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凡 草庵評俞可平「民主是個好東西」
【大紀元2月4日訊】
伍凡：各位觀眾，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2006年12月28日《北京日報》刊出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引起海內外媒體輿論的關注，在華文網絡上有不少評論。今天我們來討論這篇文章內容和背景。
草庵：從西方的觀點來看，俞可平提出的《民主是好東西》觀點沒有什麼新東西，只能說是民主的常識而己，但是把民主當作一個可用的東西來使用，可見其思路是很狹窄的。民主是思想方式，是社會生活方式，又是制定民主國家和民主社會的程序設計。所以，民主是軟件，是一個軟力量，不是一個什麼物質的東西。從俞可平提出觀點看來，只有符合中共認可的條件，對中共政權有利條件下才可實行民主，否則民主是不可強制實行的。這樣一來，民主這樣的好東西猶如「葉公好龍」口頭講講而己，束之高閣。
伍凡：俞可平《民主是個好東西》的前4節重複闡述民主的普世價值，說的話都是人類社會的常理。但是，作者在文章的後2節裡，又重申中共政權的老生常談：「實現民主需要具備相應的經濟、文化和政治條件，不顧條件而推行民主，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性的結果。政治民主是歷史潮流，不斷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國的必然趨勢。但是，推行民主的時機和速度，選擇民主的方式和制度，則是有條件的。一種理想的民主政治，不僅與社會的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水平、地緣政治、國際環境相關，而且與國家的政治文化傳統、政治人物和國民的素質、公民的生活習慣等密切相關。如何以最小的政治和社會代價，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需要政治家和民眾的智慧。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政治也是一種政治藝術。推進民主政治，需要精心的制度設計和高超的政治技巧。」請看，作者為在中國實現民主設置了多少條件，幾乎是缺一不可。總之，作者替中共政權設想得非常周到，唯一的沒有為中國百姓設想，百姓應如何選舉、監督、約束、罷免中共專裁政權。縱觀世界各國民主制度歷史，沒有一個國家是所有條件都完備時才推行民主制度的。
草庵：我們這樣來評論俞可平的文章是很自然的事，因為中共長期以來一直強制執行專制、獨裁、集中、紀律，而對「民主」一直把它當作欺騙手段或陪襯工具，當需要用「民主」時，則當作騙人的花瓶罷設一下。現在由俞可平出手寫論「民主」的文章，未免還是覺得怪怪的。中共專政惡貫滿盈的例證遍國皆是，中共現時執行的專制獨裁政策與《民主是個好東西》的理念相差太遠了。不妨回顧一下中共歷史，它不乏講「民主」的實例，看看中共如何反覆不斷的使用「民主」這個美麗的詞藻。
伍凡：上個世紀30-40年代，中共尊奉莫斯科指示為聖旨，聽從蘇共中央、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命令，以保衛蘇聯為由對國民政府發動搶奪全國政權戰爭，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毛澤東任中央政府主席。可是在宣傳口號上卻對當時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和蔣中正委員長高唱「要民主」。與此同時，中共在實際行動中，無論是對中共黨內同志，還是對待農村的地主紳士都是殺人如麻，搶劫燒殺、無惡不作。
草庵：俞可平現在談論「民主」的調子與中共的先輩們比較頗為遜色。不妨把上個世紀40年代中共主辦的媒體刊登的文章挑出幾篇來作對比。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
由於各個國家的歷史發展、社會狀況等具體條件的不同，他們各自所實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存在著多少差異。但無論如何，它們之間有一個基本點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權為人民所握有，為人民所運用，而且為著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務。這樣的政權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使失掉自由權利的人民重新獲得自由權利；沒有失掉自由權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權利；特別是言論、出版、機會、結社，這些作為實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權利，是必須切實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新華日報》1943年9月15日社論
