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彤：中共没有搞民主也没有搞社会主义

【大纪元2012年07月20日讯】一、中共在中国没有搞民主，也没有搞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快要过生日了。八十年来，它在中国办成功了什么事情？

中共党史的各种教科书总是说：它为中国人民立下了惊天动地的两大功劳：第一、它在１９４９年以前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第二、又在１９４９年以后领导中国人民搞了社会主义。我认为这两句话都是神话。事实上，民主和社会主义在中国都谈不上。中国没有民主制度，哪里谈得上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除了国有化以外，找不到其他似乎可以攀得上“社会主义”的东西，哪里搞过什么社会主义？

国有化算不算社会主义？也许毛泽东会说，国有化当然是社会主义！但毛泽东是个不求甚解的天才，他甚至到死也不想知道公元二世纪中国的五斗米道和十九世纪西欧的共产主义运动之间有什么区别。至于起草《共产党宣言》的老祖宗，虽然他们在年轻时曾经认为国有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是，后来，恩格斯在马克思赞同下写《反杜林论》时，已经修正了他们当年这个天真的论点。恩格斯辛辣地指出：如果把任何一种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作为中国人，我们特别能够从切身的痛苦中体会得到这句话的严肃意义。真的，如果在国有化和社会主义之间可以划等号，那么，每日每时都在替腐败分子创造疯狂收入的官僚资本，岂不统统可以像骆驼那样，穿过针眼，挺胸凸肚，登上社会主义的天堂了吗？至于毛泽东的廉价社会主义，从１９５５年的三大改造，到１９５９年的人民公社，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五七道路，无不热热闹闹开场，凄凄凉凉完蛋，即使作为遗迹，也无法供后世子孙凭吊。

土地改革算不算民主革命？算，耕者有其田，当然是民主革命不可缺少的基本内容之一。可惜，共产党刚刚把土地从地主手里夺过来给了农民，毛泽东马上又把土地从农民手里夺过去给了公社；如今公社虽已消失，但是全国一切土地仍然只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没有半块土地允许属于农民私有，五十年转了一个圈，耕者有其田重新回到了耕者无其田。这种变戏法式的“民主革命”，还是以不提为妙。也许有人会说，打倒蒋介石总算得上是翻天覆地的民主革命了吧！不过，主席到底姓蒋还是姓毛，决定不了社会的性质；民主不民主，要看老百姓得到了自由权利没有，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没有。这是硬道理。拿得出来，是民主；拿不出来，不管开多少庆祝大会，拍多少电视幻灯片，也是梦幻泡影，无济于事。

这样说，是不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不是“否定一切”？我不是攻其一点，我是攻其两点；我也无意否定一切，我只否定两条。我是根据事实，指出中共八十年来所做的，和民主与社会主义两者没有多少关系，如此而已。别的事情，我不想讨论。中共这么多党员，当然做了许多许多事情。举个例子，扫盲，照我看，从尧、舜、禹、汤到蒋介石，谁也没有像共产党那样，如此尽心尽力。再举个例子，修桥铺路，也大概可以这样说。问题是扫盲和修路同民主与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关系，大可不必塞到这两个筐子里去充数。而且，在民主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方面，也确实有无数仁人志士为此流血流汗，只是他们的力量和生命，徒然被某些不争气的领导白白抵消和糟蹋掉了罢了。

所以，根据事实，我认为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共在中国搞了八十年，搞来搞去，既没有搞民主，也没有搞社会主义。

二、中共在中国得了永久领导权和极权政治病

中共领导中国人民八十年，没有使中国人民得到民主和社会主义。这是当代中国史的一个方面。当代中国史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这就是：中共得到了中国的永久领导权。

中共有六千多万党员，在十三亿人口中只占５％，但中国的一切资源都操在这个党的手里。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永恒的领导者，有权支配中国的一切。请看：它有权支配政府、军队和议会，有权支配法院和监狱，有权支配国库的一切收入和银行的全部通货，有权干预市场，有权分配土地，有权调动全国的人力资源，有权组织各种领导班子和安排它们的活动，有权垄断全社会的信息和舆论，有权决定中国对内对外一切政策，有权以外行身份领导各行各业的内行，一直到准许或者不准许老百姓听什么歌，看什么戏，什么书报不准出版，哪些网络必须封杀，都得由中共决定。中国人的命运，个个都处在中共掌握之中。

