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政治

专访曾建元:习近平需把握历史使命(下)

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曾建元。(陈柏州/大纪元)

【大纪元2017年05月25日讯】(大纪元特约记者易如、萧律生采访报导)中国大陆至今未实现民主化。然而,1987年7月15日台湾宣布解除戒严,推行宪政民主,成为走向民主化的关键转折。时隔30年,台湾的民主路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仍有启发。大纪元记者采访了台湾法学博士曾建元副教授,他谈了台湾为何走向民主化、中国现在走向民主化的最大阻碍、台湾的民主化对中国有何借鉴意义等方面的见解。

曾建元是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现任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暨客家研究中心特约副研究员兼副主任,还是台湾内政部政党审议委员会委员、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咨询委员。

记者:您前面提到的非常时期,台湾当时实行的是戒严体制,这是怎样的一个体制?与中共的当下统治有何区别?

曾建元:这个戒严体制原意是军事统治,是一个国家面临紧急危难的情况下,日常的民主政治没有办法应对这种临时的巨大变局,所必须采取的紧急措施。即动用军队高度的动员效率,集中处理国家变局。等到这个国家变局处理完之后,必须马上回归到正常的宪政体制。戒严体制不是民主制度。

在大陆表面上没有实施戒严统治,但是共产党在指挥枪,共产党在领导这个国家,共产党还渗透到社会,进行全面性的控制。所以,对公民社会所产生的钳制作用,超过当年台湾统治的军事政府。

另外,今天中国大陆的统治跟当时台湾实施的戒严制度不同,它是把很多国家的戒严体制当成一种现政制度。一方面,中国大陆现在并没有实施戒严,实施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具有中共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是一种现政制度,不是非常状态。但是让人感到不安的是,它的正常体制对人民自由的钳制跟当年台湾非常时期戒严体制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台湾当时的戒严只是一个临时措施,最后有一个终极目标,即还政于民,让国家实现自由化、民主化,但是当今的中国大陆完全不存在这个终极目标。它的状态显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终极目标就是当下,没有下一步的还政于民或实施多党执政,也没有下一步的民主选举。

其实,国民党跟中共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共它强调民主集中制、专政的概念,对于阶级敌人镇压的概念,这个在国民党和其它国家不存在。所以中共虽然没有以戒严为名,它所达到的统治效果跟戒严已差其不远了。

台湾当时虽然以戒严名义来治理国家,但是他告诉你这是一个暂时的措施,他背后还有一个终极的价值,他的立国精神中华民国宪法在制约台湾当时的戒严体制。

记者:台湾在走向民主化的时候,也存在一些转型正义问题,台湾是如何处理的?如果大陆出现转型正义会如何?

曾建元:所有的转型正义是指,国家从威权体制转向民主体制后,怎么清算集权体制时国家所犯的罪行:对人权的迫害,怎样透过国家与社会重构和解的方式,记取过去历史教训,对受难者给予道歉赔偿,对加害者给予责任追究,将过去的迫害历史真相澄清,让是非、公道公义得以彰显;并让这段历史成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共同的教训与共同的历史记忆,然后,来警惕未来的统治者,不要再犯过去的错误。

对台湾来讲,转型正义目前的平反工作,已经得出一个大致的结论:过去的这些白色恐怖案件,大概90%都是冤假错案。所以台湾的做法就是,一方面,就受难的程度、受难的家属和本人,政府提供赔偿;另外由总统颁发恢复名誉的证书,恢复被剥夺的国民应有的权益。另一方面,透过国家相关档案的整理,成立几个纪念馆或博物馆,成为国民教育基地,也给社会民众、观光客人提供参观、凭吊场所。

