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歌舞升平的日子──宋朝的乐舞（1）

北宋时期

在大唐盛世之后历经五代十国的纷乱局势，唐代的乐舞已几乎失传，所以宋朝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立即恢复“太常署”、“鼓吹署”两署音乐专职机构，并置教坊修正五代的靡乱之音，文舞为《文德》之舞，武舞为《武功》之舞，以十二安为官方乐章，以取“治世之音安以乐”之意，象征着宋朝崇儒尚文之风。

宋太宗赵匡义为太祖之弟，为人雅好音乐，洞晓乐律，亲制乐曲：有大曲十八首、曲破二十九首、琵琶曲十五首、小曲二百七十首，又造新曲五十八首，总达四百余首作品。即位后大兴文教，礼乐之盛空前。

同时为了维护中华文化守卫中原，杨家将站上了历史舞台。第一代战将杨业于雍熙北伐中殉国后，其子杨延昭力守雁门三关二十余年，杨家男子先后投入沙场，佘太君、杨门女将巾帼不让须眉，在义无反顾的西征后全数战死滴泪崖，满门忠烈。

杨家将为国尽“忠”的牺牲为宋王朝争取百余年的和平时间，这段承平的岁月，为后世带来称羡的富庶而文明的时代。宋真宗在位时期特立杂剧，当时虽是一种歌舞队，但其演唱的歌中带有着故事情节，也就如此将杨家将英勇的事迹流传后世。

在歌舞升平的时代氛围下，代表宋朝文化的果实“宋词”也因而产生，词是一种有曲可奏，有词可歌的音乐形式，上至达官显贵及市井小民都能朗朗上口几句。

真宗之后的宋仁宗对音乐亦相当喜好并有研究，当时社会承平已久，国力日渐衰弱，流行的歌曲已近乎庸俗，所以再次定雅乐，命音乐家李照、宋邢造词配乐，又亲做“元日御殿”乐章三曲，并命宫中、坊间教坊一同做新乐五十四曲传唱。

《宋史乐志》

仁宗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天圣中，帝尝问辅臣以古今乐之异同，王曾对曰：“古乐祀天地、宗庙、社稷、山川、鬼神，而听者莫不和悦。今乐则不然，徒虞人耳目而荡人心志。自昔人君流连荒亡者，莫不由此。”帝曰：“朕于声技固未尝留意，内外宴游皆勉强耳。”张知白曰：“陛下盛德，外人岂知之，愿备书时政记。”

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宋仁宗召群臣观看百姓收成，做观稼乐，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 宋仁宗亲自耕田又做乐歌、景安曲十三首祭祀天地，隔年诏令教育家胡瑗修定雅乐，宋祁作《大乐图》。

然而仁宗之后，宋神宗在位期间历经王安石变法，新旧党政争不断，北宋因此进入衰亡时期，几乎礼崩乐坏，宋徽宗即位不久后博求知音之士，并建立大晟府专设官员重新建立乐制，隔年礼部员外陈旸上《乐书》指出当时流于世俗的音乐已经败坏得相当严重。

《宋史乐志》

崇宁元年，诏宰臣置僚属，讲议大政。以大乐之制讹缪残阙，太常乐器弊坏，琴瑟制度参差不同，箫篴之属乐工自备，每大合乐，声韵淆杂，而皆失之太高……

二年九月，礼部员外郎陈旸上所撰乐书二百卷，命吏部尚书何执中看详，以谓旸欲考定音律，以正中声，愿送讲议司，令知音律者参验行之。旸之论曰：“汉津论乐，用京房二变、四清。盖五声十二律，乐之正也；二变、四清，乐之蠹也。二变以变宫为君，四清以黄钟清为君。事以时作，固可变也，而君不可变；太簇、大吕、夹钟，或可分也，而黄钟不可分。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哉？”壬辰，诏曰：“朕惟隆礼作乐，实治内修外之先务，损益述作，其敢后乎？其令讲议司官详求历代礼乐沿革，酌古今之宜，修为典训，以贻永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着移风易俗之美化，迺称朕咨诹之意焉。”

崇宁四年（公元1105）所定宫廷雅乐已成形，宋徽宗下诏定名“大晟乐”，想效法并回复上古时期先圣先王的盛世雅乐，同时也成立翰林书画院，大兴文教想借此挽回衰败的社会风气，但天象的变化却不如所愿：宋徽宗在政治上任用奸臣，最后引发“靖康之祸”成了灭亡之局。

传说宋徽宗的父亲神宗，在徽宗出生之前，曾梦见前朝南唐后主李煜。李煜是一个精通诗词书画的才子，宋徽宗就如同李煜般，是位艺术天才。或许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将毕生精力投注于艺术上而无心他顾，宋徽宗是个失意的皇帝但却是成功的艺术家。（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王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