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楊佩玲律師的談話

【大紀元12月7日訊】問：你大部份的客戶都是年長的中國移民。你自己是香港移民的女兒，畢業於法薩爾大學(Vassar College) 和聖約翰大學法學院 (St. John』s University Law School)，同時又精通普通話和粵語。你仍然會覺得與你的客戶存在年齡上的隔閡嗎？

答：如果我是在電話裡和他們接觸，他們會認為我是50歲。我其實是30歲，但看上去像是24歲。

問：你為甚麼會選擇耆老法作為你的職業方向？

答：當我還在法學院的時候，我的祖父中風進了醫院，隨後在康復中心進行康復治療。他當時用的是社會保險計劃，擁有一份房子產業。

在康復中心的時候，他被告知：因為他擁有一幢房子，所以必須在100天之後離開。他是自己獨立處理這個問題的，沒有人告訴他去聯繫老年人法律顧問，也沒有得到過有關「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的信息，或者是如何申請家庭護理(home care)方面的建議。

問：這是典型的中國老年人的做事方式嗎？

答：中國老年人是非常努力勤奮的，而當出現問題的時候他們都是盡力去自己解決問題。向律師尋求幫助是他們最後的一個選擇，這就像只有當他們身體感覺非常不舒服了才去看醫生是一樣的。

問：這聽上去有點像是一個對律師有恐懼症的客戶群體。那你是如何來突破這個問題的呢？

答：通常我接到的電話都不是直接由老年人打來的，而是來自50幾歲或60幾歲的家庭成員，他們都是在盡力勸說自己的父母來這裡尋求幫助。這些人就可以幫助我填補和老年人之間的年齡差距，因為父母通常都是尊重子女意見的。

問：你是如何從這些人身上最後轉向和他們父母溝通的呢？

答：我從建立信任開始做起，這樣就可以讓他們給我提供信息，而且必須是很大的信任。我會問他們「你有幾個孩子？」「你的健康情況怎麼樣？」我會告訴他們我在中國城認識一些很好的醫生，我還會問他們房子的情況。我對他們表現出我的關心。

問：那麼這樣的話，這些來自中國的勤奮努力的老人是否就會突然打開防備，將他們所有的困難都告訴一位出生在紐約的年輕女子了呢？

答：他們會試探我，會說「那你這個是甚麼意思？」「那個是甚麼意思？」，所以這並不容易。10個老人中有8個會說「啊，你太年輕了」。如果給他們兩個選擇，一個是對耆老法沒有經驗的40歲的律師，一個是對耆老法非常精通的30歲的律師，他們會選擇年紀更大的那個律師，而且他們更會去聽男性的意見。但是，如果你給他們陳述出法律，非常專業的幫他們代理，並尊重他們，他們也會信任你，這就變成個人關係了。

問：當變成了個人關係後，你們是否就可以談論任何事情了呢？

答：還是有一些禁忌的。談論死亡和傷殘是不行的，否則會倒霉的。

問：關於死亡和傷殘，這不是耆老法裡必須談到的嗎？你是如何避免的？

答：我去談論如何保障錢和資產。我會問他們：「你想保障你的銀行賬戶嗎？」當我談到將孩子列為資產的托管人時，他們會很緊張，因為把掌控權交出是不容易。和他們談論費用也比較有效，將進行監管程序所需要的$10,000和委託律師的$200-$400的費用對比。有的時候，我會警告他們，因為我必須讓他們意識到後果，他們必須瞭解到他們需要受到保護。

問：公眾對這些老人的關注和幫助程度如何？

答：我在康復中心以及老年中心做演講，也上過電台談論過幾次。在康復中心都進行的挺好，我得到的反饋是「我希望能早點認識你」。而我則希望自己能更早點幫助到他們就好了。

— 譯自2005年2月《紐約法律月刊(New York Law Journal)》　　

楊佩玲律師簡歷﹕楊佩玲(Pauline Yeung-Ha)律師畢業於聖約翰大學法學院，紐約新州兩地執業，為GRIMALDI & YEUNG LLP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是紐約州少有的耆老法專業律師，專精耆老法與殘疾人保障法，重點受理與政府福利相關的領域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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