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教授談民國時代經濟發展

【大紀元12月15日訊】（按語：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袁偉時教授老當益壯，今年又有《近代中國論衡》和《晚清大變局》 (繁體版)两本書在海外出版。最近袁教授在一個研討會上再次回顧了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化轉型的坎坷過程和巨大代價，言人之所未言，表現了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道德勇氣、寬濶視野和渊博知識。本文是據記錄整理。）

一，有自由、有穩定，經濟就發展

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好時光是清末平定義和團以後，當時民營工礦業數目以每年百分十五的速度增加，還有其他各方面的成就。十八世紀末政府財政收入每年是八千萬两；甲午戰爭前收支基本平衡，甲午戰爭後因賠了日本二億三千萬两，財政才垮了。但經清末新政十年的改革，到辛亥革命前的一八一 O、一八一一年，經濟又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稅收達到了三億兩。

國民政府時代的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即抗日戰爭的前十年，經濟每年也是以百分之八、九的速度增長，那時除了蘇聯搞五年計劃靠強迫工業化和強迫農業集體化有所增長外，其他國家都處在世界性經濟大衰退期，有的國家衰退達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中國經濟在當時是一枝獨秀。北洋政府時期，經濟也有長足進步。 然而今天中國每年百分之八至十的經濟增長，卻成了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根據。

過去教科書告訴我們，中國的落後是由於帝國主義的掠奪和壓迫。這要做具體分析：甲午戰爭的《馬關條約》是國耻，但《條約》中”日本国民得任便在中國各口岸設廠製造，貨物進出口收稅百分之五後不另征稅”一條，却是有利中國經濟發展的。因為日本人可以享受這條款的好處，大清國民也可以享受這條款的好處。以前政府剝奪國民的經濟自由，如不許買輪船、修鐵路等；現在有了那怕是不完全的自由，經濟也可以得到很大發展。在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一的幾年間，民企在數目和資本上均超過外企。從辛亥革命到一九二七年，十六年內發展速度是晚清甲午戰爭後十六年的兩倍。以前說這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各帝國主義國家”無暇東顧”，實際不是這樣。事實是，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前，中國私人經濟的基礎已經建立起來了。

二，中國發展的主要障礙在中國自己

中國發展的主要障礙在中國自己：沒有自由、沒有穩定。經典馬列主義也認為，內因是發展的主要原因；一百年來包括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歷史都証明了這點。義和團之後，中國社會基本穩定；辛亥革命之後的一九一二至一九二七年，也基本穩定；國民政府在抗戰以前也相對穩定；原來「租界」就是最穩定的地方。太平天國叛亂時期，大量的有錢人帶着資金和人才進入租界，上海因此得到第一次大發展而成為遠東金融中心。當年上海是繼紐約、倫敦之後的第三個黄金交易中心。

平定義和團後到三十年代，中國外貿增加了五倍，而日本只增三倍，印度幾乎沒有增長。這是中國的開放也就是自由程度比日本還要高的緣故，租界正是中國開放、自由的窗口。 抗戰前，外貿發展很快。抗戰開始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仍是金融中心，租界因為戰爭一下子多了四千多間工廠。租界社會雖屬畸形，但還是有嚴格的法制。例如香港，過去沒有民主但有法制，所以發展起來了。

「 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在東北的投資猛增，日本在華投資百分七十二在東北。不到六年，東北地區工業產值就增長了四點六倍；一九四三年比一九三七年又增長了二點二倍。一九三七年東北地區的鐵、銅、鋼產量均佔全中國的百分之九十，發電量、煤產量等則佔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許多重工業產品產量居全中國首位。在東北的日本公司有六千餘家，資本總額五十六億美元。東北成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擁有全國最大的兵工廠，是最大的產糧區，滿洲首都新京比上海還富裕，東北地區 GDP佔全國的四分之一。 (王書林：《厭惡毛時代》)臺灣地區的工農業、教育，都是在日治時代得到很大發展。(本段為筆者補充)

三，中國人多死於自相殘殺

從死人情况看，同帝國主義打仗死得不多，主要是自相殘殺。一八四O年鴉片戰爭爆發前，中國人口四億三千萬；到一八七O年剩下三億多，損失了一億二千多萬。中國最富庶的江浙地區在太平天國戰亂中受害最嚴重，人口至二十世紀才大致恢復到鴉片戰爭前的樣子。

中國在抗日戰爭中死了二千五百萬；但三年大饑荒卻死了三千八百萬，這是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到各省查了擋案，經反復核對統計出來的。再加上其他災荒、內戰、政治運動造成的死亡，中國二十世紀的不正常死亡超過一億人。