伍凡：《新華日報》1945年7月3日社論：曾經有一種看法，以為民主可以等人家給與。以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給人民，於是就有了等待這種「民主」，正如等待二百萬元的頭獎一樣。但是中外古今的歷史都證明了，民主是從人民的爭取和鬥爭中得到的成果，決不是一種可以幸得的禮物。
溫家寶不止一次的說中國人民文化程度不夠高，無法推行民主選舉。這種學法在60年前《新華日報》社論1944年2月2日: 《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實行民選嗎．》己經回答這個問題：「這是一個老問題：中國廣大人民文化水準太低，致使有些人懷疑他們是否有運用選舉權的能力；反對實行民主的人，更以此為借口，企圖拖延民主的實行，並從而誣蔑解放區的民主選舉。——– 選舉的能否進行和能否進行得好，主要關鍵在於人民有沒有發表意見和反對他人意見的權利，在於人民能不能真正無拘束的擁護某個人和反對某個人，至於選舉的技術問題並不是無法解決的。」
可見，60年前中共宣傳部門喊的口號，唱的「民主」高調要比俞可平現在的調子要動聽悅耳，豐富多採得多了，但可惜那也僅是唱唱而己，沒有實際的民主行動。
草庵：殺人魔王毛澤東是把「民主」玩於股掌的高手，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在延安對一批社會賢達的講話。1945年抗戰勝利，黃炎培、傅斯年、章伯鈞等六位國民參政員受邀參觀了延安。在那裡，黃炎培與毛澤東進行了一場著名的談話。黃炎培說：「餘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忽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
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伍凡：其實，就在毛澤東與他進行這席所謂「週期率和民主」的談話之前不久，毛澤東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就已口頭傳達，在打倒了國民黨以後，中共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黨派。黃炎培在延安見到的王實味，就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因言獲罪被關起來，後來在1947年被殺害的。
從此之後，毛澤東提出「人民民主專政」政策，民主是口號，專政是目的。在反右派運動中號召知識分子大鳴大放，不久卻以「陽謀」鎮壓知識分子，把近百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分子，勞改折磨20多年才平反。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四大民主」：大鳴、大放、大字報、大串連。在文化大革命中期開展「一打三反」運動，槍斃許多工人、退伍軍人、學生和知識分子。最後，毛澤東把「人民民主專政」政策發展成「無產階級專政」，連一塊「民主」遮醜布也丟掉了，終於露出殺氣騰騰兇惡的真面目。
草庵：由歷史來看現實，中共通過俞可平之文章來宣揚「民主」，還不如毛澤東親自玩弄「民主」把戲。俞可平文章的質量和份量都無法與當年的《新華日報》社論相提並論，更不及毛澤東的講話和政策一絲毫毛。所以，俞可平的《民主是個好東西》實在是個小兒科，在宣傳欺騙上沒有份量。中共至少應由胡錦濤出來講話或寫文章，人們才會去想想，中共要玩「民主」是真的，還是假的？胡錦濤在美國僅說一句「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是聖旨嗎？還是放氣球測試民意？從美國回北京不久，胡錦濤即下令逮捕高智晟並判刑3年緩期5年，名義上放高智晟回家，可是卻不讓高智晟公開露面。中共高唱的「民主」在哪裡？
伍凡：另一位中共智囊團人物冼巖近日在網上發表一文：「從胡錦濤被選為接班人的原因看其執政思路」。文中寫道： 「他(胡錦濤)很可能認為，民主化在現階段不可控、不可操作，極可能致中國於比前蘇聯更糟的動盪。所以，當下對中國最負責任的做法就是在政治上加強控制、避免因操作民主化而把中國導向險途；而現階段對民主政治的鼓吹、推動，恰恰是對中國不負責任，也是他極力要防範的對象。」
