劉麗這樣的女工完全缺乏基本的福利保障和工會保護。更重要的是，劉麗並非代表了中國農村女孩的普遍命運。
2003年05月21日，英國布魯內爾大學經濟系高級講師劉芍佳在BBC網站發表過一篇評論，她轉引中國社科院一位社會學家關於中國妓女現狀的調查指出，中國做妓女的主要來自三類人：一類由鄉下進城的打工妹轉換過來， 這類人占妓女的主要部分。據說，東莞有一家工廠，100多個川妹子進廠後，兩年內轉去做妓女的一半有余，剩下的都是些先天條件不足的。 第二類是由組織賣淫的“雞頭”直接從鄉下“哄騙”而來的。農村女孩的不幸命運是和貧困與社會不公聯系在一起的。這些鄉下打工妹進城即使找到工作，報酬大多為600至700元月薪，除去吃喝及一些零用錢，再除掉每月寄回鄉下的二百元錢，月底基本上是所剩無幾。作者說，顯然，鄉下妹為“中國制造”干死干活，到頭來與城裡不干活的人的收入相比，沒有多少差別，基本屬於一個收入階層：低收入或貧困群體。中國有多少妓女呢？這篇文章告訴人們一個參考數據，中國賣淫業每年創產值超過數百億元。另一個參考數據是，中國妓女的一次性交易費用大致在10元人民幣到1000元人民幣之間。農村女孩另外一個悲慘命運是被拐賣。2000年10月20日 新華社報道說，2000年4月到10月，中國至少有110,000名被綁架的婦女和13,000兒童被救出。與此相關的是，2003年12月2日《南方都市報》刊文披露，中國已有5萬多名棄嬰被外國家庭收養，這個數字還在繼續增長。因此香港《蘋果日報》的批評說：“中國出口孤兒，年進帳7.5億”。這樣的“中國崛起”是令人汗顏和難堪的。
劉麗個案背後是中國嚴重的失業問題。有學者報告說，中國的城鄉總和失業率為21.6%。 而這一數據中相當比例為“農村剩余勞動力”。
二、
貴刊“濃墨重彩”地贊揚了中國的穩定，這尤其令人詫異。中國是如何實現穩定的，以及中國社會是否真正穩定，這一點即使對中國政府來說都是非常清楚的。我想貴刊的記者即使不知道1989年以來鄧小平和江澤民聯合制定的“穩定壓倒一切”的基本國策，也應該知道塔西陀對羅馬暴政的經典批評：“你們把城市變成一片廢墟，然後稱之為和平”——什麼是中國的“穩定”呢？他們把整個國家變成勞改營，然後稱之為穩定。
中新網（2005）7月7日消息，中組部副部長李景田在答記者問中承認：“最近中國農村發生的這些事情，我們把它叫作‘群體性事件’……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進入了關鍵時期，這個時期就是人均國民收入從1000美元到3000美元。這段時期，有人把它描繪成既是黃金發展期，也是矛盾凸顯期。所以，由於改革的不斷深入，由於發展，有些矛盾可能會集中地顯現。”
那麼中國的“群體性事件”已經嚴重到什麼程度了呢？據香港《華南早報》2005年7月7日報道，中國公安部長周永康5日在北京舉行的全國政協常委會上說，中國集體示威從1994年的1萬次劇增為去年的7.4萬次。 這一數據僅僅是參考數據，因為實際發生的騷亂顯然更為頻繁。一個每年發生7、8萬次群眾騷亂的社會被稱為和諧社會或穩定社會，而這種和諧和穩定又是在密不透風、殘酷至極的警察、軍隊鎮壓下實現的，這樣一來，中國的穩定的基本性質和狀態已經非常清楚了。最近河北出現了定州慘案，這一事件震驚中外。然而事實上，政府使用警察力量和黑社會暴力掠奪平民、鎮壓抗議，在全國范圍內廣泛存在。
關於中國穩定的那些文字，至少在定州那裡應該化成一片灰燼。
三、
特別使人震驚的是，《時代》周刊的這組文章也談到人權、宗教等問題在中國得到了極大的改善，文章說中國人可以公開批評政府，可以尋求法律手段保護自己。這已經近乎說謊了。本月初剛剛發生的網絡作家李建平案（涉嫌在網絡上發文“誹謗政府”）、蔡卓華牧師案（因自費印刷和贈送《聖經》而給控“非法經營罪”），是對這類謊言最新、最直截了當的指控。
