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一胎化四大恶果 中国面临严峻考验

【大纪元2月17日讯】（大纪元记者朱蓉儿编译报导）中国实行一胎化政策已三十年，多年来这一政策严重侵害人权，并造成负面的经济与社会效应，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谴责。去年十一月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Tom Lanto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举办听证会，再一次揭露此一人权问题。美国企业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研究员艾伯施塔特（Nicholas Eberstadt）出席该听证会并提出报告，分析中国一胎化政策导致中国人口结构和比例严重失调的恶果。

艾伯施塔特的报告主要揭露一胎化衍生四大后果：

1. 中国老年人口与社会福利问题严重；

2. 中国的一胎化将导致劳动力的减少；

3. 一胎化造成男女比例的极大差距；

4. 中国的“少亲家庭”将严重影响社会结构与经济发展。

艾伯施塔特的报告极具参考价值，其摘要如下：

艾氏在报告中表示，中国的一胎化政策执行了三十年，这个令人瞠目的庞大计划除了改变中国家庭的生育方式外，实一无是处。当年中共为了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定出生育指标，控制生育年龄的妇女，以开除、罚款与强制堕胎的手段，大幅降低人口出生率。

1978年前，也就是中国政府决定实行一胎政策的前夕，其总人口繁殖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远高于2.1－－所谓的人口替代比率，一个妇女平均生育三胎。但是三十年后，中国的人口繁殖率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

据联合国及美国人口普查局估算，中国现在的繁殖率约在1.7至1.8之间，其它机构提出的数据是1.6或更低于此数。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和天津，妇女一生中平均生产不到一胎。但是，一胎化政策带来的后果越来越明显，一系列的人口问题丛生，超出当初的想像，即将严重困扰下一代，拖累中国的经济发展，损害社会和谐，考验传统的家庭结构，甚至动摇中国文化的基础。

劳动力的增长停止

中国经济在1979年至2008年间急遽增长。然而意欲重复一次这样的经济增长却不可能，原因是中国不再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从1980至2005年，中国的劳动人口（年龄15至64岁）以每年2%的速度递增，但到下一代，这个增长数据将是零。据联合国人口司的统计，中国15岁以上64岁以下的人口以每年0.7%的速度递减，至2035年，这个年龄层的劳动力将比现在减少约2,500万人。

此外，美国人口统计局推算，中国的劳动力至2016年是增长高峰，之后就快速下滑。虽然这是对未来的预测，但未来几年后就要来到了。联合国人口司推算，如果现在的生育趋势延续下去，中国的新生代将比上一代人口减少20%。

仅是以上数据，便显示中国经济继续快速成长的恶兆，如果进一步考虑中国劳动力人口接替的问题，情况就更糟糕。身处现代社会，年轻的劳工身体健康，受教育程度高，易于更新技能，最具有推进生产力发展的潜力。然而在中国，这一群人的数量在过去一个世代持续减少，而且还在继续缩减。据美国人口统计局估测，1985年中国15至29岁年龄层的年轻劳动人口占总劳动力的47%，今天已降到34%，20年后将仅剩26%。

中国劳动人口未来几十年不会减少的唯一原因，是50-64岁年龄层的人增多。这群人在2009至2029年增长一亿人，从劳动人口比例的22%增至32%，据中国官方人口普查，这群人中的47%连小学都没毕业。随着这一年龄群的到来，中国劳动力大军的组成结构会朝反方向发展。20年前，年轻工人几乎是老年工人的三倍，今天，年轻工人不及其一半。美国人口统计局预测，二十几年后，年轻工人与老年工人之比为100：120，至于这种情况何时会稳定下来，则取决于中国的生育趋势。要想保持经济长久高速地发展，这种结构绝非理想模式。

如果中国还像从前，有大量待就业大军，这种形式还容易对付。但中国的决策者们再不能依靠这种曾经有过的储备大军了。相反的，中国社科院人口和劳动力经济学院院长蔡昉认为：中国经济已届转折点，那些用之不竭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枯竭，将来需要靠增长工资来吸引就业。

老年化带来的灾难

在下一代，不仅是整个中国的劳动力大军年龄老化，从任何一个角度看，中国社会整体都在快速老年化。这又是一胎化另一弊端，因为低生育率必然减少年轻人的数量。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统计：中国65岁以上的年龄群人数在1.1亿左右，至下一代，这个银发族人群会增至2.8亿，几乎以每年3.8%的速度递增。至2035年前，几乎每五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

老年化现象在中国农村更为突出，因为年轻的农民都移往城镇工作和居住。北大教授曾毅带领一个人口学专家小组调查得出结论：中国乡村居民年龄比城镇居民老，且其差距年年递增，截至2035年，每四个农民中就有一个以上是老人。