四，「身贵自由，国贵自主」

研究軍閥史、地方史發現：廣東人最懷念的就是陳濟棠時代即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五年，當時廣東經濟得到穩定的發展；軍閥也講民主，廣東有省議會，政治很開明；當時廣州中山大學校園一萬畝，全國第一；中山大學經費也是全國第一，因為陳濟棠劃出幾個稅收歸中山大學作經費。山西老百姓對閻錫三評價就很高，西南聯大辦得很好，桂林成為戰時文化中心，是得益於雲南和廣西地方勢力的保護。

以前說湘軍、淮軍的強大為破壞統一、軍閥混戰埋下禍根，這是不符合事實的。一個國家是否強大，國民是否幸福，是取決於這個國家的制度而與國土大小無關的。「身貴自由，國貴自主」，國家盛衰的關鍵在「自由不自由」。這是過去的總結，又是將來中國社會改造的綱領。二十多年改革開放的經驗，恰恰證明嚴復這段話是非常英明的。

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是托逐步擴大經濟自由之福。今天所以存在那麼多問題，還是自由問題沒有徹底解決，很多部門還是政府壟斷，金融部門、國防工業不能進去，如此等等。 經濟自由尚且沒有徹底解決，其他領域更不用說了。以為可以靠民族主義，靠排斥西方文化，就可以使國家獨立和強大，代價是國家一再受人侵略。

五，剷除民族主義、激進主義、民粹主義思潮

轉型之所以艱難，根子在民族主義思潮、激進思潮、民粹主義思潮之泛濫。英國人栢寧說：「民族主義危害影响最大」；民族主義以愛國主義面目出現，但並不是真正的愛國，相反是害國。抗戰中民族主義掩蓋了民主自由，國民黨提出的「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口號，就埋下了後來內戰的根源。一九九 O年幾個靑年東拼西湊的《中國可以說不》，憤青替「九‧一一」事件歡呼叫好等等，都是民族主義的表現。所以，知識分子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

一九四九年以後，民族主義又以新的形式出現：自封「中國是世界革命中心」，狂妄地提出「我們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被壓迫的人民。」五十年代越南共產黨的《黨章》規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胡志明作風為指導，很令中國人自豪。中共剛執政就在北京開了個”亞洲、澳洲工會代表大會”，成立了亞澳工聯。這個大會就是要推廣中國革命成功的所謂三大法寶：武裝鬥爭、統一戰線、黨的建設。派中國人到東南亞去領導革命鬥爭，在馬來西亞等地開展游擊戰，搞得這些地方一片戰火。當年滿心熱情回國参加抗戰的華僑青年，一九四九年以後動員他們回原僑居地鬧革命。有一個老幹部就不回去，讓他當該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他也不幹。

六，勇於跟現代文明接軌

激進思潮就是把鬥爭極端化。近代激進思潮起源於孫中山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不但打亂了清末憲政改革，還製造了經濟危機。辛亥革命前每月軍費不過三百多萬元；辛亥革命後每月達九百萬元；冒出幾十萬革命軍，僅廣東省就有十四萬八千人；一下子把財政打亂了。當時全國只有九萬两庫銀，結果要善後大借款。這是國民黨投票贊成的，不是以前所說的什麼袁世凱出賣主權借錢鎮壓革命等等。

孫中山和陳炯明在統一中國問題上的两条道路鬥爭：陳炯明支持聯省自治，贊同聯邦制；孫中山卻主張武力統一。一九一三年對「宋教仁案」的处理，國民黨內部有很大爭議。當時已經掌握了袁世凱集團的證據，上海市檢察院也向趙秉鈞發出了傳訊，完全可以遁法律途徑觧决的。但孫中山卻一意孤行搞第二次革命，結果因兵力不足，導致全軍覆沒。民粹主義也是妨碍現代化的有害思潮。

在制度文化上，現代國家是大同小異的。中國得趕緊承認傳統的制度文化是不行的，勇敢地拋棄過去哪一套，跟現代文明接軌。二OO一年決定參加WTO，等於承認了西方現代文明的遊戲規則，不僅是經濟上的、還有法制上、政治制度上的規則。 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中國相繼在聯合國兩個人權公約上簽字，一個是社會權利公約，一個是政治權利公約。這兩個人權公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政治思想總結，簽了字就意味著從理論上、道義上、原則上願意和世界文明接軌。在向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執政黨應該比大清皇帝更高明一點，不能再拖延改革而逼出革命來！

《開放》2006年11月號(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