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建談中國的文學與政治
【大紀元6月18日訊】
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聚焦」，我是桑妮。作為一名作家，有一種懲罰比把他抓起來坐牢更為殘酷，那就是流放。說起中文作家馬建，在當今的中國，恐怕熟悉他的名字和小說的人並不多，因為馬建就是一名流亡作家。自從一九八七年他創作的小說《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出版後，人們後來很難在中國大陸再看到他的作品或者說完整的作品。
馬建是當代在海外堅持以中文創作為生的幾個作家之一。他的長篇小說有《思 惑》、《拉麵者》、《九條叉路》、《紅 塵》。他的小說被翻譯成德、英、意、法、西班牙、荷蘭等20多種語言出版。其中《紅 塵》的英文版，獲英國二OO二年托馬斯.庫克國際旅行文學獎。
從九九年開始馬建成為英國的簽約作家，專門從事小說的創作，現居倫敦。八年過去了，他在創作方面都有哪些變化？他如何看待文學與政治的關係？還有他對當今中國文壇的看法怎樣，就這些問題最近我們採訪了馬健。
主持人：對於你的讀者來說很久沒有你的消息或沒有讀到你中文版的書，那麼你能不能談談你出國這麼多年你創作上的改變？
馬建：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回到中國後，發現我不僅沒有什麼讀者，還發現我是個根本不存在的作家，但是我又是一個中文作家，我發現我這個角色會變得非常滑稽，這幾年我在改變這個角色。我和我的讀者失去聯繫，對我是一個很大的損失，而這也正是共產黨所要的它的目的，它希望一個作家和讀者之間沒有聯繫，我發現之後就在努力把這距離縮的越來越近。
作家與流亡
我覺得作家這個職業性質其實和政治家是一樣的，他們要和社會溝通，他們要有讀者。那麼在歷史上你會發現很殘忍，政治家屈原他也是一個詩人，從那時候開始這種流亡就不斷。甚至老祖宗孔子他也一直在流亡中活著。從這個國家流亡到另外一個國家，這種流亡是對文人和有政治意識的作家的一個很大的懲罰。我在海外呆了8年。這8年我可以回去，但我的壓力是常年在海外過一種流亡生活，當你在描述那個社會的時候你很難把握住它，而且語言會越來越生疏。還有一點，你對你原來那個讀者群對他們的生活對他們的愛也會變淡。因為你常年和另外一個讀者群體比如西方讀者接觸的多了，你不可能同時愛兩個女人，你肯定有偏向，你娶了第二個小老婆了，你肯定是對大老婆不那麼喜歡了，這是必然的。那麼導致了我和我原語言的讀者群的距離越來越遠，這是比較痛苦的。還有一個，我始終在中國的出版是受到限制的，那麼這種出版的不自由也是我流亡在海外寫作的主要原因。這兩個原因加起來，這後面還有一點，一個作家你回到國內，你失去的是內心的自由。表面的自由那都無所謂像卡拉ok、 桑拿、性解放，但我覺得內心的自由是很重要的，你會受到控制，那在海外這種自由是完全開放的。
最近寫的書和以前作品的比較，比如我寫「拉麵者」的時候，是因為六四大屠殺之後，我回到北京，租了一個房子，我在寫中國人在一個大的運動之後，他們的心態是什麼。我發現我現在的變化是會更加註重歷史和社會的關係，而忽視一些個人的感受。我會以大量的社會資料為準，九十年代社會發生了什麼。以前我認為我是個文學家，要以哲學和文學來看問題，而不是現實，因為現實可能是假的。我現在用大量的現實，所以最大的一個改變，是我的小說更現實了。