“六四”以來，中國僅“民主黨”一案，其成員被中國政府判處重刑，其刑期加起來就長達上百年。中國人從來沒有所謂的公開批評政府的權利，更缺乏尋求法律手段保護自己的可能性。
2005年5月25日，國際特赦組織亞太區運動統籌葛樂彬在香港表示，中國的人權捍衛者及民間活動發起人在政治敏感期仍會被中共當局任意拘留或軟禁在家中。對於法輪功、非官方天主教組織、新疆及西藏分離份子等精神運動及宗教組織也予以壓制。國際特赦組織在“二零零五年國際特赦組織年報——全球人權狀況”的報告中說：中國大陸各地存在廣泛及嚴重侵犯人權的問題，數以萬計的人繼續被中共拘留或監禁，他們的基本人權受到侵犯，而且處於被施酷刑及虐待的高度危險中。葛樂彬說，數以千計的人被判死刑或遭處決，很多都是在不公平審訊之後發生的。因為強制拆遷及征用土地卻賠償不足的問題，引發的公眾抗議有增無減。中國持續利用全球“反恐戰”把對新疆維吾爾族人的鎮壓合理化，西藏及中國其他藏族地區的表達及宗教自由持續受到嚴厲限制。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主席廖佩珊指出，中國當局持續使用“刑法”與“顛覆”及“國家機密”有關的條文，以及定義含糊的國家安全罪名，去檢控和平的活躍人士及改革倡議者。律師、記者、對抗愛滋病或愛滋病活躍人士及住屋權利倡議者，都因為記錄人權被侵犯的情況、推動改革或嘗試為權利受侵犯人士尋求補救，而受到騷擾、拘留或監禁。廖佩珊說，中國仍有大量的死刑處決個案，在全球錄得的三千七百九十個處決個案中，中國占了三千四百個個案，相信真實數字遠高於此，估計中國每年處決的人數約有一萬之多。
另據自由亞洲電台報道，在美國華盛頓的國家新聞俱樂部執行主任庫珀則就2004年度“新聞界所受攻擊 (Attack on the Press) ”報告列出多項重要數據進行說明時強調：去年全球有一百二十二名記者被囚禁， 僅在中國一地被拘押的新聞工作者人數幾乎占全世界被關押記者總數的三分之一，共四十二人。保護記者委員會專門負責亞洲區域項目協調工作的賴特稱，中國已連續六年成為關押記者人數最多的國家。她說，該委員會發覺這個數字在六年內增加了一倍。近年更多使用互聯網的網路新聞工作者及作家亦順理成章成為政府攻擊的目標，而對傳統新聞工作者的攻擊仍在上升。以去年為例，中國當局對南方都市報的的多名編輯進行逮捕以及判刑，包括該報的前主編程益中，編委李民英，以及副總編喻華峰等。《紐約時報》的駐京華籍研究員趙巖亦因為《紐約時報》率先獨家披露江澤民辭去中央軍委主席的消息，而被中國國安局指控涉嫌非法向外國人洩露國家機密，監禁至今。實際上，以上個案只是中國眾多新聞工作者被捕的案件中的少部份。但由此已經證明中國新聞工作者受監控的問題一直沒有改善。
人民普遍認為，對於許多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寄以厚望的人來說，2004年是令他們失望的一年。但是顯然，《時代》周刊試圖扭轉這種普遍的失望，但貴刊沒有使用令人信服的數據。中國信息產業部上周說，截至6月30日，未向信息產業部ICP/IP地址信息備案管理系統辦理備案手續的境內互聯網站，將被依法暫時關閉，相關接入服務提供者暫停為其提供接入服務。新華網刊登的報道說：“目前約有1/4的網站因未備案面臨暫時關閉。”亞洲新聞網據此報道說，根據中國官方的統計數據，中國截至去年底在.cn域名下的互聯網站總數達到了66.9萬個，這還不包括在非.cn域名如.com域名下開設的網站。中國去年下半年增加的.cn域名下的網站有4.2萬個。這意味著，至少將有17萬個網站將被關閉。中國信息產業部今年2月發布的《非經營性互聯網信息服務備案管理辦法》規定，所有網站都必須“在主頁底部的中央位置標明其備案編號，並在備案編號下方按要求鏈接信息產業部備案管理系統網址，供公眾查詢核對。” 這個辦法規定，中國的互聯網接入服務商，不得為未經備案的網站網站提供服務，而一旦當局認為網站應當關閉，服務商就必須立即執行。對於違反其中每一項規定的網站，每項違規都將被處以高達1萬元人民幣的罰款。需要備案的網站包括商業網站、政府網站和個人網站。
