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纪元】哈维尔与中国

【大纪元2012年01月07日讯】被《纽约时报》称为“当今世界上以某种形式活着的圣人”——哈维尔辞世了。从阶下囚到掌权者，从作家到总统，哈维尔的传奇一生就像他笔下的荒诞剧一样，充满了惊奇，又饶富意义。

当每个人都屈服于恐惧与贿赂，于是冷漠、沉默及谎言就成为支持极权制度的最重要基石，从而导致人们个体生活被异化。哈维尔用一生的实践揭示，“活在真实中”是摆脱专制恐惧的良方。

如今中国社会正在悄然发生的巨变，正说明了讲出真相的“无权者”所拥有的巨大“权力”力量。

哈维尔的奇妙人生

_{文 ◎ 王净文}

以和平形式带领捷克挣脱共产主义桎梏的自由斗士——哈维尔离世，成为举世焦点。充满人文哲思，独钟戏剧文学，反讽时政、无心权力的文人，却被时代赋予了政治权力并影响全球，哈维尔的传奇一生如同他笔下的荒诞剧一样惊奇连连。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Prague）市中心有个瓦兹拉夫广场，正中央的铜像是纪念捷克百年前抗击匈牙利入侵的民族英雄瓦兹拉夫国王（Svatý Václav）。不过冥冥中好像自有安排，百年之后捷克又出现了一位抗击共产主义思潮入侵的当代英雄，他也叫瓦兹拉夫，他就是在2011年12月18日在睡梦中离开人世的瓦兹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1936年10月5日至2011年12月18日）。

18日当天，人们冒着严寒自发来到瓦兹拉夫广场，默默地献上鲜花、点亮烛光。早在2003年2月，当哈维尔卸下担任了13年的总统职务、回头重新开始文学创作时，《纽约时报》这个以监督政治人物、强调新闻“第四权”而闻名的媒体，高调评价哈维尔“在当今世界，他是以某种形式活着的圣人”。

在地图上，全球192个国家中，捷克是个很不起眼的小国，其面积不到中国的1％，人口大约台湾的一半。12月23日圣诞节前两天，捷克为哈维尔举行了国葬，全球近千名政要精英齐聚布拉格为哈维尔送行，中午捷克一千多万民众为他默哀一分钟，各地教堂钟声齐鸣，防空警报声也同时响起，邻国斯洛伐克也宣布举国默哀。

18日听闻哈维尔的离世，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哈维尔的和平抵抗，冲击了共产主义的基石，揭示了这一压制性意识形态的空洞，并且证明道义上的领导比任何武器都要强大。”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吊唁信中赞扬哈维尔是一位“伟大的欧洲人”，“他对自由和民主的抗争与他伟大的人格一样难忘”。

靠夜校读出来的戏剧家

1936年哈维尔出生在布拉格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祖父自学建筑学后，成为布拉格的主要建筑商，布拉格的卢塞纳宫就是他祖父修建的。哈维尔在自传中这样描写祖父：“他属于第一代资本家，白手起家，虽然开始时一无所有，但最终却腰缠万贯。我们家的资产阶级成分应归功于他，正是他使我们家第一次进入‘资产阶级’行列。”

哈维尔的父亲继续光大家业，他的叔父建立了电影工厂，是名噪一时的“电影大王”，哈维尔的母亲也来自一个望族，他的外祖父曾任捷克驻多国大使。优越的家境让哈维尔从小享受到家庭女教师、厨师、女仆、花工和司机等服务，不过天性喜欢平等的他对此并不开心，他很小就意识到在他和那些贫穷的同学老师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墙”，令他感到孤独、失落和自卑。

等他12岁时，这一切发生了巨变。1948年与苏联结为社会主义盟友的捷克新政权没收了哈维尔一家的全部财产，他由于“阶级成分不好”而无法上中学，于是去当建筑木工学徒，由于常常头晕，他最后改行当了一名实验室的助理员。对此，哈维尔后来还有些惋惜，觉得失去了学习一门手艺的机会。在实验室的五年里，哈维尔白天工作八小时后，再上四小时的夜校，艰苦的生活砥砺了他的意志。

