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正果：捐款感言
【大紀元5月29日訊】這次四川大地震破壞空前嚴重，從地震爆發至今，不斷訂正的死傷數字一直在令人揪心地與日俱增，已經造成的財產損失巨大得簡直無從估量。為支援當下的災區救濟和隨即要展開的災後重建，從國內到國外，四面八方都向災區送去了救援的物資和捐款。美國等不少國家在震後及時向中國捐出數量可觀的款項，港台方面的民眾和財團競相大份額捐贈，尤顯出彼方人士在急人之難上一貫的厚道。連日來，大陸的電視節目全天報導災情和捐款盛況，再加上網絡和手機舖天蓋地的信息傳遞所造成的情緒鼓動，大陸範圍內形成的捐款救濟熱和壓倒性的悲情氛圍已舉國震動，同時波及海外的華人社區。奧運火炬燃起的憤怒和興奮尚未平息下來，這幾天突然激發的救災熱情又起波瀾，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捐贈風潮。
*普濟全球的慈善活動更吸引人
筆者所在的耶魯近年來與中國來往密切，在大陸三天的哀悼日內，校園裡也有相應的表示。耶魯同仁的捐款活動計有兩起：其一由中國學生和學者聯誼會（ACSSY）主辦，參與者在燭光哀悼集會的現場響應募捐；其二由耶魯音樂學院等單位舉辦，通過名為「Help Can’t Wait」的義演，從入場的觀眾中募捐。按理說，我更適合去中國學生學者群集的場合捐款，但我沒有去。自從杜克大學的王千源遭受該校中國學生和學者聯誼會騷擾打擊的消息傳出後，在北美的校園中，不少華人已對此類與大陸官方有曖昧關係的組織敬而遠之了。之所以更喜歡去「Help Can’t Wait」，是因為該募捐活動除救濟中國地震災民外，也對先後發生在緬甸和美國南方的風災表示關懷，所有捐款將用於三個方面的救援。這是一個有其常設機構的慈善活動，早在東南亞海嘯和新奧爾良颶風兩次大災發生之日，「Help Can’t Wait」就在耶魯進行過義演募捐。在今日災難頻仍的世界上，作為海外華人，對於遠方發生的災難，我自然最容易心繫中國，但如今我畢竟身處美國，更能吸引我參與的還是那種普濟全球的慈善活動。
*奉獻靠人們各自涵養的私德發揚光大
我走向胡錦濤曾發表過講話的那個音樂廳入口，先捐了錢，隨後入場就座。沒看見任何標語和張貼，場內肅穆而安靜，出席者早已從網上得知今晚義演的目的，大都著裝樸素，儀容莊重。現場捐贈（現金或支票）後會得到一張門票，上面寫有所捐的數字，可在將來報稅結算時作減稅（deduction）的憑證。一般來說，捐贈在美國不只利他，同時也含有獎勵性的利己成分。富有者樂意大筆捐款，自然和減稅額的利益有一定的關係。至於收入平平的普通人，躬逢捐贈的場合，縱掏不起大錢，小小的破費也還承擔得起。大家都出於自願來這裡意思一下，懷著燒一支香那樣的隨喜心情，既不聲張，也無意攀比，因而對己對人都不構成壓力。從教友捐款教會到校友捐款母校，直至形形色色的基金會各有其財源和資助對象，在這個已經確立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中，奉公的行為及其所體現的奉獻精神都是靠人們各自涵養的私德發揚光大的。這就是說，人際的互助互愛和同情心既不是政府號召的結果，也非突發事件激發的衝動，而是出於日常習養，捐贈和奉獻在這裡本來就是生活常態。正因其為生活常態，即使顛迫造次之際，同情心的表現和慈濟行動的運作都顯得有節有序，可能取得的效果也比較紮實。長期生活在美國，我才逐漸發現，在這裡，捐贈的財務管理一直都被納入商業投資的方式，也就是說，很多捐款常常被彙集為盈利的基金，只將其盈餘用於救援和資助，這樣日久天長地運作下去，遂積累成滋補社會的深厚資源。
*中國應恢復六十年來破壞殆盡的常態
今日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隨著新出現的差別日益增多，要建立官方所謂的「和諧社會」，政府和社會首先應努力去做的就是恢復六十年來破壞殆盡的生活常態。改革開放三十年了，在一部份人已先富起來的情況下，建立健全的捐贈機制，培養公民的捐贈習慣，至少對目前因貧富懸殊而產生的緊張和不滿會起到一定的潤滑作用。然而執政當局仍堅持在黨權的包辦和監控下營造表面的和諧，連民間的慈善活動，黨都要通過行政的手段加以干預和壟斷。