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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雄:联合国人权奖与残疾人的悲惨命运

【大纪元12月20日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和维护者邓扑方先生获得联合国人权奖的消息确实令人感慨万千!因为他原本是一个四肢健全的年轻人,是红卫兵为了保卫毛主席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而夺去了他的双腿。当时他是红色政权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是全国共诛之,全党共讨之的走资派(如今全党都成了走资派,共产党的伟大理想一变再变),并永世不得翻身的邓小平的儿子,属于死有余辜的危险分子,。尽管他还是个孩子,但在国家恐怖主义之下是没有道理可言的,亲朋好友们见到他如同遇到瘟神;亲兄弟姊妹谁也顾不上谁了,大难临头各自飞,一家人完全生活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之中。

那火红的年代,苦难的岁月难道全都忘了,忘得那么彻底,那么一干二净么?中华民族的精神实质竟是“贵”在健忘,一切向钱看么?这正是我们中国人真正的悲哀!好了伤疤忘了疼,何况还好不了,仅仅是变了环境而已。那些年对于他们家来说真是暗无天日,天,完全黑了。而整他们的毛主席和红卫兵们则天天看到的是风光无限的艳阳天!这就是人吃人制度的典型写照。

如今时来运转,他天天所看到的自然也是艳阳天了。而千千万万仅仅为了活着而拚命挣扎的残疾人则看不到任何希望。然而,全世界却都知道由于邓扑方先生同病相怜所激发出来的巨大爱心,已经使中国残疾人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而事实上,由于绝大多数残疾人面临生活无着的问题,天天为了第二天是否能活着而担忧,病痛一律忍着,根本不敢进医院,重病只有等死,真是苦不堪言。有些人看到中央电视台报道新的有关残疾人的保护措施,急忙拖着残缺的肢体像无头苍蝇那样在政府各部门之间到处乱闯乱撞,结果是撞得头破血流,凄凄惨惨,却得不到丝毫的同情!有的官员干脆说:“既然是中央电视台说的,你怎么不去找他们呢?”在中国,连傻瓜都知道人权是与自己的生活完全不相干的宣传专用语。

说他是恐怖主义的维护者就在于此,因为他深知中国最可怕的是国家恐怖合法化,本质上就是无法无天,哪里有人权可言。身为一名受害者,不去救助那些和他当年一样急需救助的人,反而参与欺骗宣传,制造假相来掩盖残疾人悲惨命运的真相;作为邓小平的儿子实在是愧对自己的祖宗与良心!

以下是吃饭权与生存权正在一天天丧失的残疾人写给他们著名的保护者,人权奖得主的求救信。因为担心信又会石沉大海,委托我在美国将信公开出来,兴许生活或工作问题从此得以解决;也许正相反,因为扫了人家的兴!安一个“泄露国家机密”之类的罪名,打入大牢也说不准。无法无天嘛,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当年邓扑方自己哪有什么罪呢,还不是成了人人喊打的阶级敌人。

李 世 雄

2003年12月 于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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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邓扑方主席:

祝贺您荣获2003年联合国人权奖!这说明联合国肯定您对中国人权所作的贡献,特别是残疾人的人权保障方面。我没多大的文化,也从没给大人物写过信,总之听到您得了人权奖就情不自禁的高兴了起来!感觉到自己未来的生活有保障了,因为我也是一个残疾人(小儿麻痹症),只是在人权保障方面被漏掉了。我想借此机会直接向您反映情况,在您这儿挂个号,这样,我的基本人权肯定就有保障了。

我叫柳国植,是湖北省武汉市人。我于1983年到武昌区积玉桥街东城汽车蓬垫厂工作,85年区劳动局批准为集体正式职工,同时被街道劳动服务公司任命为该厂厂长。之后我每年完成下达的产值计划40多万元,利润5万多元。我在该厂工作18年,年年完成任务。由于工作出色,街办事处93年给我解决了一套”解困房’(住房人平不足3平方米),并同意从本厂借1.7万元购房款给我。97年忽然因扩建马路将我厂撤除,工人全部被解散,我也因此失业,丧失了偿还购房款的能力。国家撤除工厂给的补偿,我和工人们没有拿到一分钱,从此街办事处一直不给我安排工作。