中國言論自由狀況正在嚴重惡化，人權正處於危機之中。在這種條件下談論中國人權的進步是令人費解的。事實上中國人權問題的受害者不僅僅是持不同政見者和一些勇敢的記者，由於缺乏自由和法律救濟手段，中國普通公民每時每刻都處於恐懼之中。最近發生的佘祥林等10大錯案不過是中國人權狀況的冰山一角。這些 令人發指的案件包括胥敬祥“搶劫、盜竊案”、佘祥林“殺妻案”、王樹紅“強奸殺人”案，河北承德陳國清“搶劫案”、唐山李久明“故意殺人”案、河南省安陽縣秦艷紅“強奸案”、聶樹斌殺人案等等。
中國的“生存權”狀況如何呢？有學者統計，2003年，中國每10萬人中，交通、工傷、火災死亡人數達13.6人，每10萬人死亡率從1979年的4.4人增至10.6人。關於中國非正常死亡問題，《了望》周刊2004年4月初發表了《考驗轉型期的社會體制》一文，該文披露中國每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數包括：（1）每年有１２萬人死於結核病;因患血吸蟲病或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數不詳。（2）全年至少有２８．７萬人自殺死亡。（3）、2001年因食物中毒而死亡的人數是１８４人；專家估計實際中毒人數可能是統計數的１０倍以上，因此因食物中毒而死亡的人數也可能是不准確的。（4）生產安全事故導致死亡的人數近１４萬。（5）每年由於自然災害造成數千人死亡。（6）火災年平均損失近２００億元，並有２３００多民眾傷亡。（7）各類刑事案件死亡年均近７萬人。（8）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大概是10萬人。（9）每年的死刑人數至少一萬人。大致推算，中國每年非正常死亡數字在80萬人以上。
這些案件發生在任何國家都將是國恥並受到普遍譴責。我不知道為什麼頻繁發生這些災難的中國，反而被贊揚為人權進步。這是一種特殊性質的種族歧視，它等於認為中國人被警察凌辱、非正常死亡是天經地義的，相關案件對於中國人來說根本不是人權問題。先生們，這是不能容忍的。
四、
據說，《時代》還采訪了中國社會各種精英人物，從企業巨頭到民族主義者，從持不同政見者到傾聽民意的地方政府領導，從關心同性戀權益的律師，到作家，熱門電影人等等，這些代表人物的想法和作為向美國人展示了中國令人驕傲的變化。值得一提的是，5月9日的最新一期美國《新聞周刊》以“中國世紀(china’s century)”為總題，用了21個版面對這些“令人驕傲的變化”進行了更為密集的報道。據說，“中國崛起已不是預測而是事實”。據說，中國崛起“最驚人的增長樣板是上海”。據說，“中國的增長為世界帶來了顯而易見的巨大益處，特別是對美國。”據說，“中國25年來的年均增長率達到9%，是有記錄以來大國經濟的最快增長速度。同期，3億人脫貧，中國國民的人均收入上升了4倍。”據說，“迄今為止，沒有發生大規模的社會動蕩。中國領導人應當為這一歷史性的成就獲得高分。”據說，中國是令人羨慕的，“印度官員總是說，中國官員不需要擔心選民。”……
