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吴稼祥：中南海工作日记（三）

走卒随笔（三）

三、准备成立政治改革研究小组

1、耀邦家有唐三彩（4月23日）

日本一个名人到中国西安旅游，订购了一匹唐三彩马。回日本等了近半年，不见东西来。最后寄来的马缺了耳朵，没有马尾巴。那个日本人写信要求寄一只马尾巴来，结果寄来一只马腿。礼物是送给日本前首相的，不敢马虎。他只好请日本人帮助修理，花去了十几万日元。最近，他在中日民间友好人士会议上严肃提出了这件事。他说他痛感中国缺乏办实务的机构和组织。与其说许多空洞的友好语言，不如实实在在办一两件实事。此事在国内引起广泛注意。《人民日报》登了报道，《国内动态清样》也作了反映。今天，我在《参考消息》上又读到这则消

息。我感到羞耻。办实事的机构不是官方能建立起来的，它是民间企业和社会组织长期生长的结果。

午餐桌上，耀邦的警卫人员说，耀邦听到这件事后也很生气。耀邦说，不就是一匹唐三彩马吗？把我家那匹拿去给日本朋友。听后我一惊一乍亦喜亦忧。耀邦有痛感，舍得自己的唐三彩，我惊且喜矣；可是耀邦家有多少东西经得起官僚主义者破坏、葬送呢，我乍且忧也。国家之大，也经不住折腾，何况耀邦的家当呢？得想别的办法。

2、间接路线（4月24日）

给陈进玉抄稿子。他花了一天多时间，就拿出了胡启立的五一讲话稿，写得不错。提到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文化改革。其他同志也同时在起草，进玉可能不放心，怕自己不动手误事。付印的可能就是他自己的稿子。

晚上到北京大学，继续参加经济体制改革报告会，今晚分组讨论。新鲜东西不多。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改革方案没有提出来过。现在重要的是怎样才能实行，如何从理论上阐述。

（1）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回归

陈坡坐在我身边。

“我要找朱厚泽谈谈，”他说，“我们不可能抛开马克思主义，但必须抛弃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步要回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回到民主的自由的马克思主义，离开列宁式的专政和集中的马克思主义。走到这一步，其它好办。”

（2）制作美丽的水晶鞋

陈坡的话表明，我们正在成熟起来。明白无误地表达自己的意图，是孩子们的事情。政治和军事的共同之处是，间接路线。我们先不要西方式的民主自由的蛋糕，先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夹心饼。但只要走出这一步，他们就会一直走下去。这就是说，要为领导者们制作一双改革的水晶鞋，只要他们穿上，就会象“红菱艳”中的舞女一样，永远跳下去。

3、先在“根据”上推动政治改革（4月25日）

（1）查找邓小平关于政治改革的讲话

一进办公室，陈进玉就要求我帮助查找小平同志一段话的出处，其中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看来，是要寻找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威根据。我又请人找。结果，一共找到两段论述，都明确谈到“政治改革”。中国人从来不做没有根据的事，即使是总书记。

（2）往日的明星将暗淡下去

北大老师和老同学请我们几个回校参加讨论会的校友吃晚饭。今晚是第一轮讨论的最后一天。厉以宁教授要我讲15分钟。我从商品经济要求的角度，谈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我说，自然经济社会主要靠血缘和政府调节和维系，家长和官长是那种社会的明星。今天，我们搞商品经济，昔日的明星将暗淡下去，新的明星将升起。新星是从市场机制的地平线上升起的，它们是企业家。社会的支点将从官场迁移到市场，官位将贬值。我还提到，要使我们的行政工作有效率，就要在官场上建立一种类似于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机制，一种快速反应的奖励机制。此外，机关运行将靠法律来调节，而不是由人的爱好和品德来调节。

4、一个省委秘书长的长吁短叹（4月27日）

晚间去看望山西省委秘书长张长珍，谈起山西政局，他长吁短叹。

（1）改革派纷纷落马

他说，山西的干部群众再也振作不起来。三中全会后上台的干部，如今纷纷中箭落马。省委书记李立功是一个做官做成了精的人。近几年来，他没有提出一条改革建议，如何发展山西经济，也没有拿出一点好的意见。他心思没用在这里。他知道，要做官，不靠这些。真功夫要下在暗算人、培植亲信和巴结上级上。那些爱出风头，飘然高升的人，也最容易倏然陨落。只要这些只会当官，不会干事的人把持在那里，山西就看不到希望。

（2）给近在咫尺的“钦差大臣”发电报

李立功绝不会打出与中央不同的旗号，而是用你的旗号掩护他自己的勾当。你提倡什么，他跟你吆喝什么，但卖的东西不一样。中央要求端正党风，推进改革。他趁此机会，把不听话的改革者统统打下去。败坏的是中央的旗号，实现的是他自己的目的。

中央不知道这些情况吗？若明若暗。虽然常有人下去考察干部，但省里可以瞒天过海。中央下去的干部，不可能不通过组织关系。一通过组织，省里的组织就垄断了你。他给你安排座谈的人，异己的一个不让你见。有一个农民，为了让中央下来的“钦差大臣”知晓他的意见，他给近在咫尺的中央干部拍了一份长达数千言的电报，因为省里在“大臣”周围设置了隔温层，不让他接触到不同意见的冷空气。张长珍说，即使你见到上边的人，也不敢谈真实情况。你不知道他与第一把手转弯抹角的关系，他可能把你的话转告省委书记，让你糊里糊涂地被卖掉了

。

5、“风病”（4月28日）

出席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政治体制改革座谈会”，会期两天，30多人参加，是北京政治学界的精英。