哈维尔从小就具有惊人的天赋。13岁那年他已经写了一本关於哲学的书，在别人读中学时，他已经组建了一个文化团体叫“36人”，因为参加者都是1936年出生的。他们谈论文学和政治，还开过大会、出过杂志，后来哈维尔回想起来都觉得后怕，因为一旦外人知道，他们会被统统送进米罗夫监狱的。

读夜校时，哈维尔一直想学文科，但屡次被拒，最后他就读于捷克工业高等学校经济科；他想读戏剧学校的申请也不断被拒绝，一直到他31岁时才完成戏剧学校的校外课程。不过哈维尔从19岁就开始创作文学作品，23岁在两年兵役后，他开始在剧院后台工作，27岁时他创作的第一部戏剧《游园会》首演，获得成功。 28岁时他与奥尔嘉（Olga Splichaiova）结婚。31岁时作家协会取消了他的候补中央委员资格，随后他与另外58人组建独立作家团，并任团主席。

哈维尔的早期作品大多是嘲讽社会与政治的讽刺剧，用简陋的小舞台、几个演员就可以演出，卡夫卡式的黑色幽默让台下民众在欢笑中暂时忘却现实的苦痛。有人统计过，在共产党统治捷克的40多年里，全捷克只有两位剧作家没有获颁任何形式的奖章，其中就有哈维尔。因为共产独裁者总是用廉价的奖章来笼络知识分子。哈维尔后来回忆此事时曾笑着说，或许是因为他写多了政治嘲讽闹剧，上帝要惩罚他，“所以就让我当了总统，陷入以往在剧本中被我嘲弄的现实中无法自拔！”

文人从政 从囚犯到总统

在布拉格之春期间，哈维尔不但发表文章要求两党制，还要求筹组社会民主党。1968年8月21日苏联派兵占领布拉格时，哈维尔加入自由捷克斯洛伐克电台，每天都对现状作出评论。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哈维尔遭到官方公开批判，家中被安装了窃听器，并被送往酿酒厂改造。

1977年1月，哈维尔公开要求特赦持不同政见者，并与其他作家和异议人士发表了《七七宪章》，要求官方遵守赫尔辛基宣言的人权条款；5月他还发表了《给胡萨克的公开信》，胡萨克（Gustav Husak）是布拉格之春后由苏联一手扶植起来的捷共独裁者。同年10月哈维尔被以“危害共和国利益”罪判处14个月徒刑，1979年又被以“颠覆共和国”罪名判处四年半监禁。不过捷克政府的判刑反而令哈维尔成为了国际知名人士，特别是他在狱中写给妻子的信，充分表达了他对生命、历史和人类社会的思考，吸引了全球众多读者。

先后五年的牢狱生活让哈维尔的肺部严重受损，加上他烟瘾很大，在他后来的岁月里一直饱受肺病的侵扰。1988年8月哈维尔发表《公民自由权运动宣言》，由于他的民主自由理念深深地打动了捷克人，1989年12月29日，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中，出狱仅42天的哈维尔被选为总统。

人们至今还记得1989年11月那天，在凛冽寒风中，瓦茨拉夫广场上人山人海，成千上万的群众摇晃着手中的钥匙向政府表示“下台吧”，当一位老人和一位青年人出现时，广场上顿时响起海啸般的欢呼声。那位年长者就是当年发起布拉格之春的捷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年轻者就是哈维尔。哈维尔做了演讲，这是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随后人们高呼：“哈维尔去城堡！”布拉格城堡是捷克历代国王的宫殿，也是捷克后来的总统府。

不过哈维尔当选后拒绝搬入捷共总书记官邸，“我觉得，要我进去这间由胡萨克亲自布置的房屋，倒不如把我杀了！”人们很快发现，哈维尔组建的新政府很多都是文人。看见一大批穿着T恤牛仔裤，态度轻松自若且满口哲学观的文人，竟然在总统府内指挥着前共党政府一手培养的军警特务，捷克人意识到一个新时代到来了。