我不知道《時代》周刊采訪了哪位持不同政見者，而他又是怎樣“向美國人展示了中國令人驕傲的變化”。但我知道，“中國社會各種精英人物”並不代表普通中國人。我知道，中國崛起“最驚人的增長樣板是上海”，但上海不是中國。我知道，中國GDP統計模式及其年均增長率達到9%是一個倍受爭議的數據，而建立在這一官方數據基礎上的結論是令人猜疑的。我知道，中國3億人脫貧的同時有多少人淪為貧困人口，而中國國民的人均收入上升了4倍，這一收入具體是怎樣在居民中分配的。我知道，“中國是令人羨慕的”的那些“政治優勢”在美國和西方國家是無論如何不能被接受的政治罪行，需要說明的是，在中國，他們同樣是。
為了是使刊以及一些西方讀者更全面的了解中國，參考以下一些數據和事實是必要的。
1、朱慶芳：數字裡的中國社會和諧度
中國的社會發展支出與世界各國相比是偏低的。以基本可比的社會保障、教育、 衛生三項社會發展支出合計占GDP 的比例，中國2003年為7%左右，低於美、法16%和30%，也低於波蘭、俄羅斯、伊朗、巴西、南非占27%-10%的比例。衛生經費的投入更少，占GDP的比例長期徘徊在0.4%-0.5%之間，歷年呈下降趨勢。
2004年底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衛生部副部長說，在近幾年中央財政支出中，衛生支出僅占1.6%-1.7%，其中有 70% 的醫療費用於占總人口30%的城鎮，在農村約有40%-60% 的人因看不起病而致貧、返貧，中西部地區因病而死亡的比例高達 60%-80%。衛生部在2003年公布的傳染病發病率比上年上升6.7%，死亡率上升了37%。據世界衛生組織2000年對191個成員國的衛生績效進行的評估排序，中國居第144位；在衛生負擔公平性的評價排序中，中國居第188位，比印度、埃及、巴基斯坦、緬甸還低。中國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左右。長期以來教育經費的增長慢於GDP的增長，教育彈性系數一直低於1%，按人口平均2003年為290元，僅折合35美元，只相當於美國上世紀90年代1406多美元的2.7%。2003年全國15 歲以上文盲率達11%，西藏、貴州、雲南、甘肅、青海西部地區高達55%-20%；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占總人口的比例只有5.1%，西部地區只有1%-4%。據對清華川北大的調查，來自農村的學生僅占1/5。城市人口中的大專和本科學歷比例明顯高於農村，竟分別高達55倍和280倍。
（上述數據與 軍費增長的對比是引人矚目的：中國在今年3月宣布，計劃在本年度增加12.6%軍費。 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發表的“2004年全球軍費報告”顯示，全球軍費在2004年達到冷戰結束後的最高點一萬億美元。美國、中國和印度是軍費增長最快的國家。 美國海軍學院教授余茂春表示，中國的實際軍費比官方宣布的數字要高出70%。）
2、孫立平：90年代以來貧富差距的幾個新特征
按照世界通常標准，基尼系數在0.3 以下為最佳的（Best）平均狀態，在0.3-0.4之間為正常狀態（Normal），但超過0.4 就算進入警戒狀態（Warn），達到0.6 則屬社會動亂隨時發生的危險狀態（Danger）。截至2000年底，在20萬億元的國內金融資產中，80%為占總人口30%左右的城市居民所擁有，其中近一半又被只占城市人口20%的少數高收入階層占有。也就是說，占總人口6%的人占有了40%的金融資產。不過，另外一些調查表明，財富的集中程度要更高。比如，一項在1999年進行的城鎮居民抽樣調查表明，不足5％的富人占有當時全國居民儲蓄存款總額6萬億元的一半，即3萬億元人民幣。（城鄉差距擴大。城鄉差距1985年曾縮小為1.86倍，以後逐年擴大，2004年擴大為3.21倍。實際的城鄉收入差距應為 6倍左右，這一比例大大超過了世界各國。）
3、何清漣：二十世紀後半葉歷史解密