（1）“放炮”与学术不自由

著名炮筒子于浩成首先发言，会场霎时成了战场，一片炮声隆隆。过激的言词不少。还一时痛快地提出“言论自由”。但理论上，对策上都没有谈出多少深刻的东西。“放炮”可能是学术不自由的产物。禁区太多，不让研究，使人感到研究了也没有用。不研究，当然谈不出东西。心里不舒服，总想放一通才痛快。一遇时机，就不加约束。正如无政府主义是专制主义的产物一样，“放炮”是学术不自由的结果。

（2）“刮风”与政治周期

于浩成（法学家，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激昂地抨击刮风现象。他说：“松的时候，干什么都行，违法乱纪也可以；紧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干，正当的事也不能干。凭‘风’办事，不是依法办事。”

他这个见解是深刻的，但没有一个医生能开出药方。这种“风病”的产生机理也还不清楚。这可能是组织瘫痪的一个症候，如同法国人佩雷斯特说的，出现了巨大的政权“真空”。没有有效的起作用的中间组织机构，或者说，这些组织机构没有自己明确的目标、正常的功能和独自不受干扰的运行规律。风一来，所向披靡，不能抗衡。最好的时候只是传递信号，没有独立处理信号的能力。也可能是组织的层层放大效应。每一层组织表面上都想出色地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上级强调什么，下级一定要“超额”强调，自然是层层放大，实际上却借放大上级决

定，获取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或新的利益。

摸透了“风”的规律的人，常常在风松的时候，大捞特捞，为非作歹，等你刹风时，捞得越早的人越没事；风一紧，他把两只手插进裤兜里，什么也不干。于是，全国人都唱“大风歌”，都跳“大风舞”。“风派”成了最大的派别或学派。这就是我国的政治周期。这种周期没有繁荣和萧条，只有混乱和死气。风松时，大家一哄而上，偷抢共同财富；风紧时，关起门来尽情享用。就是没有创造财富的繁荣时期。

“风病”大概是人治社会的不治之症。

6、坏透了的“好人政治”哲学（4月29日）

继续参加“政治体制改革座谈会”。昨天以遵守时间自豪的严家其（政治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今天差不多是最后一个到场的。

许多发言者隐隐约约地谈到政治体制与政治哲学问题。似乎不同的政治哲学，影响了东西方政治传统。西方是“坏人政治”哲学，假定当权者是坏人，为了防止坏人运用权力干坏事，他们发明了一整套制约措施，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中国人是“明主清官”政治理想，相信或希望当官的都是好人。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给当官的又加上了神圣的光环，得出了一个荒谬的推论：先进的意识形态造就了一个无比先进的党，这个党的成员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个党执政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都是为人民办事的，不可能损害人民的利益。这个政府的决策也是最好的。

于是出现这样的推论是自然的：“反对我，就是反对党，反革命。”“因为我代表党，代表政府，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实际上，贪官有的是，又拿不出有效办法，只好采取三种下策：一是维护“好人政治”哲学，千方百计掩盖罪恶事实，封锁消息；二是搞好“清官典型”，巩固人民的幻想，也教育官员学好；三是在问题特别严重时，“杀一警百”。“清官”难遇，贪官当途。王亚南的门生孙越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把“好人政治”称为最低层次、最无能的官僚政治。

我想说，所有的制度，都应该是根据恶制定的，而不是根据善制定的。根据恶，我们得到一个善的制度；根据善，我们只能得到一个恶的制度。西方人说，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用美好的愿望铺成的。极有深意。

7、耀邦、启立同意提政治改革，要成立政治改革研究小组（4月30日）

进玉今天告诉我，耀邦和启立同志已经同意在“五一”讲话中提“一个中心（经济建设为中心）、三大改革（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文化改革）”。他要我为政治改革多考虑点问题，等三个研究生调来之后，让我牵头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小组。我深感责任重大。

8、给习仲勋改讲话稿（5月2日）

（1）杨花飞飘

午饭后到中南海边散步。阳光和煦，微风温柔；垂柳倒挂，飞絮如雪。使人想起“昔我去时，杨柳依依。今我来归，雨雪霏霏”的佳句，心头怅然。很早以前，我就把杨花称为春天的白发。“杨花飞时百花休”，又一个春天老去，这于我是第31个春天了。

告别美好的事物，总是难受的。又正因为美好，总是要告别的。所以，对爱美和肯思考的人来说，生活本身是悲剧。“不会消逝的不是幸福，没有痛苦的不是生活。”南斯拉夫一位作家的名言，表明他已窥见生活的真谛。

（2）纯粹是仪式－－自己给自己发指示

下午2时，进玉给我一份习仲勋将于明天下午在团中央纪念五四座谈会上的讲话稿草稿。稿子是团中央自己起草的。纪念五四早已成了失去内容的形式，而习仲勋的讲话就更是形式：团中央需要中央讲什么，就写什么。讲过以后，就成了中央精神，让下边贯彻执行。自己给自己发指示。

仲勋对原稿不满意，怎么不满意，不清楚。据说只有“不理想”三字评语，让我们办公室修改。旋即，启立处转告启立意见，该稿不准确处太多。不知道他们喜欢什么，只好根据我们领会的程度修改。进玉提出了构架，大家同意。

一直写到深夜。为了在讲话结束处，引两句漂亮的古诗提神，我翻遍了唐诗。我记得李商隐有一句“雏凤清于老凤声”的句子，未查着出处。打电话请教北大教授王瑶，才得到全联：“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转自《中国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