地震爆發後，官方一面通過媒體的渲染，把民間自發的捐款熱潮誘導成全國範圍內盛大的賻儀——好像政府給死去的災民辦喪事，讓大家都來弔喪送禮；一面又嚴密掌控局勢，對維權人士的捐款活動以及其它不願意把錢捐到官方機構而更喜歡自行籌集的團體，都迅速採取了取締打壓的手段。一個鬱積著官民對抗和民族分離的社會，平日裡本來就缺乏互助互愛，現在突遭天地不仁的災變，那麼多的人口一下子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機，生命的大憂大懼才撞擊得長期受壓的私德呈現出向公德靠攏的趨勢。普通人以隨喜燒香的方式捐出力所能及的數目就不必論說了，新興的富豪和各類職業的高收入者，以及在華的外資公司能捐出大筆款項，就今後建立捐贈機制來說，的確是一個良好的起點，很值得鼓勵和讚賞。遺憾的是，中國人的生活常態紊亂的歲月已經太久，連人性向常態回歸的過程都難免表現出種種扭曲的形態。
*「逼捐」和「仇富」是荒謬的鬧劇
最近從網上和國內發來的電子郵件中看到，不少人對外國政府以及在華外資公司捐款的數目斤斤計較，說三道四，他們公然據所捐的多少排起名次，在誇獎多捐者的同時，對所捐較少者竟報以橫加貶斥的言詞。有人還杜撰文革用語，叫囂甚麼「逼捐有理」，大有把聲勢洶洶的促捐言論強化到勒索他人的地步。比如指責美國捐款遠遠少於沙特，嫌保潔和微軟才捐了一百萬元；更有人列出「國際超鐵公雞」的排名榜在網上公佈，怒斥「可口可樂、肯德基、麥當勞」等外企「在中國發大財而不捐款」，對他們發出「滾出中國」的吼叫。在四川南充，竟然發展到群起圍攻一家麥當勞店，儼然要砸攤子的架勢。從抵制家樂福到逼捐麥當勞，中國的憤青已從愛國暴徒墮落成無賴的乞丐。從愛國到愛同胞的熱情，從迎奧運到救災的群體行動，都在央視的煽情節目鼓噪下發生了變態。在中國，至今還有太多的民眾熱衷於營造人民的盛大節日，自以為都是滿懷激情地參與了演出，渾不知所演的多是些荒謬的鬧劇。
這種捐款的攀比傾向也給或富或窮，捐多或捐少的國人形成了壓力，甚至傷害了不少熱心人的感情。比如，姚明兩次捐款多至150萬元，結果仍被人譏笑為吝嗇，致使這位率先站出來慷慨解囊的高收入球星傷透了心。救濟和關懷就這樣被逼得走了味，在幾近索要的騷擾下，很多捐款人都被推向了無奈和尷尬的前台。
從分地主的田產到沒收資本家的企業，在中共的領導下，自稱為「無產階級」的劫富革命可謂源遠而流長。鄧小平向外商開放和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已推行幾十年了，仇富和排外的意識在中國大地上依然陰魂不散，即使在發生巨大災變的今日，不過是一場可能向生活常態回歸的捐款救濟活動，都難免湧入一股股逆流，將私德向公德靠攏的過程攪擾得不倫不類。
*在公民社會常態中 捐款積少成多
日前在英文網上讀到一篇文章，談的是美國政府和社會疲於救災和捐款（Disasters Fatigue）的問題。應該指出，全世界並非中國一國在遭災，中國人別以為只有自己的災情最應該受到全世界關注。最近不只在四川的地震損失慘重，不久前緬甸的強颱風已奪取十三萬人的生命，受傷和無家可歸者更不計其數。由於緬甸軍政府不作為不合作的態度，美國把更多的救濟工作指向了那裏。美國是世界上的救災大國：幾年前，巴基斯坦發生了死亡8萬人的大地震，美國援助1億5千萬美元；東南亞海嘯，美國捐出19億2千萬美元。隨後美國本土發生颶風災，對新奧爾良的救濟花費了53億慈善捐贈，最近南方的龍捲風造成的破壞仍急需救援款項。正如中國在南方雪災後又繼之以地震，今日的地球上，各個角落都處於一災未平一災又起的狀況。各國政府和財團因而被拖到疲於救災的境地，同樣，不少慈善機構已顯得左支右絀，很多樂於捐款的個人大有捐不勝捐之感。就在我起草本文，揮筆至此的一刻，一個要求捐款的電話正打到家裏。我們總是面對一系列捐款的欄目，就像一個人匆匆填寫表格時不能不慎重做出選擇，有時你得勾「Yes」，有時你也會勾「No」。據2006年的統計，美國人全年共捐款2千9百50多億，其中有將近四分之一用於國外的救濟。這裡面肯定有一部份款項，就是通過無數個電話和來信的迫切請求，一分一文取之於民的。在公民社會的生活常態中，捐款就是這樣積少成多，匯為資源，同時細水長流地發揮作用。
*捐款不是向黨和政府表態
