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连载：骆驼行-从台湾到大陆(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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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2月2日讯】 74 离休

在一次一年一度的例行体检中，医生表示由于我的冠心病和高血压较严重﹐因而必须停止工作，住院治疗。但是医院里没有床位，我只好在家中休养。

学校领导写报告给上级建议我提前退休，上级很快批准了学校的建议。校长立即为我召开了一个“欢送会”，语文和政治两个教研组的教师都参加了，因为我曾在这两个组工作过。

会上，校长先高声朗读了上级的通知：

“骆驼同志生于1931年11月，于1949年6月参加人民解放军，1958年转到教育战线，工作一贯勤勤恳恳，成绩卓著。如今因积劳成疾，不能继续工作，同意准其提前五年离休，级别定为正处级，着令培思中学照此办理。”

潘校长读完后，又特地解释了文中所提“离休”二字：按中共干部政策，各级领导干部本是终身制，邓小平掌权后，决定所有干部到一定年龄都要退下来，让位给年轻人。但有些老干部坚持反对这一政策，因为这些人自持革命有功，不愿过早放弃权利。于是邓小平让老干部体面地退位，即让他们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享受特殊待遇，除照拿100％工薪外，还发给交通费或享用小汽车，每逢年过节还发额外补贴，每年还发旅行费，保健费。这样，他们就可以安心退下来，如果对工作不放心，还可顾问，只是不再有实权了。这样一来，老干部就都安心退位了。“老干部”并非“年老的干部”，而是专指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以前参加革命而又未间断组织联系的人，他们的退位就叫“离休”，意思是“离职休养”和一般人的“退休”不同。

“我们恭喜骆老师光荣离休。”潘校长说，“骆老师不但离了休，还定了个‘处级’，这也是我们培思中学的光荣！”

有人惊讶地问：“我们学校的离休干部除了骆老师还有谁？”

潘校长略微想了一下，说：“从条例规定看，恐怕只有我一个人了。组织上早就动员我离休了，可我不肯，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干几年，我过去作了不少错事，我要努力工作，将功补过，邓小平不也在坚持工作吗？”稍停，又惋惜地瞅瞅旁边的单权说：“其实，单权老师先前也是和骆老师同时参军的，可惜单权老师中断过组织关系，否则的话……”

“哈，我根本不在乎这个！”单权红着脸说。可是他的嘴在发抖，脸上的肌肉也抽动了两下，这表明他的内心很不平衡。

我这时突然产生了受宠若惊之感。面对着单权的泡了醋的脸肉，我心里不由涌起一股不大健康的喜悦：你单权跟我较量了几十年，到今天不过混上个“副校长”，你今生今世永远享受不了“离休”待遇！你也没有本领拉住我了！你今天怎么不笑了？哼，笑到最后的人才是笑得最好的。

接下来，大家自由发言。一片热情赞扬声，几乎使我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我这时脑海里又出现了那一场批斗会的场面，我的思想开了小差，我想起胡大海的话：“共产党一会儿把你打入地，一会儿又把你捧上天。”我又想起已故继母的话：“孩子不打不成器。”我还想起孟子的话：“天将大任于斯人也……”

突然,我耳边响起一个女高音,是司马芬发言了﹕

“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骆驼一生中吃了那么多的苦﹐受了那么多的罪﹐最后享受了离休﹐他现在比我们在位的所有人都高﹐我替他高兴﹗骆驼可以说是笑到最后的人﹐哦﹐不不﹐他不是笑到最后﹐他是到最后才笑的人。”

司马芬的话把大家逗笑了，唯独单权不笑。司马芬又仿佛恶作剧地挑舋说：“单副校长谈谈吧，你和骆老师最老的老战友了，你一定又很多话要说。”

全场的人一齐将目光集中到单权的脸上，只见他那脸肉又抽动了两下。他只是摇摇头，他只是伸出一个指头无聊地拨弄着放在前面的一支铅笔，一言不发。

欢送会结束时，我在热烈的掌声中从校长手里接下了一个镶着“祝贺骆驼同志光荣离休”的美丽镜框，在几位老师的簇拥下回家了。

我就这样离开了培思中学－这个容我混迹二十八年的地方，在人生的历程上，二十八年不算长，然而那是我最美好的青春时期。在这二十八年中，这里的空气中交织着我的欢笑和叹息，这里的校园洒满我的泪和血。二十八年中，我做过正反两种教员，我用心血浇灌了祖国的花朵，我也学到了太多太多的东西，培思、培思，我永远记着你！

