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英國左派讀書俱樂部的故事
【大紀元4月18日訊】30年代中期的英國正處於經濟危機之中，百業蕭條，市面冷清，歐洲大陸崛起的法西斯更使這個孤懸海外的帝國處於陰霾之中。國運如此不濟，不列顛的島民們多半鬱鬱寡歡，天色未黑就紛紛放下窗簾，偎在火爐邊用紙牌算命。
然而，每逢週末，在倫敦和其它很多城市裡，卻有眾多男女行色匆匆地離開家門。他們右手披著雨衣或夾著雨傘，左手都拿著書和筆記本，有的駕車，多數搭乘巴士和地鐵，來到一些書店、咖啡館和住家。他們敲開門，主人熱情地將他們迎進，在客廳的沙發上圍坐成一圈。當他們將帶來的書打開，放在面前的茶几上後，頭頂的吊燈便在咖啡的芬芳中溫馨地照出了書的封皮：《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資本主義能存在下去嗎？》、《為什麼資本主義意味著戰爭？》、《蘇維埃共產主義：新的文明》、《俄國革命簡史》……。如果有中國讀者在場，他們會在桌上發現愛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和艾格尼絲·史末特萊的《中國在反抗》。街上的行人路過時，常常透過窗簾看到這些人在燈下熱烈討論的身影。
他們還包租劇場看蘇聯電影，如《戰艦波將金號》和《夏伯陽》，此外也有反映英國工人貧困狀況和西班牙內戰的紀錄片。他們學俄語，開辦了俄語班。當夏季來臨的時候，他們前往避暑勝地，像少先隊一樣舉辦夏令營，早上由請來的名家，如英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英國左派知識分子或者蘇聯外交官員演講，下午是討論，晚上是各種文藝活動，有電影、音樂、戲劇和舞會。他們還定期組織去蘇聯的參觀團，實實在在地感受這個充滿希望的樂園。
他們是英國左派讀書俱樂部的成員。這個俱樂部成立於1936年，其基層組織是學習小組，成員從幾個人到數十人不等。1938年是俱樂部的鼎盛期，其成員有57000人。
俱樂部的領導人叫維克多·戈倫茨（Victor Gollancz）。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一個群眾運動的組織家，同時也是一個精明的書商。他有一家出版公司，就以自己的名字命名（Victor Gollancz Ltd）。30年代，在經濟危機和法西斯主義的威脅下，他認為資本主義就要完蛋了，世界的前途往好裡說是社會主義，往壞裡說是法西斯，但英國人都看不到這一點，他要用書籍來擦亮他們的眼睛，於是想出了組織讀書俱樂部的主意。
俱樂部成立以後，由於它給很多在經濟危機和戰爭威脅下惶恐不安而又無所適從的人指出了一個方向，提供了一個互相交流和安慰的場合，既有嚴肅的討論，又有輕鬆的娛樂，還打破了社會階層和地區的樊籬、為男女社交供了方便，於是很快就由一個讀書會變成了熱熱鬧鬧的群眾組織。
隨著俱樂部的發展，各地都有了學習小組，戈倫茨於是建立了地區委員會和全國總部。除了出版書籍，俱樂部還發行了叫左翼評論的報紙。戈倫茨對俱樂部的發展十分得意，他雇了一批秘書，在自己的辦公室裡掛了一張大地圖，每當一個新的學習小組在某個城鎮建立起來時，他就在那裡插上一面小紅旗。他常常一個人對著地圖，冥想著紅旗插遍英倫三島的美景。
戈倫茨出版公司出版的紅色書籍之多，在西方除了美國的每月評論出版社外大概沒有出版社能及得上。斯諾和史沫特萊的書，以及韋伯夫婦訪問蘇聯後寫的1200頁的巨著《蘇維埃社會主義–新的文明》都是首先在這裡出版的。
可笑又可悲的是：正是俱樂部為之讚美和陶醉的蘇聯給了它意想不到的打擊。1939年8月23日，社會主義蘇聯和法西斯德國突然簽署互不侵犯條約，兩個死敵一下變成了友邦。俱樂部的所有成員，包括戈倫茨，都被斯大林的這個決定驚得目瞪口呆。他們就像是坐在開往莫斯科的列車上，被一個意外的急轉彎弄得天旋地轉，大部分成員被拋出了車廂，跌得頭破血流，重則咒罵斯大林和蘇聯是叛徒，詛咒發誓這輩子再也不粘左派的邊，輕則寫信給戈倫茨，就像棄兒一般可憐而焦急地問道：我們該怎麼辦？誰來指引航向？俱樂部收到雪片般飛來的退出俱樂部的聲明，很多人甚至不屑聲明退出，就無聲無息地從名單上消失了。
戈倫茨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但商人的直覺使他知道該怎麼辦。他允許發表批判蘇聯的言論，還找到早就看穿了斯大林的喬治·奧威爾，和他一起組稿出版了《左派的背叛》。但一切為時已晚。建立在蘇聯崇拜基礎上的俱樂部元氣已經傷盡，戈倫茨只能呆坐在他倫敦的總部裡，看著地圖上那標誌著昔日輝煌的無數小紅旗發愣，給解雇的女秘書們發遣散費。雖然在名義上俱樂部一直存在到1946年，但1940年以後它已經成了一具殭屍。
戈倫茨雖然嚮往社會主義，但他個人的生活方式離他向公眾推銷的差得很遠。在俱樂部的鼎盛時期，他住在倫敦一所有10個僕人的大房子裡，還有一所有三個花匠的鄉間別墅。他坐的是有專職司機開的臥車，每天中午在倫敦一家有名的餐館訂有包座。隨著俱樂部事業的發展，招來的女秘書也越來越多，有好幾個成了他的情人。這些開銷基本上是由俱樂部的經濟收入來保證的。革命書籍的大量出版，竟然造就了一個大資本家，這大概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一個極端事例。 ──轉自《右派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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