洗巖還寫道：「既然民主化的條件尚不成熟，它就自然淪落為現實考量中的次要因素，就必須為其它因素讓路。既然還無法預期民主政治什麼時候能夠在中國形成有效治理，那麼現階段相對有效的治理和穩定就只能依靠原來的體制。而原體制與民主政治具有你死我活、你增我損的關係，任何朝向民主化的努力，包括言論、結社自由的增進，都可能削弱原體制對社會的主導能力、培植反體制的力量、使原體制的執政能力即有效性降低；而且這樣的過程一旦啟動，就會因為力量的消長而自我加速、越行越快，並且越來越不受執政者的控制。正是由於這兩個原因，胡錦濤必須加強控制，將一切可能導向民主化的勢頭湮滅在萌芽狀態。這裡或許也有齊奧賽斯庫前車之鑒的影響：大好形勢不足恃，維持穩定必須防微杜漸。」
草庵：從2005-2006年，胡溫政權對維權運動、法輪功、地下教會、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打壓，和對網絡控制和封鎖日益加強力度，與高唱「和諧社會」風馬牛不相及，是背道而馳的。哪為什麼俞可平的文章可以登在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呢？文章的內容與中國大陸形勢是衝突的。
伍凡：我們不妨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胡錦濤的思路，中共黨內的鬥爭不斷，中共與中國百姓的矛盾日益加深和公開化，這種矛盾的進一步發展有可能結束中共政權，這是胡錦濤面臨的問題要比當年毛澤東和鄧小平更嚴重，更尖銳。因此，當用鎮壓手段達不到壓制反抗力量時，不排除胡錦濤要思考用民主的方法來試圖化解中國社會矛盾，以挽救中共政權。他最好的時機是在中共十七大時宣佈政治改革，用法治處理和媒體監督中共貪官污吏。如果胡錦濤真的有魂力和決心這麼推行政治改革，則可以把俞可平的文章解讀為胡錦濤在投石問路，看看中共高層有什麼反應。如果俞可平的文章在中共高層內部引不起熱烈的反響，那胡錦濤一個人唱獨腳戲也毫無用處，他又唱了一場「空城計」而己。
草庵：可見，到中共十七大召開之前的這一段時期是非常重要的時期。我們可作一個最壞的設想，如果胡錦濤不能在中共黨內擺平尖銳矛盾和鬥爭，那他的「和諧社會」口號也就是空的，胡錦濤的文膽智襄的文章和中共歷來高唱「民主」的文章也就沒有什麼兩樣了。也不妨作一個最好的設想，如果胡錦濤在中共內部鬥贏了，他用民主的方法推行政治改革，對中共是件好事，對中國也不是一件壞事。
伍凡：但是胡錦濤還得時時刻刻考慮中共和中國百姓的尖銳矛盾，還要考慮「三退「運動的進程、速度和規模。所以，我們也可以作另一種設想，人算不如天算，說不定在胡錦濤還沒有下定最後決心推行政治改革之前，金融系統崩潰，人心大變，國內形勢急劇變化，中共政權一夜之間挎台。中共正面臨這種危機，胡錦濤和溫家寶為此己發出多次警告，可見，胡錦濤應當機立斷下定決心推行政治改革，宜早不宜遲。
草庵：中共數十年來不斷玩弄「民主」把戲，唯獨極力反對「自由」這個觀念。毛澤東有一篇文章：《反對自由主義》。毛澤東充分利用「民主」作欺騙，但極少講「自由」。上個世紀80年代，鄧小平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2006年初，中共中央政法委發出整頓社會治安的通知中列出6種要打擊的敵人：一，維權運動和維權人士；二，法輪功；三，地下基督教和天主教教會；四，獨派勢力 (藏獨、台獨、疆獨)；五，民運人士；六，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可見，中共一貫是把自由主義是當作敵人的。凡是公開自由發表批判中共的文章、小說、講話、影像、圖片和各種表現形式都在打擊之列，封殺網絡，監控人民的書信往來等等。
伍凡：沒有自由，何來民主。當一個人不能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心聲和宗教心願時，不可能有民主。民主涉及到建立民主政治和民主社會的程序設定，民主是一種思想方式，也是一種生活方式。民主的各種內涵的基礎是自由，其中最主要是思想、言論和出版自由。當沒有言論和出版自由時，就不可能監督政府，也就不可能建起民主政府和民主社會。當中共政權迫害維權人士、殺害法輪功學員、槍斃基督徒時，不准他們擁有維護自已權益的自由、不准擁有信仰自由的時候，民主在哪裡？
草庵：今天我們討論了中共在歷史上和現實中如何運用「民主」時，中共已面臨生死關頭，再一次面臨如何運用民主來解套。讓我們拭目以待吧。今天就討論到這裡。再見。
伍凡：再見。(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