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莹﹕反媒体污名化现象

【大纪元3月11日讯】近年来，台湾媒体乱象频生，屡受批评。然而，监督、制衡媒体的机制与力量却难以成形。高度商业竞争的媒体产业环境，徒然显得媒体自律的呼声天真可笑；而泛政治化的媒体社会环境，似乎已更难让中立媒体监督及教育机制的产生。

媒体多元化的自由表现，是社会民主及进步的一环，然而夸大耸动、未经查证、错误报导、污名化社会弱势族群、激化社会恐慌情绪等情况，一直到现在还是未曾改变；甚至有愈演愈烈的情况。

三月二日，台北县新庄市发生一则人伦悲剧，晚间电视新闻大幅报导之后，三月三日的各大报纸也用斗大的“躁郁症父持斧砍伤两女”跟进。一个失业又欠债，连健保费都缴不出来的父亲，逞凶后落寞的表示：“希望女儿投胎做有钱人”；这个事件的背后隐含的问题，不只是信用卡恶性循环的悲哀、社会中下阶层高失业率、社会惯用暴力解决问题的阴影而已。

对一般大众、甚至主管机关而言，此时此刻都应该开始努力去正视，媒体在商业竞争及时效压力下，对精神疾病的错误认知、忽视由专业鉴别诊断的影响；更遑论层出不穷的社会事件，到底有多少比例是精神心理问题的起因、还是结果。

以上述人伦悲剧的事件为例，从专业精神医学角度来看，这位父亲被冠上了“躁郁症”的病名，为其错乱暴力的行为做解释；从他被逮捕后静寞黯然的神情观察，然而他也可能是精神官能症、或其他的病症，早就急需社会支持、好好治疗的。

精神疾病患者绝不能与暴力行为画上等号，统计数据中也没有明确的正相关系数证明精神病人有较高的攻击性；警消人员在掌握媒体发声工具的同时，应该有足够的精神疾病的专业予以鉴别诊断，而媒体则应做第二个查证新闻守门人，才能发挥正向的社会教育功能。

现在的媒体，要的只是麻辣新闻，因为麻辣而导致来不及查证、或轻忽查证过程的严谨；导致的结果，就是对所有精神疾病病症及患者全部一体看待，也相当的不公平。

综观媒体上曾出不穷的政治或社会事件，在新闻真实性的表达中，处处充满着令人不安及错误的讯息。或许从政治角度来说，政治是主观的，端看阅听人如何解读；但是攸关弱势团体事件经由媒体的发声或撰写，即使立意良好，却往往因刻意要求耸动、煽情及时效性，产生了“污名化”的负作用。这个负作用，站在精神医疗及预防医学的角度，对社会问题造成的影响，尤其令人担懮。

“媒体新闻处理失当”可能包括以下各种情况：

1. 盐洒伤口

记者采访时未顾虑当事人感受，例如，记者采访死者家属，追问家属“你母亲死了，你有什么想法?”

2. 煽情夸大

过于强调“死亡”事件、人数，而忽略其死亡原因，以及适时引导反思及预防教育。

3. 血腥残忍

媒体刊登或播放过于血腥、残忍的镜头，例如跳楼流血、心智不足、重病挣扎等。

4. 生煎隐私

媒体公布应保有隐私权者的资料，不宜贸然公布姓名，或是暴露出足以让社会大众猜测出他是谁的相关资料。

5. 谣言四起

未经查证的新闻指的是，媒体未能为新闻提出有力证据佐证，例如媒体报导坊间谣言、媒体直接引用未具名的消息，却未采访此文章作者或求证其他专业相关人。

6. 选择性的暴露与理解

媒体到底该用什么角度报导事件，是从政府决策、社会大众、还是相关事务的专家？是否引用了立场或专业判断相左的人？不同角度未必冲突，但是如果记者总是从特定角度切入新闻、主观为事件下诊断，对当事人以及相关疾症的人都是不公平的。

7. 统计数字的迷思

。有的时候，媒体为求耸动，喜欢数字报导统计、也喜欢排名；但有的时候这些数据，并代足以代表事实或演绎出社会深层问题。

8.有关事实资讯的确认

许多攸关事实的资讯传递含混不清，有误导民众之嫌，警政单位的研判、媒体的报导，都不是专业医疗人员，如果媒体随知随报却未能查证比对、资讯纷杂，对社会大众来说，恐将增加对精神相关疾病的误解，社会同理心及面对疾病的勇气，也都将因此而沦丧。

想想看，在竞争力过度的社会文化里，人心脆弱，导致压力及情绪管理失控，正当精神医疗服务专家、公益团体及有志之士，想凝聚力量协会大家一同面对日益增多的精神疾病压力时；媒体及社会环境却提供了一则则可能导致社会大众认知错误，甚至未经专业协助鉴别的精神疾病诊断讯息，是多么的令人沮丧和不安啊。

而我们的下一代正在看着我们构筑一个没有同理心的社会，但愿媒体在处理疑似精神疾病导致的社会案件时，能以严肃的态度，寻求更具专业及公信力的报导。让我们的下一代在成长过程中，能试着用同理心对待每一个人；而在面对重大社会事件时，能有更多的力量接受自我考验及挑战。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