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一位特別的西藏人
【大紀元4月7日訊】當貢噶扎西先生朝我走來時，我還沒有准備出适當的問題。那時，我既沒有錄音机，也沒有一支運用自如的筆。這次見面，對我來說，突如其來。其實，我到維斯康辛的全部目的，是傾听達賴喇嘛尊者講經和為我正在撰寫的長篇小說，尋找民俗細節。
可是，我的朋友徹底地把我看成了一件新產品，到處推銷。「現在，」她又說話了，「你就站在這里，別走開啊，有個會漢語的人，馬上來見你。」
她解脫了，留下我在休息大廳里東張西望，不知道等待的是什么人，多大年齡，性別如何？喧譁漸漸地落去，人們都坐下，吃起了午飯，我的肚子也咕咕地叫著，可是，我必須一本正經地等著。
他來了，面無表情，似乎在審視我的身份。「我叫朱瑞，在西藏工作過，有几個問題，想請教您？」我勉強開場了，為了完成朋友塞給我的使命。
「可以。」他禮貌地說著，遞給了我一張名片，「我叫貢噶扎西，是達賴喇嘛駐紐約辦事處西藏問題分析員。」
我向走廊的兩邊看去，還好，發現了不遠處兩個靠著窗子的紅色折疊椅，就都朝那里走去，坐下了。我隨意地問著我們談到中共在西藏的文化滅絕，他說，「現在差不多每四個蒙古人中，有兩個已被漢化了，我們不想重复蒙古的悲劇。」
「事實上，每四個蒙古人中，差不多有三個，或者三個半已被漢化了，過不了多久，蒙古族也會像滿族一樣，在這個世界消失，我是說內蒙。」我說。
他沉默著，對不能确定的事，堅持著不妄加評論。我看著他，他的臉上，沒有狡詐、粗俗的官僚相，也沒有流行的焦躁，他顯得平和，安靜，甚至溫文爾雅，尤其是聲音，很低，怕惊扰別人似的。
「您見過達賴喇嘛嗎？」他的聲音更低了，有如展開稀世的祖傳珍寶，驕傲而謹慎。
「沒有。」我知道他指的是單獨晉見。
他轉移了視線，也轉移了話題：「如果我的回答有不清晰的地方，或者需要進一步探討，請隨時打電話，即使很小的問題，也沒關系。」
訪談稿整理出來后，我首先寄給了他。因為擅自發表我們的對話，是不負責任的，也是不道德的。尤其在西藏問題上，中國媒体的多年歪曲，已使漢民族，可悲地對西藏問題差不多在各個領域，都產生了誤解，我不想雪上加霜。事實上，三月西藏的和平抗暴，本是中國民眾從二千多年的專制束縛中解脫出來的契机，是1989年以來，平反「六四」的第一線曙光，如果大家在這時同心協力地聲援藏民族，抗議中共暴政，中國民主運動，很可能出現轉机，漢民族，也會從墮落、孤立的環境中走出來，看見一個干淨的，新鮮的，全球化的世界。說到底，藏、漢兩個民族，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极權制度下的受害者。
再說貢噶扎西先生，他在那篇訪談稿中我提出的「3‧14」后面，加了一行紅字：「我不同意這個說法，難道3月10日就什么也沒有發生嗎？」短短的一句話，說出了我對西藏現代史和藏民族苦難的熟視無睹。不知不覺中，我也成了木偶，被中共的紅色宣傳所牽制。人，有時是多么容易被影響，失去獨立思索的意識啊！按照貢噶扎西先生的改動，我發表了那篇稿子：《軍隊、机槍和子彈，控制不了藏人的心》。
這以后，我經常把寫好的關于西藏問題的文章寄給他。他總是很快地讀完，并清晰地用紅字注明与我不同的看法。就是一字未動時，我仍能覺察出他閱讀的痕跡。對于一個藏人，這不容易，畢竟，漢語是他的第二語言。尤其是我的一些較長篇幅的文章，需要他花費很多的時間和精力。有几次，我甚至說，「寫上我們兩個人的名字發表吧？」
「對你有幫助就行了。」他說。
我珍視這种交流。离開西藏后，我一直沒有机會近距离地傾听西藏的呼吸。現在，我甚至可以触摸西藏了。
九月的一天，我收到了貢噶扎西先生的信，是征求我參加十一月的波士頓會議。然而，我是一個對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敏感的人，連騎馬都會暈馬，更不要說飛机了。想來想去，推辭了。
不久，他寄來了今年九月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白皮書，盡管沒說什么，但我知道那欲言又止的希望。同時，中共毫無顧忌的謊言和殺气騰騰地向一個民族挑釁，也讓我，作為一個漢人，無地自容。我有責任讓人們知道，中國人的眼睛還沒有全部失明。
听說我在寫回應白皮書的文章，貢噶扎西先生打來電話，說，「十一月，你有時間嗎？」
「有什么事嗎？」
「可以去達蘭薩拉嗎，親自看看流亡社區？」
「可以！」
放下電話后，我不停地在房里踱步，吃惊于自己不假思索地答應了他。人，有時真是矛盾。怕暈机，我拒絕了近在咫尺的波士頓，卻接受了遠在南亞次大陸的達蘭薩拉。