“丝绒革命”后的一分为二

上任不久，哈维尔就开始推行举世称道的“丝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丝绒”的意思是哈维尔推动的民主革命“连一块玻璃窗都没有打破，异常的和平”。哈维尔最喜欢突击检查公共场所，包括酒吧、舞厅、政府机关、军营，他用这种方式来获知捷克民间的真实情况。

“丝绒革命”很快给这个国家带来政治与经济的稳步发展，但却也加深了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的民族矛盾，两个民族无论在血统、语言和政治概念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刚刚执政的哈维尔，开始以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身份，不答应这种分离独立的诉求，但他也没有采取军事或者外交手段加以镇压，反而默认独立的声音滋长。

最后国内情势日渐紧张，哈维尔不得不宣布答应斯洛伐克的独立，并且主动辞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的职位。哈维尔在辞职宣言中强调，这是他个人历史中“最黑暗的一天”。1993年哈维尔当选捷克总统，并于1998年连任到2003年。

荒诞剧的奇妙延伸

从阶下囚到掌权者，从作家到总统，有人说，哈维尔的传奇一生就像他笔下的荒诞剧一样，充满了惊奇。对於戏剧，哈维尔情有独钟，他说：“我深信，剧场是透视未来的望远镜，也是具体塑造我们希望的方法。……剧场体现了人类今天主要的希望，也就是活生生人的重生。”

做了几十年哈维尔著作英文翻译的保罗．威尔逊（Paul Wilson）称哈维尔的一生是“奇妙人生”，他说：“哈维尔的一生经常被比拟为一出戏，由他亲自披挂上阵，领衔出演。他身为剧作家的成就，以及在国际舞台上所受到的好评，让此种比喻恰如其分。”

很多人问哈维尔，他是如何在剧作家和总统身份中求取平衡的？哈维尔说：“总统要面对的事情，每天都有很多不同的面貌，而且情势一直在改变，我必须不断的妥协，不能像在剧院一样，不合自己的意思就发脾气！”有人用哈维尔早期一出讽刺剧的最后一句台词来形容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工作的人，工作往往是最成功的！”

关于他的政治成就，哈维尔说：“我心里清楚，很多人都嘲笑我是个人文主义者、梦想家、诗人，不会谈论加值税或其他重要的议题。”不过美国《时代》杂志这样评价他的历史定位：“他选择了一个原本不曾想过的角色，看似有些荒谬，但是他亲身教导了捷克人民建立民主的真正意涵为何。他虽然来自东欧的一个小国，但是他的理念却传遍全世界。”

在任13年总统期间，哈维尔的支持率最高的时候近90％，后来也从未跌破过50％。在他的领导下，捷克步入民主，加入北约，并在2004年加入了欧盟。2006年被世界银行列为发达国家行列，2010年人均GDP达1.8万美元。

忘年婚姻大挫民望

哈维尔总统的民意支持率最低时是在他的第二次婚姻之际，因为他娶了一位年轻的金发女郎。哈维尔的第一任妻子奥尔嘉（Olga）也是知名的异议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说，她在反抗共产统治上比哈维尔更坚定、更义无反顾。她的名言是，“连狗的名字都不要告诉他们（共产党的审问者）”，她在1996年因病去世。

丧妻后的哈维尔后来被查出得了肺癌，在他生命有危险之际，一位深爱他、比他年轻20岁的女演员达玛．佛斯科诺瓦（Dagmar Veskrnova）来到病床边照顾他，达玛是捷克剧院、电视及电影界的知名女演员。1998年1月，哈维尔出院之后宣布两人结婚，舆论大哗。因为他的第一任妻子太受人民尊敬，再娶，令他的民望跌至谷底。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才逐渐接受这段忘年婚姻。哈维尔曾形容自己是“一个梦想家、浪漫主义者和一个大嘴巴。”

哲学家总统的高尚道德

一位梦想家是如何管理现实社会的呢？哈维尔说，他靠的是当作家的简单哲学观来管理复杂的国家机器。不过在民众眼里，他是个优秀的政治家，他不计较个人的名位与权力，最痛恨“媚俗”。这种政坛上少有的真诚，让全体捷克人、甚至欧洲人，都对他如痴如醉。