中國政府在此刻意回避了一個人均GDP，盡管我們GDP總額很大，但是人均GDP才剛剛超過一千美元，還屬於國際援助國的范圍。GDP它確實衡量一個經濟高速成長的指標，但是它不能衡量的東西太多了。第一，它不能衡量這個社會為高速成長付出的的生態成本；第二，它不能衡量社會財富的分配是否公平；第三，它不能衡量社會福利的增長。所謂社會福利的增長是三大要素：養老保險、醫療保險與義務教育。
2003年一年，中國消耗了全球新增石油的30％，鋼材的30％，水泥的40％和全球直接投資的四分之一。從這些年中國經濟增長所消耗的能源及原材料總量來看，中國經濟增長的每一步都對世界資源形成了極大的需求。
4、路透社：中國貧困人口1億4千萬
美聯社報導說，中國貧困人口中，有2900萬人口年收入不到81美元，屬於絕對貧困人口。另外還有4900萬人年收入在81美元到112美元之間。路透社說，中國的赤貧標准遠遠低於國際上的有關定義。如果按照聯合國制定的人均1天1美元以下就屬貧困的標准，中國人口中，大約有1億4千萬人仍然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另據新華網的報道，中國２００３年有１４６０萬貧困人口脫貧，卻又有１５４０萬人返貧。中國貧困標准僅僅是世界銀行標准的13分之一。薄熙來在最近出訪中承認，中國有9000萬人每天生活費低於2.50元人民幣，而按照世界銀行的標准，中國農村的貧困人口有2億。 世界銀行和聯合國在1993年設定的貧困線為每人每天1美元，即8.20元人民幣。而13億人口的中國，目前設定的平困線為年收入668元人民幣，也即每天每人1.83元人民幣。
5、英國《金融時報》：中國世紀還相距甚遠
在中國公司為主角的兩大並購案中，聯想和TCL通過廉價出售其股權實現了目的。TCL購買湯姆森電視業務沒有支付現金，湯姆森公司保留了其電視業務1/3的股權，並有權將所持合資公司股權換為相當數量的TCL國際股權。聯想向IBM支付了12.5億美元的現金，承擔了後者5億美元的債務，還送給後者19%的股權。在這兩項交易中，西方公司都甩掉了包袱，大陸公司則像是在進行一場賭博。上周，台灣明基公司收購了西門子經營狀況不佳的手機業務。這筆交易與上述兩筆有著明顯區別。西門子提供約2.5億歐元的現金與服務，作為對未來手機相關核心專利的開發、營銷業務的拓展及共同品牌的推廣，同時西門子還以5000萬歐元購入明基2.5%的股權，而明基公司還可享有西門子手機的所有專利權。與此相比，當TCL收購湯姆森的電視業務時，卻沒得到利潤最高的顯像管制造這一塊。如果給這些收購案打一個比喻的話，台灣公司就好比坐在了駕駛員座位上，而大陸公司只不過搭個便車而已。
6、香港商報：新一輪“中國繁榮”乃信貸失控所致
僅在2002至2004年這3 年間金融體系的貸款就增長了58%， 增長數額為7850億美元。這場最新的 “中國繁榮”是由信貸失控推動的。去年10月，中國銀監會承認，自 2002年以來新發放的220億美元汽車貸款的拖欠率已超過50%。資產管理 公司不僅成了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垃 圾場，也成了失敗的投資集團、證券 公司和政府基建項目的‘資產’垃圾 場。政府讓這些資產管理公司發行帶 息債券，但卻拒絕對這些債券明確承 擔償付責任。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又 動用數百億美元外匯儲備來充實銀行 的資本金，而這種金融手段無非是要讓“清理完畢”的國有銀行在海外上市。