当下,比较有成效的是对过去受难案件的平反基本完成了。国家也树立了纪念碑,历届总统也重申国家的犯罪,并对当时的暴行一再表示道歉。但是台湾转型正义也遗留下来一些问题还没有处理好。一个是加害者迫害人权个案原因是什么,当时的执法者是谁,在加害过程中有没有逾越法律或其它捎带罪行。当年的加害者很多已经过世。追究加害者责任的目的不是报复,而是希望让事实真相更加清楚,让受难者家属得到安慰。另一个是国民党的党产问题。戒严时期的党库、国库互通,台湾民主化后,国民党登记为社团法人,就要求这种互通状态必须终止,就形成了党产问题。因为国民党的党产是从人民那里,通过国家强迫征收、强迫拆迁过来的。同时政党不是盈利团体,而国民党在台湾民主化之后,把庞大的财产投入到公司的经营中。

其实,台湾的白色恐怖实施时间,前后加起来大概有47年,针对的对象只是在中国最小的一个省──台湾岛。而中国大陆,人口众多,幅员广大,从1949年中共建政至今,其掀起的政治波澜如恒河沙数,罄竹难书,未来中国大陆如果要以台湾的方式实现转型正义,我相信会面临非常巨大的困难。

第一、这段历史档案文件没有被完整地保留。因为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平反后,把这些历史资料统统销毁掉。在台湾不能这么做,那些是属于国家档案。但是中共把国家犯罪的资料统统自行掩盖掉,后人要追究历史真相、追究加害者的责任非常困难,在证据搜集上将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第二、关于赔偿问题,大多数的中国人家里面,多少都有受难者,赔偿金额巨大。因为中共历年的政治运动太多了。如何去处理这个非常巨大的赔偿金额,是完全赔偿还是象征性赔偿?到时候的民主化中国,其财政能否负担得起?

再有,如果按照这样的转型正义展开,当今的中共考虑到未来中国民主化之后,它要面临历史的清算,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的清算,怎么去偿还过去造成的罪恶?其实,共产党人都知道,心知肚明,已经造成了无数的罪孽。我相信他们不愿意,大多数共产党不愿意面对日后的审判与清算。这是中国共产党最为恐惧的事情。

记者:台湾走向自由化对中国有哪些启示?中国当下主政者如何选择?

曾建元:我想最大的启示是只要有决心,台湾可以做到,大陆的任何一个地区的人民都有能力来推动他们自身的民主化;并且中华文化跟宪政民主没有冲突,因为台湾也是中华文化影响下的一个地区,但是能走上民主化道路。

其次,台湾当时的统治者国民党主动提出走向民主化,尽管那时台湾还处于战争复原的农业社会,教育水准也不平均;并且在台湾省地方选举中放手让民众自由选举,尽管当时台湾人民不能自由组织政党,但是还有从大陆迁移到台湾的,如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等。

再有,台湾走向民主化,如果按照从战后到现在的时间来算,花了70年,如果说从台湾的经济起飞到蒋经国总统决定让台湾走向民主,其实也只花了30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并不长。而台湾今天已经在美国自由之家评比中,成为亚洲最自由的国家。30年的时间,台湾可以走到,现在中国大陆的每个省份国民生产条件都远远高于当时的台湾,台湾可以完成民主化,福建也可以,浙江也可以,上海也可以。

很大的经验是中国先贤已经提出了,实施地方自治、地方分权再走向联邦制的步骤,民主化实施其实并不难。

而现在中国的执政者习近平,他跟当年台湾的李登辉一样,都曾经是那个体制下的受害者。李登辉曾经被国民党迫害过,习近平的家属曾经也遭受过共产党的迫害。其实他可以从一个历史、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在某种程度上要跟过去的共产党体制有所切割,从追求国家进步、社会和解的角度,发挥自身的充分条件实现中国的民主化。

但是,如果习近平仍把他的政治生涯与命运跟中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无视他父亲所遭受的迫害,不愿意去面对与反省这些问题,那他就失去了难得的历史使命,丢掉了实现使命的机遇。但是目前他是如何想的,我们都无法知道。

中国近30年的经济、文化发展,在事实上已经为习近平铺垫好了转型条件,就是看他的一念之间,愿不愿意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一个重要的推手,是要在这个方面对他有所呼吁。(全文完)#

责任编辑:张宪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