有人把他称为：“哲人王总统”，这是来源于柏拉图《理想国》的称呼，即由哲学家来管理国家，在古希腊文明中被视为终极完美政治状态。哈维尔身体力行实践了这种理想。

另一方面看，哈维尔能在捷克实现他哲学家总统的理想，跟捷克的国民素质有极大关系。捷克尽管经济状况不佳，但捷克是个国民平均素质极高的国家，那里几乎满街都是作家、诗人或者剧作家，演员、音乐家也满街跑，这样高素质的国民，有着这样一位哲学家总统，让全世界都羡幕不已。

“世界因有哈维尔而变得更美好”

2003年寒冷的冬日，哈维尔在任总统的最后几天的告别宴上，宾主尽欢、依依不舍，友人们都喝得醉醺醺的。美国作家大卫．瑞尼克（David Remnick）在《别了，哈维尔》中写道：“几百个过去和现在的幕僚聚集在西班牙大厅里，在滚石乐队老哥们赠送的吊灯下，喝着啤酒，吃着三明治，排队向他们以前的老板道别。哈维尔摆着姿势与人合影，接受人们的忠告和祝福，时而微笑，时而露出牙医检查牙齿时惯有的鬼脸。他生性腼腆，这使他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他很矮小，两手总是很紧张地在衣领那儿摆弄，说话时总是看着地面。”

不过《纽约时报》在哈维尔离任当天发表的社论中说，13年的总统生涯，“哈维尔没有留下清晰可辨的政治遗产，但他给我们留下的是国家领导人的品质很重要这种感觉。他在担任总统期间仍然发出诚实的声音，在人们期待的时刻，展示了个人的道德权威。无论是捷克，还是余下的世界，都因有了哈维尔而变得更美好。”◇

短暂而光辉 布拉格之春

二战后的1948年，捷克共党赢得国内大选，全面掌权，并将国名改成“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共和国”，整个地区被划入共产铁幕中。不过与多数东欧共产国家相比较，捷克尚属于较为开放的共产国家，共产主义教义的阴影并没有入侵到这个国家的精神底端。

1965年开始，由于共产制度导致经济萧条与捷克共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共党内的改革派推出了“新经济模式”。当经济情况渐渐好转之后，人民对于政治开放的渴望越来越高，改革派在1967年将温和的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推向捷共第一书记的位置。在杜布切克的领导之下，捷克的出版审查被废止、地方选举与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被保护，这就是杜布切克所提出的“拥有人性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的“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民主运动。

1968年8月20日，苏联红军的坦克车迅速开入捷克，软禁杜布切克，透过媒体与军事镇压，使“布拉格之春”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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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精神对中国的启示

_{文 ◎ 齐先予}

“真相和真爱一定会战胜谎言与仇恨。”是哈维尔的座右铭，他最著名的言论是“生活在真实之中”。这句简单的人生原则，在充满谎言与暴政的共产主义环境下，实践起来却是艰难的。

“虚伪与谎言充斥着社会：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名义之下被奴役；个人地位的彻底丧失说成是人的最终的解放；剥夺人民的新闻媒体被称为保障人民的新闻媒体；用权势驾驭人民说成是人民掌握权力；滥用职权、专横跋扈便是实行法治；压制文化就是发展文化，扩张帝国主义势力成为被压迫民族的支援；毫无言论自由就是最高的言论自由；选举闹剧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独立思考是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变成了兄弟援助。因为当权者作了自己谎言的俘虏，就不得不把一切都颠倒黑白。它篡改历史，歪曲现实，虚构未来；它捏造统计数据；它装作尊重人权；它假装什么都不怕……”

哈维尔这段30多年前的一番话，何尝不是对中国现状的精准描述？

哈维尔一生至少创作了22部政治剧，10本书和一部电影。他先后获得多个国际奖项，如1994年的美国费城自由奖、2003年印度的甘地和平奖、和美国的总统自由勋章等，他还被当选英国皇家文学协会的名誉会员和众多大学的荣誉博士。

