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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真瑜:关于维吾尔 我有些话想要说

维族人不断被中共以“恐怖分子”的名义打压。(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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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9年09月11日讯】我的同学Fatih,土耳其人,到加拿大不满一年,是土耳其难民,因为捐助了反对派,被当局认定为恐怖分子。土耳其当局甚至指控他参与了对总理的暗杀行动。他的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在土耳其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现在他一家分别流落在德国、新西兰、加拿大等地。Fatih还告诉我,因为专制的因素,在土耳其的维族人处境日益变得艰难。

这是我从外国人的口中,第一次听到有关维族人的消息。其实,在新疆已经有数百万维族人被关进所谓的“再教育营”。即便他们当中有很多年迈的老人和知识分子,应该不用接受所谓的职业培训。

可惜大陆人民对这个属于56个民族大家庭,且能歌善舞的民族知之甚少,对于他们现在的处境有选择性的回避,让真相一再被掩盖。

我自己是汉族人,在国内时对维族的兴趣点,仅限于在我所在的城市不定期的去巴依老爷撮一顿,和憧憬一下去新疆的旅游。在了解到维族人被有计划的进行民族改造,人间惨剧每时每刻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时,不论你是汉族人还是其他民族,从做人的角度而言,良知与正义促使我应该为弱者发声。

在此请重温德国的名言:当纳粹逮捕共产党员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当纳粹逮捕社会民主党员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党员;当纳粹逮捕工会主义者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主义者;当纳粹逮捕犹太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逮捕我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抗议。

下面分享几个关于我了解到的新疆故事,为了保护信源,我不会提及涉事人的具体身份信息,还请大家理解,同时也是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网友出来发声。

2018年世界杯前夕,我所在的公司计划做一些关于世界杯的营销活动,要求与中国足球相结合。鉴于国足只有向下的空间没有向上的空间,所以我将目光转向新疆少年足球队。

我首先联系到了一位维族教练,他当时在内地某一线城市筹款,因为我比较忙,所以想请他来北京面谈,我们承担他们一行人的食宿,教练回复机票很难买只能乘高铁,我当时并不太清楚是什么原因。后来他建议我去他所在的城市见面,动身前我的策划案因为涉及到新疆这个敏感的区域被叫停了,出于好奇我跟这位教练进行了电话的交流。

他说其实也想来北京,因为不仅仅是我们,在北京的很多公司都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但是碍于维族的身份,教练说机票根本没法买,乘高铁来京意味着要接受数次安检,还有可能被遣返原籍,即便到了还要去当地派出所先行报到。这还不是最麻烦的,最麻烦的是住店,维族人想在北京入住酒店,如此平常的一个行为都变得尤为困难,同时还免不了被刁难与羞辱。

这件事对我触动挺深,不是说56个民族是一家么,我明显感觉到维族人从口中的同胞,变成了现实中的阶级敌人,这种感觉非常糟糕。

2019年黄历新年前后,恰巧联系到我在新疆的一位同学,她在南疆是一名教师,汉族人。除了正常的寒暄,我向她求证现在是否新疆的学校,都停止向维族孩子教授维语,因为那时我在海外逐渐了解到维族人的境遇。她回复确实如此,当然目的是为了培养孩子们爱国爱党情节,学校不仅不再教维语,学校内也禁止维族学生讲维语,统统说汉语,一切标语都以汉字为准,违规者上到学校领导下到老师学生统统要受处罚。

另外,学校政治老师地位很高,且掌管思想意识教学的老师统统为汉人。她的回答让我产生一个疑问,那些教维语的老师怎么办,答案是这些维语老师因为所谓的业务素质不高,无法胜任新岗位,都去干一些基础工作了。何为基础,比如在学校做看大门、看操场、打扫卫生之类的杂活。

其实,维族老师与汉族老师的收入本来就有很大的差异,现在维语老师又被边缘化,我无法想像他们的处境。掌握维族文化传承的语言老师被迫下岗,我能想到的就是“士可杀不可辱”,可能我读书不多,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有计划的种族灭绝。

在中共治下的中国,不仅维族人遭遇着浩劫,藏人同样处境艰难。

在此祝福一位藏族义士扎西文色,他于2016年初被逮捕,在被抓走的两个月前,他曾出现在《纽约时报》有关藏语教育的一段视频和一篇报道中。他的罪名是“煽动分裂”,俗称煽颠罪,他的职业是一名藏语老师。

以上就是关于新疆我所知道的几件事。我非常认同伊利哈木的观点,即“在新疆面临着民族矛盾激化危险、讨论民族问题时观点容易极端化的大环境下,用我们理性、健康的声音与极端化的声音争夺观念的市场,影响社会情绪向好的方向发展,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之一”。

在此为被关押的维族同胞祈福,不是所有的汉人都忽视你们的遭遇,漠视你们的诉求,就算为数不多,我甘愿作为一员为你们发声,不为别的,为正义,为天道。

责任编辑: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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