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媒：中国“小皇帝”们的祸与福

【大纪元2013年01月12日讯】（德国之声中文网）澳大利亚学者最新公布的研究结果指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创造了对他人缺乏信任感，害怕承担风险，更没有可能成为企业家的一代。而德国学者对此则无法认同。

这篇在美国《科学》杂志（Science）发表的学术报告研究了400多名在中国备受争议的独生子女政策推出前后出生的北京市民，认为该政策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参与撰写这份研究报告的4名澳大利亚学者在一份综述中指出，中国的一胎政策作为世界上限制人口增长最极端的手法，已经让独生子女们明显变得更加缺乏信任感，更不可靠，更不愿意承担风险，没有竞争意识，更加悲观，更加没有责任心。学者们的数据来自于中国于1979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前后几年出生的421名中国公民，这些人都参与了多项经济类测验。参与研究的学者们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显着的影响。

为了控制人口增长，中国从1979年开始严格奉行独生子女政策。该政策长久以来也一直受到多方的质疑和批评。中国官方不断为其辩护，称计划生育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国家发展，使中国今天的总人口控制在１３亿而非１７亿。

“小皇帝”们缺乏企业家精神？

澳洲学者最新公开的调查报告名为：”小皇帝：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对个人行为的影响”。相关调查让400多名出生于1975到1983年间的参与者投资一小笔钱，或是自行做出经济上的决定。这样做的目的是测量他们的信任度以及承担风险和参与竞争的能力。

在其中的一个”经济游戏”中，作为独生子女长大的参与者比其他人对外界更缺乏信任，也更不愿意和他人分享成果。同时，独生子女愿意给出的回馈也比其他人要少。研究人员表示，从统计学的角度研究数据都证实这两种不同确实存在。

墨尔本大学的埃卡尔(N.Erkal)副教授是此报告的撰写者之一，他认为参与者出生于计划生育政策推出前后的事实最能够说明其调查结果。研究人员还调查了参与者的个人性格，指出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长大的一代”总的来说更悲观，更少不具责任心，甚至更神经质。”

另一位参与撰写该调查报告的澳洲学者卡梅伦（Lisa Cameron）表示，从中国独生子女一代身上总结的研究结果可能会在经济方面产生影响。她援引研究数据指出：”独生子女更不愿意从事更具风险的职业，比如自主创业。而这种创业能力的下降有可能对中国产生影响。”

卡梅伦指出，和他一起研究的学者们发现许多中国独身子女所受的负面影响在其之后和他人接触的成长过程中仍旧存在。他们还发现，独生子女和表兄妹频繁接触，或是参加各种育儿班并不能代替和兄弟姐妹们一起生活。

德国学者的质疑

而在德国学者看来，澳洲学者们的研究手段存在问题。就职于慕尼黑德国青年研究院（Deutsches Jugendinstitut）的青少年儿童行为问题专家阿尔特（Christian Alt）指出，澳洲学者们所调查的对象如今都已经30多岁，而他们想收集的数据或说明的问题都是调查对像30多年前的状态。与他的澳洲同行有所不同，阿尔特在德国青少年儿童中开展过一次全面的调查。他向德国之声表示，德国社会中对独生子女也存在偏见，认为他们更加缺乏社交能力，无法与他人合作或达成妥协，只注重自身利益，被娇生惯养；更容易发怒，固执，并更有可能和他人陷入争执。

但这位青少年儿童行为问题专家的研究结果显示，德国独生子女们的实际状态比偏见中描述的好的多。”他们和其他孩子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区别，唯一的区别是，在社交能力方面，独生子女们一开始会显得比较弱，因为他们没有兄弟姐妹。但他们一旦在集体中成长，就能很快的弥补上在社交能力方面的弱势”

阿尔特认为，不能仅仅让调查对像在参与一些”经济类的游戏”后，就将其30多年后的状态和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联系在一起。他分析称，也可以用积极的手段来看待澳洲学者们的研究结果。虽然独生子女在其中以自私自利的形象出现，但在一个由自私自利者管理的世界上，这样的人也很有可能获得成功。

澳洲学者们的研究对像虽然来自中国，但独生子女的利弊并不是一个只在中国才受到关注的问题。最先对此仔细开展研究的先锋学者们包括美国学者法尔波（Toni Falbo），她在1984年出版的”独生子女家庭”（The single-child family）一书中记录了自己的研究历程，而结果也与德国学者阿尔特相同。法尔波总结，独生子女在行为上和多子女家庭的孩子没有多大的区别。社会上广泛存在的，针对独生子女的成见并没有理论依据。与澳洲学者眼中的独生子女不同，法尔波观察发现，独生子女总的来说更具自信，在学术上的成就更加出众，并非更加易怒或不合群。不同的是，多子女家庭的孩子更喜欢从事团体运动，而独生子女则更加愿意把精力花在动脑子，或者与音乐有关的业余活动上。

（责任编辑：孙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