人权高于主权

面对极权社会借用国家机器镇压民众，哈维尔指出：“事实上存在着一种高于国家的价值，那就是人权。众所周知，国家是要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与此相反。公民服务于国家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对于国家为所有公民提供良好服务而言，公民的服务非常必要。人权高于国家权利。人类自由是一种高于国家主权的价值。就国际法体系而言，保护单个人的国际法律优先于保护国家的国际法律。”

哈维尔接着郑重宣告：“不允许屠杀人民，不允许将人民驱离家园，不允许虐待人民，不允许剥夺人民的财产。人权不可分割，对一些人不公正，也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正。”

“人权、人的自由和人的尊严深深地扎根于地球世界之外。它之所以得到这种地位是因为在某些环境下，人类自觉地而不是被迫地把它看成是一种重于自己的生命价值。因而这些观念只有以无穷空间和永恒时间为背景才有意义。我坚信，我们的所有行动，无论它们是否与我们的良心相和谐，其真实价值最终将在某个超出我们视线的地方接受检验。如果我们感觉不到这一点，或者下意识地怀疑这一点，我们将一事无成。”

由于秉承这个观点，哈维尔参加了很多国际人权活动。在去世前一周，身体衰弱的他依然会见了到访的达赖喇嘛，并参加了亚洲人权问题讨论会。在去世前八个月，他还与其他欧洲作家联合致信中国总理温家宝，要求释放艾未未。

台湾人对哈维尔更不陌生。早在1970年代，哈维尔的书籍就开始进入台湾；1995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哈维尔发言支持台湾入联；2001年他招待当时第一夫人吴淑珍访捷克时，亲手推着她的轮椅逛博物馆，推了四小时；2004年11月，哈维尔靠着六个氧气瓶一路飞来台湾，并接受了中华民国授予他的大绶景星勋章。

专制社会中人人充当了帮凶

“真相和真爱一定会战胜谎言与仇恨。”（Truth and love must prevail over lies and hatreds.）是哈维尔的座右铭，他最著名的言论是“生活在真实之中”（living in truth）。不过这句貌似简单的人生原则，只有在充满谎言与暴政的共产主义环境下生活过的人们，才深知实践起来是多么艰难。

1968年8月20日，苏联25万大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用坦克粉碎了此前由捷共总书记杜布切克领导的、旨在推进民主化改革的“布拉格之春”。 1975年哈维尔这样描述共产极权带来的景象：共产党用政治高压带来的无所不在的恐惧，以及随后更为精巧的利益贿赂，获得人们违心的臣服，全社会逐渐习惯于用谎言换取安全和利益，于是出现了一幅荒诞且深度道德腐败的图景：恐惧与谎言无所不在，个人与社会道德极度堕落，社会没有了希望。

1979年当邓小平复出、很多中国人争相歌颂“邓大人”，向共产党献出“第二种忠诚”之前两个月，哈维尔发表了《无权者的权力》，指出共产国家是“一个充满假象的世界……每个人只能在谎言中求生。”谎言世界的统治者最怕的是“有人喊出‘皇帝光着身子’，打破了谎言的游戏规则”，使谎言世界貌似坚固的“整个外壳无可补救地四分五裂”。

哈维尔强调，由于每个人都屈服于恐惧与贿赂，冷漠、沉默与谎言就成为支持极权制度的最重要基石，从而导致人们个体生活被异化。英国政治学家瑞格比评论说：“哈维尔是唯一真正意识到极权主义实际上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人，每个人都是体制的合作者与同谋。”

这也是政治理论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台译汉娜鄂兰）说的“恶之庸常”（banality of evil）。极权主义以及后极权统治侵入的不仅仅是公共生活，更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不仅仅是一种人道主义灾难，更是一种伦理灾难。共产体制下生活在谎言中的人，很难坚守道德，人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充当了专制集权的帮凶。

讲真相是刺破谎言的利器

哈维尔举例说，蔬果店老板在商店橱窗上贴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贴标语的目的何在呢？其实这只是表达他对这个制度的恐惧和服从。就跟金正日死亡后，每个朝鲜人都不得不装出悲痛欲绝的样子一样。

