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寧：不准說話與反對有罪——觀念導致落後等探源
【大紀元8月17日訊】文化觀念上的差異，制度上的缺陷、弊端，等等，不能不說是中國社會落後的總根源。不准說話，說話有罪；不許反對，反對有罪；等等，不能不說是中國社會落後的原因。
不准說話，不許反對，一個社會就會死氣沉沉，沒有生機。說話有罪，反對有罪，一個民族的精神、生命就會枯萎、凋謝，一個國家就會陷入生死存亡的深重危機。人有口嘴，就會說話。人有見解、想法，就會有反對，就會有意見。人有口嘴，而不准說話，說話有罪，無異於逆違人的本性。人有見解、想法，而不許有反對意見，反對有罪，無異於背離人類文明。
一個不准說話，說話有罪的國家，肯定是一個極不正常的國家。一個不許有見解、想法，不許有反對意見，有反對意見就有罪的社會，肯定不是一個正大光明的社會、甚至是一個邪惡叢生的社會。
藥不能亂吃，話卻可以無所不說，只要言之有理。中國有句老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說話是人的本能，更是天賦的權利。還有一句話，「言者無罪」，卻包含了在專制文化、專制制度下「言者也有罪」的隱義。
甚麼不能反對，沒有。只有經不起反對的虛假、偽無，經得起反對的則是真實。一個不能反對的政黨，無疑於假冒偽劣的貨色。
因為說話，因為有反對意見，就抓起來，或者強制勞動教養，公共安全局豈不成了意識形態局。因為說話，因為有反對意見，就抓起來，判刑、送監獄、服苦役，國家安全局豈不是黨國安全局。
觀念及行動決定一個人的命運。文化觀念的轉變、進步，可以成為決定一個國家、民族盛衰強弱的重要因素。而一個被封住了口嘴、扼住了咽喉、窒息了思想、扭曲了性情的民族，只能是一個落後的民族。
觀念與制度的變革，是一個國家、民族走上富強之路的關鍵。在制度難以變更的情況下，文化觀念的轉變顯得尤為重要、突出，甚至可以說，文化觀念的改變優於、高於制度、體制的變更，當然，這並不是說，觀念的轉變是制度變更的先決條件，而恰恰相反，制度的變更可以成為普遍的觀念變革的強大推動力量。
西方人崇尚「不自由、毋寧死」，中國人則信奉「好死不如賴活」。或者換成東、西方人各自的語言習慣、詞彙意境等來表述，就是，中國人崇尚「為了活著而活著」，西方人則信奉「賴活不如好死」。
因此，西方人積極、進取、拚搏、創造，而中國人則消極、無為、因循、守舊。
「不自由、毋寧死」，是主動的，因此，西方人勇於向外冒險、敢於擔當道義。「好死不如賴活」，是被動的，只有在「官逼民反」時，才會有「不得不反」；只有在「忍無可忍」時，才會有「不需再忍」；只有在「逼上樑山」時，才會有「迫不得已」。因此，一方面，中國人因為懦弱、惰性是最好被治理者；另一方面，中國人一旦得勢又往往是殘酷無情的；同時，中國人又是最善於內部窩裡爭鬥的。
「一籠雞不叫，總有另一籠雞會叫」，當我成年之後，一次偶然的機會，聽到這樣的言詞，著實吃了一驚。相當多的中國父母確實是把這種認識、觀念作為自己多生多育的「理論」依據，國人急功名近利祿不成而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的心理積澱由此可見一斑，切不說人怎能被比作雞畜，中國人重生育不重教養的結果，可想而知，那就是低素質人口的惡性膨脹。
沒有是非，缺乏大是大非感，多數中國人都是為自己、為家庭、為家族而活著。國人自私，欠缺人文情懷、缺少公義關愛，既有文化觀念上的原因，跟中國的帝王文化在人們頭腦中投下的巨大陰影有關，更是歷來統治者暴虐、專制、殘酷、獨裁的罪過。
自以為是，這是中國人的通病。每一個人都喜歡把自己作為他人的標準、尺度。憤世嫉俗，其實是理性精神的不足。站在岸上，遙看落水的人嗆水撲騰成了一件快樂的事。成事不足，自己不承擔責任不說，批評他人僅僅是為了自己口感與虛榮心的滿足。理性精神的缺失，不是因為理性基因的不存，而是因為被神話了的理性文化走火入魔，埋沒了中國人的心性、絕滅了中國人的性情。
自己是自己的文化、制度的受害者，但身陷其中、深受其害卻缺乏對中國文化、中國制度的應有認識；還總愛把自己的不幸、災難、貧弱栽贓嫁禍到西方強國的身上；批評中國文化、中國制度就像是要奪取他本人的性命；更有國粹論者振振有詞，「中國的東西原本都是好的，壞就壞在後來……」，「中國的文化是拯救西方、拯救世界的唯一良藥……」，等等等等。
文化觀念不變，國家、民族崛起無望。制度、體制不改，中國社會殘疾、癱瘓。
2006-8-16於貴陽
–轉自民主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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