主持人：馬健的小說中，總是能看到有關中國社會在某段歷史時期真實的畫面，那麼他作為一名文學家，他最關注的是什麼？對於文學和政治的關係他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馬建：我寫小說有很多經歷，我最早的時候寫小說關心的就是自由。我們年輕的時候經歷了毛澤東時代，毛時代已結束後就是改革開放，像一個破罐頭一樣爛得裂開了，當時自由的概念就是，你能走多遠就走多遠。西藏當時好像是中國之外的一個地方，我寫了亮出你的舌苔，要表達的就是個人的自由。我覺得這一點我已經表達完了，現在我要表達的是我和社會之間關係的對話。這關係也許是傳統文化，中西方文化，也許是專制與民主，我會下功夫。
文學與政治的關係
最大的關係不是作為個人的一種政治態度，而是像社會的一種空氣一樣，我們根本不可能躲開政治，我很討厭有些作家說的，政治像一隻嗡嗡飛的討厭的蒼蠅，我把窗戶關上蒼蠅不就進不來了嘛。我不這樣認為，你應該有權利打開窗戶生活，把蒼蠅趕走。對我來說，政治就變成我文學裡非常重要的一環。如果我寫到人物的命運，他的命運一定和政治有關。這內在的關係可能跟我本人的經歷有關，因為我從小到大我都是在一種政治恐懼裡面長大的。我們怕坐牢、怕被抓走、怕自己的父母犯錯誤，這種恐懼來自我爸爸給我講過，我爺爺剛一解放就被鎮反了，因為他喜歡喝茶，最後他死的方式就是把他活活的渴死，而不是槍斃，那個時候被槍斃是要給送好處的。對於我來講，這種政治的氣氛和政治的描述變成無所不在了。
二十五日我要去美國談我的一個小說《你往哪裏跑》，一個短篇，故事看上去是一位母親追一個孩子，要孩子把鋼琴彈好，她自己想當一個鋼琴家的夢破滅了，她在追的過程中已經超過了她的孩子，她孩子反過來喊他媽媽，你往哪裏跑？我的意思是他的母親已經瘋了。。。我的小說很奇怪，這本來一個很幽默的故事，我也不知道漸漸就寫成了一個政治小說。這種政治和我文學的關係和我的個人經歷有很大的文圖。我很難想像將來中國社會共產黨不存在了，我的小說是否就不政治了，我認為不是，因為它是這一代人的記憶。
主持人：六四，這個中共政權極力想讓人們忘掉而全世界卻在紀念的流血慘案，在當今中國的出版物都不可能找到任何真實的描寫和記錄。但在馬健即將出版的最新小說裡面，你能觸摸到六四學生的靈魂，還能看到當今中國被官商勾結強行拆遷逼得沒有活路的普通市民。十年磨一劍，馬健的這部小說，寫了十年。
馬建：這可是頭一次談我剛寫完的小說了。這個小說我寫了十一年了，我自己都快成植物人了。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當時六四之後，人們變得麻木了，什麼都不去關心，只是過好自己的日子。偶然一個機會在朋友家裏面，腦子裡突然有這麼一個念頭，一個植物人一天早上醒來，一隻麻雀站在他的胸上，早上的陽光照在他的身上。回到家我就畫，這是個什麼東西呢？是一種崇高感，還是對未來和生命的愛？我不清楚。我哥哥在六四之前摔成植物人了，我差不多有半年的時間經常去看他和他聊天，他可以用筆寫出來他的內心世界， 能用筆描述出來。我在想，這不就是我想要寫的中國人的狀態嗎．我就開始寫，一寫就是十多年。我要寫的是一個六四的大學生他被打了一搶，變成植物人從此活在他的內心世界裡面，我認為大多數中國人是沒有內心世界的。他們匆匆忙忙的往前活，走到懸崖就掉下去了，他們沒有時間走回來反思一下他的人生，就像你種了麥子你沒有時間去收割，又往前走。植物人他的身體是固定的，他只好活在他的內心世界，最後他發現他的身體就是他的地獄，他的身體就是他的墳墓他的肉牢，他在肉牢裡面回憶思考，慢慢的找到了人生的意義，靈魂的精神的東西。十年之後他慢慢活過來了，但當他就要醒過來的那一瞬間他才發現這才是最黑暗，最恐怖的事情。
