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3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去年6月，加拿大主流媒体《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针对安省内阁厅长陈国治被指受到中共政府影响的调查报导，曾引起全国轰动。随后，陈国治告《环邮》诽谤，索赔500万。
陈国治在诉讼陈述书（statement of claim）中称，2010年情报局与安省及卑诗省会面后，媒体已在10月15日做了报导，称厅长受外国政府影响不是个问题，虽然陈国治没被点名，但很多记者都知道是他，因为他是唯一的华裔厅长。抗辩陈述书指环邮5年后翻炒旧闻，没有新内容，目的只为吸引读者，而且对原告构成了“诽谤”。
《环邮》在抗辩陈述书（statement of defence）中表示，他们是以对读者及社会负责的态度，对此事做了认真的调查，并如实报导了调查结果，没有诽谤问题。陈国治写的公开信，《环邮》也及时刊登了。
《环球邮报》文章引发诉讼的主要内容涉及：
1、情报局将部分“担心”知会省府
5年前，当时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局长法登（Richard Fadden）曾公开说，担心加拿大有两名省级厅长受到中共政府渗透。2015年6月16日，《环邮》发表文章称，后来的调查发现，其中的一名厅长是安省的陈国治，他是安省公民及移民厅和国际贸易厅厅长。
《环邮》文章称，他们调查的一个发现是，法登虽然以退守方式应对公众对他言论的争论，但他在其言论被媒体曝光的几周内，从联邦公共安全部获得允许，派官员去安省通知安省政府，情报局对陈国治的担心。文章认为，陈国治与中共官员“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使加拿大情报局如此地担心，以至于采取了非同一般的步骤，派一名高级官员到安省议会去提出这问题 。
在给安省政府做简报时，情报局的官员告诉当时的安省政府内阁秘书杰米森（Shelly Jamieson），情报局在2007年省选结束后，就盯上了陈国治。
2、对“外国影响”的担忧
《环邮》的文章称，陈国治曾经为多伦多教育局和孔子学院签订办学协议出力，以及他聘用过两名过去曾引起争议的助手。其中一人是中国专业人士协会前理事黄政，他曾为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举办告别晚宴，并在胡锦涛到访多伦多时组织支持者隔开示威人群。
另一人为《星岛》前执行总编陈成仪，该报加东版把一篇《多伦多星报》的文章题目改为“西方籍西藏问题攻击中国，激发海外华人爱国精神”（原标题为“Chinese-Canadians Conflicted on Tibet）。
3、《加华新闻》炒主编
去年8月6日，《环邮》发文首先披露了，中文免费周报《加华新闻》在其主编刊登一篇有关陈国治的评论文章后，意外被解雇一事。
《加华新闻》6月26日刊登的这篇评论文章，是针对陈国治将《环邮》披露他的文章看作是对所有新移民的攻击，文章主要观点是：陈国治的事属于个人行为，不应该与整个华人社区扯上关系。担心陈国治这样的说法（做法）会撕裂华人社区。
起诉
去年6月22日，陈国治发表声明，要求《环邮》撤下关于他被安全情报局怀疑的调查报导，并在相同版面发表道歉声明遭到《环邮》拒绝后；8月，陈国治起诉《环球邮报》诽谤。
控告双方诉辩细节
1、公心VS私心
针对陈国治诽谤的起诉，《环邮》在抗辩陈述书（statement of defence）中表示，他们是以对读者及社会负责的态度，对此事做了认真的调查，并如实报导了调查结果，没有诽谤问题。陈国治写的公开信，环邮也及时刊登了。
2、旧闻VS新闻
陈国治在诉讼陈述书（statement of claim）中称，《环邮》5年后翻炒情报局“担心”的旧闻，没有新内容，目的只为吸引读者，而且对他构成了“诽谤”。
《环邮》在抗辩陈述书书中表示，情报局对陈国治的忧虑“基于7个方面，从未公布于众。《环邮》确认了其中的3个，并首次将其曝光”。