老年人口剧增意味着什么？以日本为例，日本是世界公认的老龄社会，它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22%强。换言之，中国农村老年居民比任何一个民族都多。虽然中国经济增长了三十几年，农村依然贫困，农民的人均收入不到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不到日本人的十五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

可以预见，中国社会必须负担收入远低于日本或西方老年人的抚养问题。谁来关心这些老年人？当然不会是中国现存的养老金制度。那个不完善的劳保制度只保障政府机关和国企员工，覆盖面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

即使这样，这个养老金体系还在亏钱。美国社保的负债量约占国家一年国民总值的三分之一，而中国的社保负债已超过GDP的100%，其社保制度迟早破产。中国家庭一向依靠子孙养老，农村、城市皆然。自90年代中国的生育率降低至替代线以下，中国家庭养儿防老的体系也崩溃了。

在90年代，实际上每个年届退休的中国妇女都至少有一个儿子可以依靠，那个时候92%年近60岁的妇女生过至少一个男孩。迈入2025年，无儿的老年妇女将达30%，也就是说，每三对老年夫妇中就有一对无儿养老。对这些人而言，晚年的生计没有着落，若指望女儿、女婿，则会分散女婿扶养自己父母的资源。即使有儿的夫妇，也得儿孙有孝心才行。但在现代中国，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都在遽变，儿子愿不愿孝养双亲也难以肯定。当今中国，人们都认为国家会越来越强大，但庞大的老龄人口为中国的未来投射了一道巨大的阴影。

许多男人娶不到老婆

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出生男婴和女婴的数量在比例上都有规则可测。通常100个女婴就应有103至106个男婴。但在中国，一胎政策破坏了这种合理的模式，整个国家的性别平衡已被扭曲。中国1982年进行人口普查，人口学家注意到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例几乎达到100：109。二十几年来，这种性别差距越来越大，2005年中国进行小型人口普查，发觉119个男婴对应100个女婴；在1至4岁的幼儿，官方登记的性别比例是123，在某些省份，其人口和欧洲大国一样多，男女婴的比例甚至超过130。

中国在当代不是唯一性别比例畸形的国家。韩国、台湾、新加坡和印度北方的一些省份近年来男女婴出生比例已上升为108。然而在中国，出生性别比例严重失衡，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毫无疑义，政府实行的一胎政策难辞其咎。

北大教授曾毅认为，一胎政策应承担十点罪责。今天所生的多余男婴都将是明天的新郎。从古至今中国人都认为婚姻是人的必经之道，家庭是社会和谐的稳定因子，但中国新一代的男性面临结不了婚的窘境。曾毅和他的研究小组计算了很多数据后认为：今天中国30多岁的男性有5%未婚，至2020年比率会超过15%，至2040年达到25%。

在农村，情形会更加严重。农村男性的富裕程度及受教育程度都不及城市男性，在婚姻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曾毅估计算至2020年，有20%年龄35-44岁的农村男性娶不到老婆；到2040年，这个比率升高为30%。这样一群身体健康又没有前途的光棍大军，中国政府如何应对？他们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新家庭影响社会经济

一胎化政策为人口造成的深远影响，不仅是许多男人找不着对象，也改变了未来家庭的结构。随着生育率的直线下降，独生子女的家庭越来越普遍，形成一种独特的家庭结构：即父子单传，只有祖辈和孙子，没有兄弟姊妹、叔伯姨舅和表亲。北大教授郭志刚和同事估算，至2011年，近四分之一年龄在25至49岁之间的城市男性会是独子；至2020年，增为42%；至2030年，增至58%。

这种“少亲家庭”的出现，预料会引起不一般的挑战，毕竟中国文化是建于家庭纽带之上的。这种即将发生的家庭变革隐含的问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是形而上的，传统中国家庭结构的萎缩也会使中国的经商之道复杂化。

由于政府机构的低信誉，中国的商家一直依靠私人关系办事情，他们的关系网降低了交易双方的风险和成本。在过去三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中，这种关系网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随着“少亲家庭”的兴起，新一代的经济和政界人物不再依靠血缘关系办事。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经济会怎样运行？当然可以加强法律条款或朋友间的亲和力来弥补。但是以历史为鉴，社会的适应缓不济急，届时社会资本的损失难以弥补。

中国诸多的人口问题迫在眉睫，不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此停滞。只是这么多人口所衍生的问题需要解决，而国际组织甚至中国的领导层都没有清醒的认识。当代中国经济是发展了，但对中国独裁的领导者来说，人口问题是一柄具讽刺意味的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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