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从梁启超到世界主义
(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6月1日讯】 一八九九年底﹐梁启超自日本乘船到夏威夷游历﹐在太平洋途中﹐感怀身世﹐在他的日记《汗漫录》的序言中写道﹕“余乡人也﹐九岁后始游他乡﹐十七岁后始游他省﹐了无大志。懵懵然不知有天下事。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颠簸﹑所冲击﹑所驱遣﹐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不得不为世界人焉。”
我时常引用这一段话﹐认为梁启超是一位历史上的先知﹐他早在十九世纪末就猜到了二十世纪的大趋势﹐甚至也为二十一世纪的华人提出一个有真知灼见的观点﹕如果照他所说﹐十九世纪的世界大风潮使他不得不从“乡人”变成“国人”和“世界人”﹐我们也可以说﹕“廿世纪末的世界人风潮也更使我们从“国人”变作“世界人”。在中国﹐整个廿世纪其实是一部以“国人”为认同主轴的民族主义的历史﹐这个现代历史的遗产﹐在世纪转移之际已经受到各种不同势力的挑战。然而“世界人”这个观念﹐尚未定型﹐目前也争论不休。
“世界人”可以与英文“Cosmopolitan”这个字等同﹐但涵意却颇复杂。就梁启超的立场来看﹐他作为“世界人”只不过是作“国人”的进一步表现﹐二者并无矛盾﹐甚至在他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论》的开端﹐就提到他理想的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纪念的时候﹐在上海开了一个盛大的世界博览会﹐各国都派使节来祝贺﹐而且都会说中文﹐纪念大会请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儒孔先生发表演说﹐历数六十年来共和国的成就﹐并追忆先烈﹐于是展开了这本未完成小说的故事。
显然﹐梁启超心目中尚未全然放弃中国是“天朝”的观念﹐他到日本和美国取“西潮”之经﹐为的就是建立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中华共和国”﹐以民族国家为本位﹐而以世界马首是瞻。这一个理想﹐也许有人认为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已经实现﹐但梁启超本人并不以为然﹐所以他晚年虽在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任职﹐却依然忧心忡忡﹐觉得这个“共和国”的缔造问题重重。他当年所揭橥的“新”观念﹐并不能落实﹐试问在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有多少人真有资格作“新民”。事实上﹐“公民”﹙Citizen﹚这个观念﹐在中国也是二十世纪的产物﹐我从小学开始﹐就有“公民”课﹐学的是清一色的国民党“三民主义”模式下的爱国主义﹐还加上一点独裁思想﹐至今思之余“悸”犹存﹐使我永远怀疑所有意识形态的爱国主义﹐后来负笈美国多年﹐更无法认同任何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大义”﹙当然也包括美国本身的大国沙文主义﹚。
在十几年前﹐我曾提出作为华人的“世界人”观念﹐但提出后并未发挥论证﹐自觉曲“偏”和寡﹐怕引人议论。不料多年后美国学界继“全球主义”之后却大幅展开有关“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理论探讨﹐多认为“世界主义”应该反对或超越民族主义﹐至少需解构“民族国家”的模式——是经由市场经济运转后﹐货物流通﹑人民到处迁徒而造成的一种“流散”心态﹐这类﹙大多是经商的﹚“世界人”已成了无根游民﹐也无根深蒂固的祖国认同观念﹐甚至在文化上也是游离失所。作此种论调的人似乎来自印度和东南亚居多﹐不少学者也是所谓“后殖民主义”的信徒﹐皆认为近代民族主义其实是西方殖民主义的遗产。
我不完全赞同这种论点﹐因为我觉得它非但与中国现代史不符合﹐也与当代华人的情境和心态不尽相同﹐而更重要的是它无法解决目前世界各地民族主义情绪方兴未艾的现实问题。
这个问题最近又由于美国霸权主义的复兴而愈演愈炽。据《亚洲周刊》﹙今年五月七日—五月十三日﹚报道﹐中美军机擦撞事件尚未解决﹐双方已经进行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战争”﹐这就是网络战﹐而中国大陆已出现名为“中国红客联盟”的骇客﹐以游击战的方式﹐向美国网站“发动全面反击”﹐并于五月一日攻击“美国的数个重要网站”﹐在攻陷后的网站插上“硕大的红星红旗”。写着“我是中国人﹗Beat Down Imperialism of American﹙打倒美国帝国主义﹚”红字。
我读后不禁毛骨悚然。网络本是无疆界无国籍的空间﹐却变成了过激民族主义份子的利器﹐在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世界主义或“世界人”
我非但反对狭义的民族主义﹐也一向反战﹐对于这种自以为是的战争意识更是深恶痛绝﹐民族主义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几乎到了极端﹐成了历史的反讽﹐如果梁启超再世﹐不知作何感想﹖
因此﹐对付这种狭义民族主义心态的唯一方法﹐我认为还是以世界主义作标竿为佳﹐以超越民族和民族国家的狭隘范畴。
──原载《亚洲周刊 》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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