我從加拿大啟程，飛了九個小時到倫敦，又從倫敦起程，飛了九個小時，到德里。從德里坐了十二個小時的夜車，第二天早晨抵達達蘭薩拉。汽車上，我自始而終地承受著暈車的痛苦，就像十一年前從格爾木到拉薩一樣。那時，我把折磨看成一种資本。現在，我已不再年輕，五臟六腹被掏空的滋味，讓我難以堅持。有几次，我沖動地想喊司机停下，步行去達蘭薩拉，有如從前，我從加查步行到拉蒙拉措一樣。還是忍住了。我把頭伸出窗外，看著朦朧中的印度群山，用力地吸著气，希望煨桑的熏香霧靄一樣飄來，夢寐中的達蘭薩拉，盡快地出現在眼前！
天漸漸地亮了，看著掠過的房屋，我想，快了，房頂上就會出現飛揚的五彩經幡，寺院的頗章之上，就會顯現暗紅色的白瑪牆……是的，世界上任何一座現代都市，任何一片華美的風景，都不會比達蘭薩拉更深入骨髓地吸引著我！然而，當有人喊「達蘭薩拉到了」的時候，我竟失望了，甚至不想下車。我不得不說，表面看起來，達蘭薩拉和印度的任何一座小鎮沒有太大的差別。
經聲環繞而來，細細的，如水。就在我住進尼姑寺的時候，我滿足了。繼而嗩吶聲、鼓聲、鈴聲、擊掌伴經聲……這些在西藏境內越來越弱的聲音，卻在我的窗前波濤起伏。路邊的商店里，盡是唐卡、哈達、佛像，還有松石戒指、手鐲、披巾……衰落的帕廓，正在這里繁榮，一切都井然有序。也許只有住下來，才會清晰達蘭薩拉的實相，才會看見西藏的文化之核悄然南移，才能真正地体會到法王的蔭涼。純朴的小鎮，集聚著來自世界各地的仰慕者。穿著袈裟的老外，屢見不鮮。倒是我這個出生在大陸的中國人，像怪物似的引人注目。
又看見了貢噶扎西先生。依然的宁靜，平和，溫文爾雅，依然低低的有著足夠內涵的聲音。當我采訪流亡政府的某些工作人員時，他盡可能地做翻譯。那簡洁而准确的漢語，讓我吃惊。我又一次說，「這篇稿子是我們兩個人的作品，寫上你的名字吧？」
「對你有幫助就行了。」說著，他補充了一句，「看看流亡社會的真實情況，對你的寫作有好處。不過，一定要尊重事實。」
特別會議期間，他打來電話說：「等會議結束后，我會有一些時間，現在，你不會覺得無聊吧？」
無聊？我不是為了滿足虛榮，或者尋求某种政治援助才到這里的。我是來見證一個被迫离鄉背井的古老而純美的民族，怎樣在達賴喇嘛尊者的感召下，重新為人類樹起了那獨一無二的文化丰碑。我是來向藏民族贖罪，向我的族人，尤其是那些仍然被謊言蒙蔽的人，展示出中共的鐵蹄是如何蹂躪了一個民族的事實。
他不理解我，讓我有些難過。
我忙著見各种各樣的人。有一次，一個滿頭白發，卻依然美麗的老外，走近我：你從哪里來？
加拿大。我看著她，你呢？來這里多久了？
我是瑞士人，在這里十年了。
十年？我想听你的故事！
行啊，我的家在下面。
我的家就在前面，到我的家里坐吧？
她二話沒說，跟著我，到了我居住的尼姑寺。夕陽西下，我們坐在陽台上，話題一個接著一個。
人們一見面就是朋友，這是達蘭薩拉的特色。素不相識的人坐在一起喝茶、吃飯、談天說地是常事。這里，沒有西方的匆忙，也沒有西方的冷漠。即使噶廈的官員們也是如此。那是我第一次見到跋熱‧達瓦才仁，是特別會議開幕式結束的一瞬間，掠過千万張面容，他向我喊著，「你是朱瑞啊，我看過你的文章！」
我也踮著腳尖捕捉他：「好消息呀，這么說，我們的机會來了，听說你很風流呢！」
「都是茉莉陷害我。」他遙望瑞典，表達著對另一位漢族女人的友情。
后來，我見到了高大的更特東珠，我們談啊談啊，談了一個晚上，話題才剛剛開始。還有才嘉，盡管第一次見面，那种似曾相識之感卻揮之不去；還見到了丹增尊珠，我把他摟在怀里，為他不息的奮斗及那些优美卻苦澀的詩句而心碎……
盡管貢噶扎西先生說，會議結束，會有一些時間，事實上，我們見面的次數越來越少了。他總是禮貌地用「您」稱呼我，而我，也以「您」回應他。他似乎很遙遠，像一團霧靄，永不會成為我的朋友。然而，我信任他，一如既往地把我的稿子寄給他。這信任從何而來呢？我常問自己。后來，我想到了我和他之間的一次對話，那其實是一個完整的答案：
「有些中國人說，藏人對法王的崇敬是愚忠，」我想了想，「寫完這篇稿子，我計划采訪十個漢、藏學者，請他們談談對法王崇敬的原因。先說說您自己吧？」
「那一年，是1982年，」他說：「我為了真正學習一點東西，不是為了賺錢，從拉薩，秘密地翻越雪山到了印度。1983年5月，第一次見到法王，我沒有哭。那時，我對法王的辛辛苦苦了解得不多。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越來越清楚法王的言行。現在，我為流亡政府工作了25年，當我看到法王彎下身子，向各國的支持者表達感謝的時候，我會哭，情不自禁。」
2008年12月完稿于達蘭薩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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