我的意思這篇小說為什麼一定要這麼寫呢？我的一個最大的動力，中國從九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我明顯的感覺到，所謂的商業化也好，經濟(發展)也好，有一個問題沒解決，我們失去最多的是信仰。人們幾乎什麼都不信，這個不信包括我認識的一個朋友，他信佛教又信基督教，我問他怎麼有這麼多信仰，他說信多點沒壞處啊，到時候這個保佑不了，那個還能保佑呢。我當時覺得怎麼這麼可怕。因為他已經不知道他在信什麼，中國人把信仰變成了一種實用性的保護手段了。它可以讓我發財，讓我有安全感，ok 要這是信仰，那是越多越好，我後邊又有佛又有天主，簡直是越多越好。我覺得這是信仰危機，我的小說要表達這種危機。
主持人： 馬健在這些年中一直在反思自己與社會的關係以及文學家的使命，那麼他對當今中國文壇是怎麼看的呢？
馬建：文壇你也知道，作家協會開會跟開黨的大會是一樣的。所有共產黨的高級領導全都坐在第一排的主席台上，所以你不要指望中國還有什麼文壇，它其實還是個政壇，這是其一。其二我覺得大家有一個誤解，老實說在中國什麼書都可以出版什麼書都可以看，但這是一種表面現象，因為我的書也在裡面出版過，但這種刪改一直在有，刪改是悄悄的，而且改的很漂亮。對我來講，這只能看到原作者的一部份，而不知道另一部份在哪裏 。
沒有個人自由沒有內心自由，我認為文學根本就是一個零。從共產黨所謂解放了中國，我幾乎沒有讀到什麼文學。或者說在文學創作上基本是一個死亡時期。那麼自由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獲得自由的情況下民主才有能實現。 如果沒有自由，我認為民主是一句空話，當然了在沒有自由的情況下現有了民主那這更可怕。
主持人： 在中國這樣一個沒有言論和出版自由的專制社會，我們的作家還能說真話嗎？
馬建：永遠會有。你們記著，在一個專制社會總會冒出一些反叛者。兩年之前可能還沒有高智晟，多年之前還沒有高耀潔，他總是會不斷冒出來，所以我們不能否定，那個社會都不可救藥了，否則再出來一個胡佳，你們會說這是從哪兒出來的，其實他們原來早就在那兒了，只是做了你不知道而已。一個社會在變化它需要裡面的很多人，內部的力量和外部的力量其實是平等的，都很重要。比如說我們有很多作家都在監獄裡，最近又有一個作家被判了六年。這些事實很讓人氣憤，這些作家的犯罪只是在網上寫幾篇文章而已。這對我們在海外生活的作家來說，根本不是問題，但他們卻要受六年牢獄之苦。這實在是太恐怖了，但這種情況的改變，還需要大家一起努力。而這種努力不應該否定那些還沒有冒出頭來的人，我覺得，只要是做出來的人我們都應該鼓勵。甚至不要說凡是體制裡面的人都是幫著共產黨的，完全是不可靠的，也不對。
主持人： 馬健小說的取材都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徵，他在談到將來的打算時說：
馬建：我正在打算寫一個計劃生育的，這對我刺激比較大。就是經常看到一些，還沒出生的孩子就被弄死，出生的孩子又被吃掉。我現在是兩個孩子的父親，我對於兒童，對於女人懷孕到把孩子生下來的過程我太瞭解了。這是非常偉大的一件事，但為什麼在中國會變得這麼骯髒。政府可以參與到你的性生活參與到你家庭的未來裡面，一切的一切都是黨跟你設計的，我必須把計劃生育的題材寫好。
主持人： 其實無論是六四也好、拆遷也好，計劃生育也罷，所有這些在中國社會所發生的事實，遲早會在中國出版的作品中出現的，因為歷史終究會還原於真實。好，觀眾朋友，今天的節目就到這兒，感謝您收看「中國聚焦」，我是桑妮，下次節目再見。(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