怎样才能打破恐惧导致的谎言生活呢？哈维尔开出了一剂良方：“活在真实中”。他形容共产专制体制好似一部强大的机器，任何孱弱的无组织的个体力量根本不是机器的对手，但这架机器有个致命缺陷，就是其零部件是生活其中的每个人，只要有一个不肯成为这架机器的零部件，它都会运转不畅。只要一个人讲真话，他就对谎言形成巨大挑战，这就是“反政治的政治”。

“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说真话，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这对极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事。“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整个师的武装。”

人们说真话的动因是什么？哈维尔回答说：“良心”。要摆脱后极权时代荒诞的谎言社会，就“必须回到政治的原点——有个性的个人，必须唤醒个人的良知”。哈维尔主张“人人说真话，人人做实事”，而且“从小处着手”，哈维尔强调个体的觉醒和行动，退出谎言的不参与、不合作，就是瓦解专制机器的有效武器。

知行合一 活在真实中

有人说，共产专制体制那么强大，个体的讲真话能有什么作用呢？哈维尔回忆当他还是异议人士时，人们觉得“我们的努力似乎只会招来新的迫害。没有任何国家权力机构可以依赖，也无来自某个社会阶层的明确支持，我们的愿望是如此的徒劳。”

然而哈维尔看到了希望，并用一生去实现这个希望，尽管他认为未来是神秘的，并不是人都能够想像到的。“……极权体制下社会看上去铁板一块，实际状况却难以窥测。事实上这一由于害怕而形成的单一社会实际上比其外表要脆弱得多。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一个随意形成的小雪球有朝一日居然会引发雪崩。”

为了活在真实中，为了不再充当专制机器上的一分子，哈维尔强调个体的知行合一。比如在“签名”谴责政权的不当行为、呼吁民众表达异议时，不少人觉得签名没有意义，不过哈维尔认为，不管签名能否收到实际效果，都“必须签名”，因为签名第一体现了知识分子在严酷现实中自我承担的勇气，签名也能让那些在牢狱里受难的人们感受到精神上的支援，使他们意识到自己不是孤独的。

退出专制机器 道德觉醒是武器

具体落实到“退党、退团、退队”这样的签名声明上，2005年5月25日，哈维尔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主办的座谈会上谈到，共产主义是人类在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虽然人们缺少反对和推翻它的经验，但共产主义体制自身的结构决定了它不可能长久。在谈及《九评共产党》在中国引发的退党退团退队浪潮时，他表示，对抗共产主义最好的武器，不是武力器械，而是道德，能够面对危险而勇敢的站出来坚持真理，是最有效的办法。

2005年10月1日布拉格举行声援近500万勇士退出中共游行集会和10月3日在捷克议会大厦举行的“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世界”研讨会，哈维尔由于出访他国不能到会，但他特意给组织者发来支持信，他表示：对于共产主义罪恶的揭露，“这些结论不仅能保护我们不受独裁统治之苦，使其消失掉，而且还能保护我们不幼稚的被其变相的、貌似民主的意识形态所欺骗。”

然而直到今天，尽管大陆不少知识分子读过哈维尔的书，但《哈维尔文集》依然不能在大陆公开发行。哈维尔把“承担责任”作为公民应尽的职责，把“良知勇气”作为人应有的品格，知行合一，用行动来推进思想的落实。不幸的是，中国人却把生存当成了最高信仰，为了生存可以放弃所有的原则和所有的责任。

不过可喜的是，如今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三退”的中国人人数已接近1亿800万，并且每天以6万左右的人数递增。用哈维尔的观点看，这些勇者就是不再充当专制帮凶的人，就是敢于抛弃谎言、讲出真相的人，不久的将来，他们的行为将让世界看到“非权力者的权力”是如此巨大，大到足以改变整个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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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责任 哈维尔的为官之道

_{文 ◎ 王华}

哈维尔把人的良心看作是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在道德沦丧的社会里，政治必须唤醒人的良知。这种道德的政治，体现在政治主体身上，尤其对政治家来说，最要紧的是责任感。

