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纪(343)

第五节：在盐源的最后两天(4)

（三）陈文仲和邓杨光(1)

九月十三日，按照上次场部管教科的通知，我去那里办理最后的离场手续，这一次接待我的是曾把我比作“红岩”人物的陈文仲，当我跨进办公室，我们两人的眼光突然碰到一起，他立即埋下头去，而我原来准备给邓扬光的那些话也被压了回去。

自从65年在高书记主持下，我们那场辩论后，迄今我们整整十四年没有见面了，但我明白，他对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对手是太了解了，用他的行话来总结，“一个实足的无法挽救的花岗岩脑瓜”。

然而，十四年过去了，管教科不但没能把我改造过来，反而对这花岗石奴隶“纠正冤案”，不管他此刻内心是否另有想法，他都得首先向对方宣读：“宣告无罪”的结论。

他今天该用什么来讲“形势大好”这句话，处在他的位置上，说过去共产党是对和错，都难下结论，心里却疑云满怖，这共产党究竟是怎么了？毛泽东一死怎么就全变了？不是说，修正主义复活是随时随地都可能的吗？既然预见到了，也采取了措施，怎么一个多月，这红色江山就易帜了？

当然过去毛泽东可以随心所欲的摆布全国大局，所以他死后，别人也可以随心所欲的推翻他的那一套，摆布他统治的江山。

陈文仲此刻，只能对一切都不表态，对面前这个要他亲自办理离场手续的人，缄口不提往事为好。他是政法学院的科班生，潜意识中的良知，使他既不能在我这里自讨没趣，又不敢有违于他所代表的政府，除了以办事员的身份去宣布今天的政策，还有别的办法吗？

这就是中共政策的“灵活性”，这比按法律条款论是非，随心所欲多了。

这里不存在使他感到为难的地方，他仍须理直气壮坐在“法官”位子上，宣布说，“你过去的案件是错判了，现在与以纠正”。

于是他从他的文件夹中抽出一张纸来说：“过去是极左路线作祟，在当时形势下法庭作出的判决是对的，现在形势发生了改变，改正过去的判决也是对的，你签字吧！”。

倘若改判人向中共提出赔偿损失，那么他会从抽屉里抽出两把刀来，一曰:你不要不知好歹。如果邓爷爷不给你平反，你还能翻大浪不成？你还不乖乖继续坐牢？一曰:向前看，你不是没有看到像你这样的人多得很，你不看看国家主席也是受迫害致死的么？这叫做历史造成的，向前看吧！

前一种说法，自有一种施舍者的味道，那郑树勋不是占了这一成，才敢在平反人头上括一笔浮财么？理由是说不清的，红吃黑也罢，极左路线也好，在制服对方后，还补上一句：“我忠告你，好好吸取教训，后半生就夹起尾巴做人吧”。麻辣俱全，被“平反”的人还得忍气吞声“感激零涕”。

然而这辣味对我这种“花岗石”的家伙能接受吗？可知我是被他当作是华子良式的人物，软硬不吃。弄得不好这种私下敲的竹杠，不但不能让对方就范，还要打到自己身上。受害人肚子里这么多年来的这把火发起来，指着他的鼻子又是刽子手，又是为虎作张的乱骂一通，岂非自讨没趣？

看来在今天这种时候，必须及时变脸，唱红脸唱白脸反正戏已经演完，别不识时务！大道理可以讲，气可以顺，讲赔是不可能的。

但今天绝对不能拿平时对犯人的脸给对方看。那郑老头因为不了解孔令平是提着头玩命的家伙，所以才做了那蠢事！

于是他轻轻咳了一声，做了一个让我就坐的手势，脸上也堆起了一朵似笑非笑的云彩，停顿半分钟，照已准备好的台词继续朗读下去：“根据中央政策文件的规定，在对你的问题经复查改判后应回到重庆，由重庆法院对你作进一步的结论并安置”。

念完后又停顿了半分钟，也没看我一眼，便从公文包里取出了回重庆的“路条”和户口登记的介绍信，说道：“这路条是你沿路买车票和住宿旅馆的证明，搞丢了在路上遇到麻烦自己负责。

与户口登记介绍信夹在一起的，是今年年底前你所“享有”的“粮票”“布票”和“油票”，这些都是全国通用的票证。”

“目前你的身份仍是刑满释放人员，因此，平反两年所补发给你的工资，按就业人员月工资每月23元，扣去伙食、衣服费用十四元，每月应补发给你九元工资，一年另七个月所得的“补发工资”是一百七十元（折合二十美金），另外按同一标准发给了你十个月工资（计230元）作为回乡生活费，再加上回重庆的路费总共八百元” 。

轻轻松松的一句：“宣告无罪”加上八百元的钞票，就是中共政权对一个无知无辜的青年学生，进行长达二十三年残酷压榨和奴役后，给予“平反昭雪”的全部体现。！这种凭共产党决策者揉面团的“政策”把戏，没有人的尊严，有的是强权下的蛮不讲理！！有的是弱肉强食！

怪不得那陈文仲除了照本宣科的读，再也无法讲。因为这是没有理讲，也没有脸面对受害者讲的呀。(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