中國崛起的神話集中在所謂中國的“經濟奇跡”方面。中國奇跡最大的問題是，它與普通中國人幾乎無關，或者說 ，大多數中國人生活在中國崛起的神話的陰影之下。那種以中國仍然沒有發生動亂為根據證明中國道路成功的思維方式是可疑的，因為人們不能用暫時現象作為長久的證據。事實上在所謂的經濟奇跡方面，中國的成績與當年“第三帝國”的成績相比也是相形見絀的。僅是就業為例，1933年初，希特勒上台時德國失業率為33%，1933年底就減少了1/3，以後逐年減少，到1938年失業率僅為1%。1933年到1938年德國國民生產增長了102%，平均年增長率11%，5年裡翻了一番，國民的收入增加了一倍。當時整個西方國家對納粹的經濟奇跡或“德國崛起”及金融奇才沙赫特博士稱羨不已，但歷史給世界的教訓實在是容易讓人遺忘的。這個世界仍然是一個急功近利、目光短淺的世界。中國當然不是一個侵略成性的國家，這不是它的民族性格。但中國的政治結構與第三帝國是驚人相似的。因此，第一，如果中國沒有那樣的經濟成功，制造中國崛起的神話就是不誠實的。如果中國取得了某種經濟進步，但無視一個極權國家的政治黑暗的評論，是不公義的。
五、
據說，《時代》周刊的報道還批評了中國的環境污染問題。關於中國環境為它的經濟發展所付出的代價，我們僅僅引用中國官方的報道就足夠了。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不久前表示，根據2003年的統計數據，中國流經城市的河段90%受到嚴重污染；有近3億農村人口飲用不合格的水；全國近1/3的城市人口生活在嚴重污染的空氣環境中。
我的問題是，既然承認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一嚴重敗壞環境為代價的，那麼對這種犯罪式經濟的贊揚根據的又是什麼標准呢？這是一種民族本位主義的評論，還是商業自利主義的評論呢？中國對環境破壞而取得的經濟增長，暫時受益者僅僅是中國政客和海內外商人，但整個國家、後來人以及全世界，都將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
編輯先生，我們以自己的方式熱愛自己的國家。我想這種方式與美國人熱愛自己的國家的方式是一致的。沒有人比我們更希望中國崛起，特別是希望每一個中國人都過上自由富足的生活。但是，要實現這一理想需要誠實而不是自吹自擂。100多年以前，一位偉大的俄國作家說，我愛我的祖國，因此我不想對她說謊。我想這也是我們今天應該引為境鑒的標准。美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他們對人類正義事業的擔當贏得了廣泛的尊敬。只是今天我要告訴你們，貴刊所告訴人們的那個中國，不是我熟悉的那個中國。而那個中國，無論是對於中國人還是美國人，無論對於亞洲還是世界，都不是一個值得贊揚的國度。1949年，毛澤東告訴中國人說，你們站起來了。當時，國際社會很多人附和這一聲音。五十多年以後，“站起來”的中國人中大約有8000萬人非正常死亡。今天，江澤民和胡錦濤告訴世界，中國盛世了，和諧了，崛起了，包括貴刊在內的國際輿論附和這一聲音。然而，在中國“崛起”中，中國2億人相當於整個美利堅合眾國的人口，生活在饑寒交迫的絕對貧困之下，每年80萬人相當於美國一個中小城市的人口非正常死亡，而千萬人因為誠實地說出了他們對政府的看法而被關進監獄，這個政府還在信息時代徹底封鎖了網絡，同時由於生態環境的破壞他們把整個國家淪為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因此，我想在這裡告訴你們，大多數中國人希望中國崛起，但現在還沒有。我們不能在墮落中作惡自害，我們需要在罪惡中懺悔並獲得救濟贖。
請你們為中國禱告。
我也願意為你們禱
2005年7月9日星期六於蒙特利爾
(首發北京之春7月號)(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