我毕竟是个闲不住的人。离休后呆在家中，我又拿起笔来﹐在杜娟的帮助下，开始了我的笔耕。地方政府组织台属、侨属写作组，我积极参加，我的文章常常在报纸和电台发表，我真的受到了尊重。后来通过台湾的亲人在台湾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又通过在美国的亲友，在美国华文报刊上发表文章，于是我成了“社会知名之士”，成了地方政府写作组内的头号人物。可是后来，人们发现我在海外发表的文章中，有些事写得太真实，暴露了中国社会的阴暗面，有关领导不开心了，三番五次找我谈话，要我“注意宣传中国大陆的美好事物，歌颂光明面。”我说：“有光明就有阴影，这是普通常识，光明和阴暗都写，才是真实的。”他们有要求我每次写稿都交给组织，由组织统一寄出。我不服从，我坚持写作自由。他们又一再向我出示中央文件，文件中明文规定个人不许向海外投稿。我置之不理，心想反正不再搞政治运动了，还怕什么！但这时我已感到生活不顺了。终于有一次，我寄往美国的信件被退回，拆开一看，在我的小说稿上盖了一个大印：“不准寄出！”这显然是最后通谍，如同浇了一头冷水。紧接着，写作组召开会议﹐招待友好写作组人员的来访，客人言明要同我交流写作经验，可是组长却不通知我出席！组内有位“不明真相”的作者写了一篇专访，报道我的情况，还特意到我家拍了照片，可是这文章没被采用，拍的照片也被没收了。

尽管表明上我仍旧是地方政府的座上客，我还是被笑脸和赞扬包围着，但我已经感到寒气逼人了。

后来，台侨属的座谈会也不通知我参加了，我愤怒了，我到有关领导处质问为什么，对方非常客气友好地回答：“哎呀，骆老师，我们考虑到你的健康问题，你是在家养病的，眼睛又不方便，若要你跑来参加会议实在是不应该呀，过去我们没有照顾你，以后要注意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

在上海，离退休的老师在家里闲不住就组织了一个“关心下一代协会”发挥余热，利用方便时间辅导在校学生，给孩子们组织兴趣小组，开展课外活动，有了这个组织，我如鱼得水，就和一些中小学建立了联系，做了一些辅导，受到师生们的欢迎。为此，协会的会员们一致表示选我做会长。这样，我的活动就更积极了。可是后来我发现他们去我所联系的学校搞活动时，不通知我，而校方问及：“骆老师为什么不来”时，回答是“骆老师身体不好，他不能来”。再一打听，后来这个协会已又另外任命一个会长，此人系“红五类”出身，时到如今，还是“黑红”分明！真是岂有此理，我给上级协会写信，问他为什么不尊重群众的意见，硬把群众公选的会长不明不白拉下马，究竟还要不要民主！

这位协会领导看了我的信﹐风尘仆仆地来到我家，一进门就满脸堆笑，热情非凡。首先表示十分关心我的健康，问长问短。好话说尽后，才言归正传，说她看了我的信很是吃惊，下面怎么这样“胡来”？！无论如何也不该把群众推选的会长拉下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个讲民主的社会……”她口若悬河，可说到最后，有回到原来的话茬：“不过他们这样做也是出于一片好心，关心你的健康，依我看，这些跑里跑外的琐碎事应该让那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去做，像你这样的离休老干部已经为革命鞠躬尽瘁了，也该休息休息了。至于那个新任的会长，究竟是个什么样，我还得了解一下。”

“他是什么样，我可以告诉你，”我说：“他是个退休干部，年纪比我大，身体比我差，患有严重心脏病，还有糖尿病，适合于跑里跑外吗？他唯一比我有利的条件是：他是‘红五类’出身！难道现在文革还没结束，抑或是第二次文革开始了？”

说到这里，我的火气又上来了。可对方却哈哈大笑：“你想到哪里去了？快别这么想，要注意安静，少动气，气坏了身体可划不来哟！”

我不再说什么，因为我已经完全明白了：共产党的政策是“外松内紧”，“内外有别”，你既然是笑脸来访，我就贯彻中央的“十六字令”说：不冷不热，不卑不亢，待之以礼，若无其事”。大家心照不宣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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