中共政權六十年來賞賜給人民的黨恩浩蕩屬於單一的行政分配方式，救濟的實施從上到下，由各級幹部統一管理，既不存在可從中插手的民間團體，也不許任何獨立於黨和政府之外的組織和力量發展壯大。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了，宗教活動仍受到限制和打壓，所以既不可能形成像慈濟或佛光山那種在台灣乃至國際的救災中發揮巨大作用的慈善團體，更不可能積累成西方基督教世界擁有的雄厚財力。至於在大陸新富起來的個人或財團，一時還難免露出暴發戶的行跡，至少在短期內還很難看到有美國卡內基或香港李嘉誠那樣的慈善企業家湧現出來。即或有個別剛發了財的企業家樂善好施，其中有些人也都在當今缺乏健全捐贈機制的環境下被搾取得瀕臨破產。
由此看來，用排名次的方式促使富人或企業大捐特捐的言論是不應助長的，至於對來自國外或外企的捐款，不管捐多捐少，接受救濟一方的民眾更無權說長道短。在目前這種一窩蜂傾向的局勢下，被期待更多捐獻的富人或企業也不必迫於形勢，僅僅為爭名聲和搞攀比而勉強付出超出份額的捐款。捐款的目的是幫助受災的同胞，善良的中國公民們，再不要把甚麼好事都弄成向黨和政府積極表態的行動了。聽說有些國營單位已在按人頭攤派固定數額的捐款，不足的要在工資上扣除；更有人寫文章，對黨內發文件要求黨員交救災的「特別黨費」之事發表了異議。如果像這樣大張旗鼓地全民總動員搞下去，捐款豈不成收費的別稱了。「捐」這個漢字本身的含義就是自願的奉獻，一旦捲入行政攤派，就有滑向苛捐的危險。而這樣一來，那被期盼可能回歸生活常態的契機就勢必被黨權的慣性勢力所利用，又一次成為運動群眾的槓桿。
*中共壟斷慈善捐款 虛構黨恩浩蕩
長期以來，很多獨立特行的中國人之所以被中共及其追隨者斥為「反動」或「敵對勢力」，根本的原因即在於他們要堅持個人選擇，拒絕被黨權運動，既不願意捲入時潮的激流，也沒有興趣投身人民的盛大節日，於起鬨中增強熱血沸騰的快感。中共集團的強大勢力並不是來自他們本身健康的強壯，他們不過善於鼓動群情，把本來發自普通人樸素的正義感、同情心和對公平的簡單追求鼓動到過激的地步，並憑藉那一股趨於氾濫的力量壯大其聲勢，將自己本質的平庸和落後不斷地刷新得「偉光正」罷了。目前，中共如果能穩住這一壟斷慈善和主導捐款的陣勢，正好可趁勢把民眾回歸生活常態的衝動一步步推向響應政府號召和感謝黨恩浩蕩的高潮。
*離棄黨權 民間自主的契機隱約閃現
然而，情緒到太熱調子到太高的時候，常會有失控的危險。現在捐款滾滾不斷而來，管理和使用千頭萬緒，在整個的官僚體系日趨腐敗的情況下，外援和民間的錢財全部交到各級幹部手中，依舊像以往那樣黑箱操作，民眾和捐款人信得過嗎？其實近來在網上已經出現了懷疑與指責，建議與要求。公議紛紛，匯為論壇，大有追求民主參與的勢頭。金錢也是一種力量，它有時可能會硬過專制的強權。民間出的錢，自然應該由民間參與救濟款項的管理和使用。在災情造成的緊張局勢和捐款推動的回歸生活常態之縫隙間，如今隱約閃現出離棄黨權，民間自主的契機了。驚弓之鳥的中共政權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騷亂還可以武力鎮壓，言論暫能靠報禁網禁封殺，但由捐款所帶來的監督管理錢財的訴求卻是捐款人不容剝奪的權利。民主與專政的較量終於以權利贖買的方式插入了一個楔子。讓我們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期待它可能引發的另一種地震吧。@
──原載《民主中國》，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作者簡介﹕康正果，西安人。曾因「思想反動」從陝西師大中文系被開除學籍，又因企圖翻譯《日瓦戈醫生》被勞教三年，釋放後長期在農村勞動。1979年平反後入陝西師大讀書，獲文學碩士學位。後在西安交大執教，1994年移居美國，在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講授中國語文至今。已出版的著作有《風騷與艷情》（1988）、《女權主義與文學》（1994）、《重審風月鑑》（1996）、《交織的邊緣》（1997）、《鹿夢》（ 1988）、《身體和情慾》（2001）、《生命的嫁接》（2002）和《我的反動自述》（ 2004，臺灣重印本改名《出中國記》，2005）。現與家人定居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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