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紀實文學

陶洛誦:愛,不會隨風而逝 (6)

在題為“悉尼舉辦‘九評’專題研討會的報道裡這樣提到費博士”費良勇先生在發言中分析歸納了黨文化的八個典型特征,並提出通過‘自由民主運動樹立公民世界觀’的理念,來消除黨文化對幾代人的影響。他分析了黨文化的八個特征即:1.專制性,只允許一種聲音,一不允許反對聲音;2.階級性:把自由、民主、人權普世價值都強行賦於階級性,3.斗爭性;4.暴力性;5.恐怖性;6.謊言性;7.奴才性;8.封閉性。”

像我在墨爾本聽到他的兩次演講一樣(一次在自由文化運動會議上,一次在“關心中國苦難”公開演講會上)針針見血。

“我現在回到德國鈕綸堡,中途經過日本。”他說:“你寫的書我看了,寫得很好。”

我頓時熱血沸騰,演員最大的心願是站在舞台上,作家最大的心願是寫的書有人看。

“你能把你的經歷寫下來,這很好。”費博士稱讚道。能得到科學家型的政治家獎的確給我鼓舞不小。我是個敘事型的作家,講故事是我的拿手戲,在理論家的面前,我感到虛空,底氣不足,理論是我應當補的一課,現在我拼命看書,感覺良好些。

“我水平很低。”我最怕自己欺世盜名,所以我經常在報章上揭露自己的糗事,在尊敬的人面前揭露自己的不足。

“水平高低沒有關係,關鍵是要有民主理念,水平再高,欺壓老百姓絕對不行。”科學家的思想就是清晰,我深感被理解的欣慰。

我之以意識流的方法時空倒錯地寫,買杯咖啡恨不得管你要五塊錢,我的背包裡有自蒸的白面饅頭,桃子與李子嫁結的水果,一大包炸花生豆及一瓶礦泉水。

我想起立勇,為他與用林不能同來有些可惜,不過耳聞他倆剛剛去了趟墨爾本。

立勇是老袁介紹我認識的,他打電話告訴我來了個新人,原來是警察“六四”開槍後辦地下刊物被判七年徒刑,是國際大赦名單上著名的良心犯。

那天在鷹溝本易秦女士寬敞的住宅中舉辦的派對上,見到一米八幾的大高個兒身著退色黃軍裝的孫立勇先生。他魁梧的身材散發著令人肅然起敬的威嚴,陶大姐,你好。”他握著我的手用誠懇的男低音說。立勇四立大臉,一雙機警的小眼睛,盯著人看時專注陰沉。

那天他做了個冗長但引人入勝的發言,後來我發現他的那個發言大部分都寫入小說《越過冰山》,他的獄中自傳體小說《越過冰山》

至今仍無機會成書,他給我的是一個光盤。我回贈給他的是我有關獄中的小說《留在世界的盡頭》。

一個昔日的囚犯,一個昔日的警察,皆因良心不能忍受共產黨的暴政,走上叛逆之旅,殊路同歸。

孫立勇先生是“六四”慘案的親身經歷者與見證人,他抱著出世不久的小女兒在長安街,機槍子彈噠噠噠地射來,他躲進一幢樓房,看見民眾推倒一堵牆,用磚頭與軍隊對抗。

在共產黨大舉抓捕民運領袖與民眾的恐怖中,孫立勇與他的伙伴畫家金橙等人辦起地下刊物“鐘聲”。他本人當過警察,所以知道如何對付警察的追捕,他們的“鐘聲”雜志一共堅持了兩年之久,和他一起的伙伴都被捕了,他還未暴露,他覺得對不起哥們兒,如果只有他一個人不受苦,他毅然走進公安局的大門,(如當年劉青)投案自首但不認罪,被上酷刑,被關進直不起腰的小鐵籠,被判七年徒刑。

等出獄時,老婆離婚了,女兒長大了,父母衰老了。只可憐的是女兒孫毅,天天坐在小板凳上等爸爸回家,爸爸回來後,天真地問:“爸爸,你還走嗎?”

非常幸運的是孫立勇先生很快獲得澳洲給政治犯的居留權,孫毅也得以到澳洲,二零零六年,孫立勇還與心愛的姑娘組成美滿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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