中国文化中有“先圣后王”之说，不过圣人和国王的角色是很难同时承担的，因为“圣人”看重原则、道义、道德，而“国王”更多想的是政治利益和权力，往往将原则打了折扣。但从哈维尔担任总统13年的历史来看，他可能是把这两者平衡得较好，或者说他是个更强调原则的西方领袖之一。

讲道德政治 绝不玩弄权术

人们常说：“权力使人腐化，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化”，尽管哈维尔是总统，又享有反共象征人物的道德光环，然而不管是流亡年代的《无权力者的权力》，或是当上总统后的《政治，再见！》，皆可从字里行间看到哈维尔不断思索这两种身份所拥有的权力。人们评价他是个“非常有道德勇气的人”。一般人很难在品尝过权力滋味之后，还能保持原来的淳朴和对道德的偏爱，不过哈维尔一直保持了这种特质和能量，从他身上人们看到了一个不断反省权力滋味的掌权者，无形中他成为了当今政治人物的标竿典范。

在重大国际事件上，哈维尔也一直坚持道义原则，哪怕明知自己的表态会带来选票的流失，他也不“玩政治”。无论在南斯拉夫或伊拉克战事中，哈维尔都是积极支持美国的军事干预，他称这些是美国承担人类责任的伟大之举，因为都是为了捍卫人道原则。在北约东扩问题上哈维尔也是独树一帜，他的名言是“把北约扩大到俄国边境”。正是哈维尔的力争，捷克、波兰和匈牙利在1999年首批加入了北约，如今北约已超过26国，成为全球最有实力保卫人类安全的军事力量。

政治人物要接受神的审判

从理论上探讨哈维尔的为官之道，不难发现，他的政治哲学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道德政治，一是真实生活。道德政治要求政治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而不再是权力游戏和功利手段。在道德政治的基石上，国家要有德性，政治家要勇敢的承担起责任。活在真实中，则要求人们独立而有尊严地活着，并承担起道德赋予人的责任，将人们为之服务的制度真正改变成“为人服务”的制度。

当今政坛道德和政治仿佛很难结合在一起，不过哈维尔宣称：“真正的政治——配得上政治这个名称、也是我愿意致力的唯一的政治——就是为你周围的人们服务，为未来的人们服务。根植于政治最深的是道德，因为它是一种责任，对全体人民和为了全体人民通过行动来体现的责任，这是一个可称之为‘更高的’责任的东西，它拥有一个形而上的出发点，产生于意识或无意识之中的一个信念，即我们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在别的某处被永远的记录了下来，永远的给予评价，这是‘高于我们’（above-us）的某处，我将之称为‘神的记忆’——这是宇宙、自然和生命的奥秘秩序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信徒们将之称为上帝，一切事情都要接受他的审判。”

良知、责任是为政者的关键

哈维尔把人的良心看作是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在道德沦丧的社会里，政治必须唤醒人的良知。“科学、技术、各种专业知识、专家主义并不是全部。某些东西是更必须的。简单地说，可以称之为精神，或情感，或良心。”哈维尔希望建立这样一个国家，“国家必须保持真正的人性，换句话说，国家必须是有精神、有灵魂和有道德的。”

如果没有人性和社会价值的支撑，在这个国家里，“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像的最好的民主机构……也将不能在自身之内保证其合法性和自由及人权。”“没有共同拥有和普遍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也就没有法律、民主政府，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地运转。”

哈维尔认为，这种道德的政治，体现在政治主体身上，尤其对政治家来说，最要紧的是责任感。政治家不同于一般的个人，他要为许多人服务，而不是局限在自己个人生活的小圈子里，他的思想和行动牵扯更多人的福祉，因此，政治家要有更多的责任感。

他坚信：“人的责任感，正是把人确立为一个个人面对宇宙的那种力量，作为存在的一个奇迹。”责任是人之为人的基本依据，对于普通人如是，对于政治家则更是如此。丧失责任感，也就是丧失了其存在的依据。

哈维尔的这些论述，对于台湾、香港和大陆那些致力于政治的人来说，无疑是最好的忠告和祝福。◇

本文转自257期【新纪元周刊】“封面故事”栏目

http://mag.epochtimes.com/gb/259/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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