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纪(510)

第三节：王大炳和他的女儿(2)

一九九五年一月，我突然接到他的长女王玲给我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那一端传来了她断续的哭泣声。告诉我说，她的父亲因煤气中毒身亡！

闻此噩耗，我吃惊不已。三个月前他去北京打工前绕道重庆时还来看过我，当时我提醒他已近六旬，身体没有原来利索年龄不饶人，远离家人更要小心。

没想到，意外厄运真缠上了他。

现在他丢下妻儿，在为人打工的路上一去不返了。

大炳在北京中毒后，没有马上身亡，煤气把他变成了不能动弹的植物人，直到那所雇用他的学校通知他的妻子时，一家人才匆匆赶到北京。

他这一走，丢下了两个孩子，长女才十四岁，小儿子十二岁亲朋都是些穷苦农民，加上在这个人情菲薄的年代，谁又能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倾力相助？在边远的农村，娘儿三人活下去更加艰辛。

可恨的，对大炳的死负有直接责任的那所雇佣他的学校，想草草了断此事，在三个孤儿寡母到了北京后，趁已变成植物人的王大炳说不出话来的时候，把责任往死者身上推，仅拿出八千元人民币了结此事，将母女三人打发回重庆。

身处异乡，举目无亲，不知怎么才能保护自己的母子三人，只好含着眼泪将行将咽气的王大炳，送上了火车，哭哭涕涕一路回到重庆。

刚下火车，王大炳便闭上了他的双目，与这个奴役他一辈子的社会永远长辞了。悲痛欲绝的妻女三人只好在车站附近，草草办了丧事，将他送去石桥铺火葬。

他的离去，使我痛失一个可以交心的挚友。他那诚恳，质朴的语言，干瘦的外形，都会唤起我内心对他的无限思念。

也罢，大炳逝去，从此再不为儿女牵挂，再也不受中共奴役，也再不对不平世道愤懑不平了。

面对他丢下的孩子，王玲正面临初中毕业即将升入中专或高中的学业关头，按他母亲的意愿，只要她在初中毕业后，能在城里谋到一个可以糊口的工作便心满意足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她才只有十四岁，就必须应付世道里处处潜伏的危险。稚嫩的肩上，过早地挑起了生活重担。

我竭力支持她读书，至于经济上拮据，可在我的工资中省下一部分来供她。便当着她母亲的面，承诺了帮助她继续求读，至少也要读到中专毕业。直到她取得工作，能独立生活为止。

我这许多年来，在中共统治的天下，天天耳闻目濡，不平的事太多，对受害者充满同情，却无可奈何。渐渐把我性格上固有的楞角打磨得平滑光整，有时碰到替人打人命官司讨回公道的事，也往往没有去做。

听王玲母亲讲，致大炳中毒身亡的那所学校，因暖气烟道前年堵塞，并未疏通，所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何况人死后只付了她们母女仅八千元了事。为亡友，为他的孩子向学校讨公道，索取应赔的损失，便成了我义不容辞的事。

中共把保护劳工权利，口头上唱的比什么都重要，而实际上看看他们制定的劳工权利保护法，便知道他们的虚假，公认的劳工基本权力，中共并无可行办法给以保障，连他们的生存权受到侵害时，所得的赔偿也是低得可怜。

为替王大炳讨回一点公道，为王玲向北京佣工单位多争一点赔偿，我到我厂劳动人事处借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护法”，以及四川省人民政府有关贯彻劳保条例的细则，想找到一点关于用人时，被雇佣者死亡或工伤致残，劳动者可以诉诸法律的条款。

遗憾的是，劳动保法及各地配套文件，只字不提劳动者保护自己的生命不被侵害的规定，以及遇害时，如何索赔的条款。

只有一段“职工因病伤死亡的‘处理办法’其中规定，凡职工在职期间因工死亡的，佣人单位除承担死亡过程中所发生的医疗住院费，补发十五个月的工资作为一次性抚恤费；承担死者治丧的全部费用；……其配偶在农村的，因死者亡故后而失去了劳动力，应由所在单位给与死亡者每月基本生活补助费，子女未成年的，由所在单位承担生活补助费直到成年，如此云云。

据用人单位说，王大炳的基本月工资仅400元，十五个月工资只有6000元。而给与王大炳妻子的生活补助费，在四川省劳保条例实施细则中规定，每月仅只有三十元。在九十年代，三十元的生活补助是连吃白饭苟延生命都不够的。

8000元拿给三个人用来买粮食吃，能维持多久？何况大炳一条人命岂可以八千元了结？当然，这比草菅人命的毛泽东时代，算“进步”了。那时，像大炳这样中毒而死的五类，就只有用席子一裹，抛尸荒野的命。

既然找不到其它的依据，只好按“劳保条例”中的抚恤标准，找用人单位算账，看能不能多争到一点抚恤金，以救救将面临失学的孩子们。

想到这里，便提笔以王玲的口气，写信给那所学校，一面据理陈述有关国家劳动保护条例对死亡职工的抚恤规定，如果以四川省政府的最低标准进行计算，一次性需要这所学校所付出的抚恤金，至少需再补一万的费用。

写完了这封信，把它交给王玲，嘱她将原件保存好，一次性复印三份，一份挂号寄给那所学校的校长办公室。！如果这位校长抱着不理的态度，则可以将其它两封向劳动部投诉。当然这些信都只能抱着试的态度，因为，这种老百姓的“人命官司”在中共的天下一向是不会重视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