这3个首次发现的信息是：
A、与当时的多伦多中领馆总领事朱桃英接触的频率；
B、陈国治个人向总领事请求签发多次入境中国的签证——这种不按常规办事的方式意味着，他与驻多伦多的中国总领事有相当高水平（或许是不可取）的紧密关系；
C、陈国治在中国大陆可能拥有2个物业。
抗辩陈述书说，2010年7月，情报局局长给联邦公共安全部部长转发了1个秘密备忘录，点名陈国治是之前提到的受到中共政府影响的厅长。鉴于安省政府缺乏重视，情报局在2010年8月底至9月初，特意派1名高级官员去多伦多，试图说服安省政府重新考虑情报局的忧虑。“这个细节从未被情报局或安省政府公布”。
《环邮》称，如果不是他们做了调查报导的话，“这次简报的内容可能永远不会让加拿大人知道”。《环邮》是直接向陈国治确认了简报中谈到了上面提到的3个问题。
3、调查值得VS不值得
陈国治在诉讼陈述书中称，2010年6月23日，安省政府内阁秘书Shelly Jamieson主动联系联邦枢密院，要求解释法登的言论。之后省政府称，没发现有什么可忧虑的。
《环邮》认为，对于2010年6月情报局长发出的忧虑信息，安省政府只做了很浅薄的调查，“看起来只是打了几个电话”。政府只是请诚信专员对陈国治做了一个采访，“诚信专员在1到1天半时间内就处理完了整件事”。
“安省诚信专员在处理外国影响问题上没有专业知识。” 《环邮》在书说，情报局对于安省政府对陈国治事件的首次回应感到足够的担忧，才会在8月底至9月初派官员亲身与安省政府内阁秘书（安省公共事务主管）见面，谈论他们的忧虑。
《环邮》认为此事值得做调查，并仍需要追踪报导。抗辩陈述书说，陈国治在2014年被现任省长韦恩从旅游及文化厅长改任命为公民、移民及国际贸易厅长，使他处于一个和中国面对面打交道的重要位置。但那时《环邮》的调查报导还没发表。“省长承认，关于这事，她‘没有来自情报局、联邦政府或任何人的任何信息。’”
抗辩陈述书称，“这不是一个已经完结的故事，还差得很远”。因为陈国治仍是厅长，因此，“媒体对情报局提出的问题继续监督符合公众利益”。“公众利益要求解释：这种不透明的程序，是如何推翻了情报局重复表达的忧虑”。
法院如何判断媒体是否诽谤？一起涉及《多伦多星报》的旧案
在报导陈国治对《环邮》起诉的一篇文章中，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RCI）回顾了一桩15年前对媒体诽谤的起诉案。
据RCI报导，2001年6月，《多伦多星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安省企业家格兰特（Peter Grant）扩建高尔夫球场的报导。记者希勒（Bill Schiller）采访了一些住在附近的居民。他们反对扩建球场，同时认为格兰特会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尤其是他和前省长哈里斯的私交，让这项计划获得批准。
希勒在文章发表前试图查核邻居们的看法是否属实，包括向格兰特求证。格兰特拒绝发表评论。报导见报后，格兰特对星报所属的Torstar集团提出诽谤控告，认为报导对他进行了不实指控，损害了他的名誉，要求150万加元的赔偿。
这场官司历时数年，层层上诉至加拿大最高法院。2009年12月，最高法院下达判决。九名大法官全票通过的判决书说，如果记者报导的事件涉及公共利益，如果记者以严谨负责的方式核实信息，那么即使文章发表后无法为每一个细节提供证据，也不能被视为诽谤。
“在公共事务上，畅所欲言的辩论应该受到鼓励，而不应该被‘对个人声誉的过分小心’所阻碍。” “要求报导具有法庭判决水平的可靠性”会阻碍发现真相所必须的讨论。
这项判决为调查记者提供了一个法律盾牌。但是要使用它，必须满足两个关键条件，一是报导的事件确实涉及公众利益，二是记者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核实信息的准确性。
责任编辑：滕冬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