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导主任之死与我

１９６８年３月的一天，我在学校军训团蓝干事的桌面上见到一份《申述书》，是学校教导处庞主任写的，为自己以“历史反革命”罪名被押送回乡提出辩解与要求。该教导主任的这一“身份”，在１９６６年７月运动之始由“内部掌握”而被公开。

我当时２０岁，６６届高三毕业，因“史无前例”的到来而留校“革命”。见到这份《申述书》，我立即与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关于“右倾翻案”的论述联系起来，想到了“紧跟”。所谓“紧跟”，就是“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之谓也。于是纠集了几个“战士”，到教工宿舍及学校的当眼处，刷上了几条“不准翻案”之类的标语，然后煮糖水吃去了。

几天后，竟然传来了庞主任的死讯，他是被“主义兵”打死的。据军训团蓝干事说，头天晚上，“主义兵”把庞主任叫了去，一伙人伸手就打，打到半夜，见人不成了，急忙从墙头拖过去，扔回家里就跑了，庞主任当天晚上就咽了气。

为首打人者郑某，我的同届邻班同学。郑某“根正苗红”，颇得“政治”眷顾：作为在校学生，竟然去当过“四清运动政治学徒”；文革狂　扫到学校，则荣任“文化革命工作队”队员之职。到了１９６７年，其母被“揪出”，据称是“叛徒”。郑某就从天上跌到了地下。同在一校的如花似玉的妹妹，竟也因之精神失常。

郑某，就是在这种境遇下，为首打人的。

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我所在的一所普通中学变成了“绞肉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非正常死亡”的学生有７人，老师有５人。

打人者郑某，下场亦是凄惨。７０年代末曾在某国有大公司机关工作，后因此事被揭发，受到了处份，随后患上了不治之症，终年不及四十。

我把这一秘密埋在心底３２年，自己也从毛头小子到了望六之人。此事再不提起，将会湮灭在冥冥之中。假如不是我当时的无知，“主义兵”或者不会知道有人在“翻案”，事情有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虽然庞主任很难躲得过随后“清理阶级队伍”，但事情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清夜扪心，深感痛疚，我诅咒自己的过错，诅咒那个年代。愿庞主任在天之灵安息！

(原载《南方周末》２０００年６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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