由于我是正式职工,从97年我就多次找街办事处民政科领导要求安排工作或者办理“社保”(社会保险),领导的回答是不能解决。民政科许汉武主任说:你欠的房款我们不要了,你的要求我们也无法解决。我的妻子94年就下了岗,小孩子去年读大学也无收入。按国家政策是每人每月最低220元人民币,而我一家三口只拿到了260元,人平80多元。找政府办理“最低保障金”的人员,他说他也没有办法解决。虽然我已经残疾,但毕竟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知该怎么活下去?政府总是说让每个人都有饭吃,可是,一人一个月只80几块钱(约10美元)能吃上饭吗?

以上事实我无数次写信给省政府,市政府,省残联,市残联,市劳动局等反映情况,结果是石沉大海,我到市残联,区残联直接找理事长,回答是不能解决。

2003年5月17日市政府发出公告.规定所有残疾人营运车在5月28日前必须上交,否则,过期无偿“收缴”。5月22日我到交车点找到了武昌区残联派往交车点专门负责解决残疾人问题的李主任反映我的情况。第一,我靠残疾人的营运车载客谋生,如果车交了,以后怎么生存?第二,我的残疾人证上的等级原来是三级,去年不幸又摔断了腿,左腿完全伤失了功能,按党的有关政策应改为二级。李主任笑着说:“不要有顾虑,你以后的生活我们政府来解决,要相信政府的承诺嘛,放心,一定会让你满意的。”实际上交车后,我无数次向各级政府信访部门及残联反映情况,干部们说你反映的情况都是事实,但我们不能作主,要向上级反映后再说。李主任甚至说:“因为你的腿还存在,还挂在身上,所以不能改二级, 除非你把腿锯掉才能改。”我说:“你的意思是要我到医院去把腿锯掉后再来找你改成二级吗?”李主任忽然用一种恨不得叫人往地下钻的极藐视的眼光看着我,一甩手,理都不理就走了,完全不像交车时的那个李主任了,国家干部就是用这种办法来哄骗侮辱残疾人的。

干部们专门说假话,每次去找他们开始都说得很好,就是不解决实际问题,只想哄你快点走。我只要多说几句,他们就说你到法院去告状嘛,要么不理你,走了。我到区残联找到一位叫刘跃和的主任,他说:“你来这里就是回娘家了,有么困难我们都给你解决。”可他说一套做一套,这困难那困难的,说得比我还困难。可是,电台和报纸说工作岗位多的很,根本不成在什么困难。等我去找社区主任要工作时,主任说一个工作岗位也没有,我说宣传的不是很多吗?主任说:“你听他们的,连水都没有喝的。”他们又是谁呢?这些干部们表面上说要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实际上纯粹就是骗人哄人,作弄坑害我们这些无依无靠的残疾人。

虽说人人平等,实际哪里有什么平等,我们残疾人根本就没有一个真正可以去说句话心里的地方。我的妻子患糖尿病,高血压根本不敢去看病,她哥哥从美国打电话叫她依靠神,天天祷告。孩子在上大学,每年学费需要6000多元。平时社区管事的还要上门来收很多“这费那费”的,我这个残疾人家庭的人权(生存权)被剥夺得只剩下每月260元人民币了,而我为祖国却辛勤地工作了整整18年。

为了生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关于“国家采取辅助方法和扶持措施,对残疾人给予特别扶助,减轻或者消除(注:可是,交了谋生用的车,事实上是雪上加霜了)残疾影响和外界障碍,保障残疾人权利的实现”的规定,我写信,又靠着双拐和妻子找遍了各级政府部门,结果是下面的干部说:“国家不拨款,我们只有这个能力。”上面的官又说:“具体问题还是应该由基层来解决。”被国家干部们到处踢皮球。

我的问题是:1,请求政府给我安排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2,请求解决我的“社保”问题。3,请求解决最低生活保障的问题。4,如果连最低生活保障也不能解决,可否透彻地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残疾人的人权?给我一家三口指条活路。

我请求您的秘书们良心发现,让您能看到这封求救信,恳请您就我的生存权和残疾人的保障问题亲自作出批示。

祝您健康!

残疾人:柳 国 植 敬上

2003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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