理论家告诉我们，这是中国人在一个非凡庄严的场合作出的永久性抉择。中共的权力不容怀疑，怀疑中共的权力就是危害国家安全。据说，因为中共通过领导民主革命使中国人得到了真正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又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把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赏给了从来没有见过社会主义的中国人，功勋卓著，不可埋没，所以，几十年前的中国人的代表就替自己的子子孙孙作了一个决定，把一切献给这个大救星支配，永永远远服从大救星领导。据说，这个大救星是绝对真理的化身；据说，它永远不会犯错误；据说，即使它犯了错误，也必须等待它自己去发现和改正，别人只有服从的义务，没有反对的资格。文化大革命能反对吗？六四镇压能反对吗？谁反对，谁就是犯上作乱，起码是言论犯、思想犯，国法不容，这就叫做有中国特色的的“法治”。据说，这个几十年前的决定已经用根本大法的形式载入史册，千秋万代必须恪守勿渝。据说，这是一次性选择，千秋万代，永世不得变更。小事情可以变：做生意，质量不合格可以退货索赔；结婚，感情不合可以离婚。惟独党的领导这件大事变不得——谁叫你们的代表几十年前作了这个历史性的抉择？如果变了，就叫做江山改变颜色，等于亡国灭种，世界末日。

“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因此天天有人在敲锣打鼓庆祝共产党的这个无所不包的、不受制约的永久领导权。照我看，共产党这种永久领导权，非中国人民之福，而是中国近五十年来一切全国性长期性灾难的总根源。同样，共产党这种永久领导权，也非中国共产党之福，而是中共近五十年来一切错误、失败和腐化的总根源。所谓永久领导权，其实是绝对领导病。八十岁的中国共产党正在生病，它得的是一种乐极生悲的病，正式的名字是极权政治制度病。这种病很危险，必须清心寡欲，才能起死回生。

三、替中共开药方

中共得了重病。怎么办呢？毛泽东号召，治病救人。我响应号召，也来替中共开个药方试试看。

阿克顿爵士说得好；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我认为这是真理，比毛泽东思想强。所以我只开一味主药：民主制度。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救，国家有救，中共也有救。讳疾忌医又会怎么样呢？可想而知：人民继续受难，但不会灭种；中国肯定衰落，但不会亡国；至于中共，命运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民主制度是抗腐败的良药。这个道理，毛泽东心里是清楚的。正是毛泽东本人，１９４５年亲口对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宣布，中共决心实行民主，用来抵抗胜利形势下的腐败，跳出从胜利到腐败的周期律。正是毛泽东本人，１９５６年亲自分析了斯大林的暴行，指出这种事情不可能在西方制度下产生。可是毛泽东又下了不实行民主制度的决心。所以，同样是这位毛泽东，亲自把１９５３年的几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成了对反映农民疾苦的梁漱溟先生的斗争会，在新中国开辟了言者有罪的新时代；同样是这位毛泽东，亲自发动了毫无法律根据的反右派运动，把五十多万名有骨气、有见识的民主人士和知识份子打成人民公敌；当然也同样是这位毛泽东，亲自制造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使整个中国社会濒于崩溃的边缘。是毛泽东不懂得民主对老百姓的好处吗？不是不懂得民主，而是舍不得权力。民主是苦药，绝对的永久的权力却是甜的，津津诱人，舍不得。

民主制度是抗腐败的良药。这个道理，邓小平心里也是清楚的。正是邓小平本人，依靠人民的力量翻了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案；也正是邓小平本人，亲口说明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源是领导制度问题。邓小平是以改革的姿态成为第二代核心的，他确实作过许多好事。但是，邓小平有一条改革的底线：什么都可以改，惟独共产党领导一切这个极权政治制度绝对不准改。什么都可以学，惟独西方的三权分立、“轮流坐庄”（即竞选）千万不能学。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区。因此，他亲手订立了“四个坚持”，亲自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亲口把要求民主、反对腐败的学潮定性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不惜以“半退”之身，废黜两任党的总书记，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几十万全副武装的精锐军队，镇压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邓小平毁了自己，毁了改革的前途，毁了人民在改革中对共产党重新燃起的希望，却壮了腐败的胆，使经济腐败、政治腐败、文化腐败之风迅速恶性膨胀。如果再不改革，除了腐败之外，还能留下什么呢？

中共党内党外的六千万人和十三亿人，总是要自由要民主的。民意就是天意，这是总归要起作用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