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水：天平上的国家总理们（上）

【大纪元3月9日讯】自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凡六任总理：周恩来、华国锋、赵紫阳、李鹏、朱镕基、温家宝。六任总理一半是技术官僚出身。以民间的口碑，周恩来、赵紫阳、朱镕基、温家宝，这几位是胜出者。对这四位善意的评价是：亲民，温和，清廉，任劳任怨。怎么都不能否认，得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中国民间几千年崇拜“清官”的愚昧传统，是以放弃公民权利和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的。如若把总理们摆放在全球视野，用普世价值观对他们来作纵向考量，这些政治官僚呈现出共同的局限性：他们只是中共人治制度的“守夜人”，而不是中国民主化的“清道夫”——当民意与执政党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首先千方百计维护的是中共“家族”的利益，站在反人民的一边；他们没有，或者试图超越中共一党独裁并做出颠覆，为中国民主化进程，展示出一个政治家的伟大抱负和胆略。抛开政党立场而言，他们的个人政治作为，只局限在修复层出不穷的政权统治漏洞上，甚至不惜忍辱负重收拾制度作恶带来的社会震荡事务上。中国问题，首祸是一党专制制度。人文、道德以及三农、失业、贫富严重错位等问题，都跟制度设计密切相关。制度腐败，民权不在，喜欢流眼泪的总理们，于国何补？如果以人民意志作为一架天平，一边是专制制度，一边是民主自由，他们一任接一任加重制度一侧的砝码，为什么都做出这样的选择？

本文试图对中国社会的“大管家”国家总理阶层作以浅析，意图廓清中共作为执政党人治本质的一个侧面。华国锋作为中共执政历史上的过度性人物，本文不作分析。

“不倒翁”总理 周恩来（任期27年，1949—1976）

周恩来（1898—1976）是中共元老之一，性格谦卑、温和，善于见风使舵。作为中共的“重臣”，跟毛泽东等高层有很好私交，是中共第一代可数的“不倒翁”之一。他的仕途一帆风顺，很少受到遭受排挤打击。斯诺（《西行漫记》作者）如此评价周恩来：“他是一个书生出生的造反者”。中共用暴力夺得政权，靠独裁维护执政的合法性，暴民运动在中国延续数千年，最终原因归结在文化上——民主宪政资源短缺。书生总理却不惮作出这方面的努力。在文革期间，周恩来一度与大独裁者毛泽东沆齑一气，残害同党和人民，他从来没有站出来公开制止毛泽东祸国殃民的残暴行为，对“四人帮”的暴行也听之任之。据《晚年周恩来》一书披露，周恩来在毛泽东迫害致死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阴谋中，扮演了帮凶角色。周在文革中确实保护了党内外一批人。不过周不仅要看毛的脸色行事，还必须兼顾林彪和江青的态度。而在所谓“大树参天护英华”的背后，周也干了不少不光彩的事，签字抓了不少人，对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如彭真、贺龙、陶铸等人的案子上都负有重大责任。但是几十年来，中共对这段历史一直采取了捂着盖着的态度，真相不能大白于天下。1981年中共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谓彻底否定文革，其实是很不彻底。

十年文革，在国家濒临崩溃的关口，周恩来没有勇气公开站出来捍卫人民利益，更没有勇气退出中共。这些都大大降低了他作为一个卓越政治家的色彩，充其量是个没有民主理想的“良臣”。周恩来尽管两度留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但他的思维里纠结着传统“谋士”浓厚的忠君思想。眼睛朝上不朝下。他的所作所为都围绕着“忠臣”角色打转，不敢越雷池一步。他首任中国总理长达27年之久，为后来的接任者树立了忠臣典范：只在中共体制内寻求变革，从来没有野心敢挑战极权专制。周恩来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他所以受到人们的拥戴，在于他是一个次恶者。

悲剧总理 赵紫阳（任期7年，1980—1987）

第三任总理赵紫阳（1919—）。1970年代末期，他尚在四川省委书记任上，很务实。从省委书记到国家总理，“包产到户”他是积极策划者和回应者，被人称道为温和的改革派。1980年9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从华国锋手上仓促接任总理职务，华国锋仍保留国家和军委主席职务。恪于错综复杂的中共派系争斗，初期赵紫阳难有建树。1980年代，中国的民间言论空前开放，一部分原因跟中共党内权力争斗正酣，无暇顾及民间社会有关，主要在于残暴的十年文革结束，民间开始觉醒。这一时期，中共对社会的控驭力失范，但这正是一个正常社会萌芽的常态，社会内生的强劲变革力量，就象一个承压太久的弹簧，舒展起来。农村土地承包制，让农民获得了最初的实惠，农民尚能安居乐业。但也为农民后来大量沦为被政府掠夺的流民埋下了伏笔。如果土地产权私有一步到位，让农民早日摆脱土地、地域和户籍限制，那农村城镇化，将会提前到来。农民出身的中共领导者，反而没有这样的智慧和胸襟。现在，三农问题不光考验着中共的执政能力，更严重困扰着未来中国的发展。

中共庞大的集权体制，利益内倾，权力内部分配，使得中共极端“家族化”。专制思维，论资排辈严重制衡个人权力扩张，政治领袖难以展示个性魅力。1987年11月，中共召开十三届一中全会，赵紫阳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共总书记职务，总理由李鹏接任，邓小平担任军委主席。自毛泽东以来，中共权力安排惯于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人，有时候连他们也搞不明白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战争年代，高度集权，便于决策提高效率，但在和平时期，风险非常明显。毛专权搞个人崇拜，严酷清除异己，内耗严重，致使社会变革成本加大。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就是例证。但是，中共并没有吸取教训，继续推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政策。赵紫阳在这一时期，并没有显示出领袖风范，执政号召力隐含在垂帘听政的邓小平阴影之下。这从赵紫阳在报给邓小平的《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可以看出，全篇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邓作批示“这个设计很好。”

赵紫阳赶上了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空前活跃的年代，但是他没有抓住机遇。中共极端紧张民间自由运动。1979年以魏京生等在北京西单墙贴出“政治现代化”标语为标志，随后北京高校学生介入基层选举，中国民主思潮开始兴起，推动自由化运动不断扩大。1984年、1986年，大学生走上街头要求民主和自由，这可看作1989年大规模民主运动的预演，中共将前两次民主运动定性为“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赵紫阳对此采用默许的态度，他还没有还权于民、顺应世界民主潮流的念头。社会主义不需要自由，中国不需要自由，人民不需要自由，这就是中共一贯的逻辑。中共的执政理念，仍然跟封建王朝一样，将自己与人民看作“父子”关系。老子管儿子天然有理，儿子造反，大逆不道。在中共内部是以君臣体现父子关系的，原理也一样。赵紫阳在1989年民主运动中，反对中共派军队镇压，敢于跟邓小平叫板。在中共执政史上，这是罕有的一次总书记造反。很动情的一个镜头：赵紫阳在天安门看望劝解绝食学生，他说：“同学们，你们好！你们还小，还年轻，不象我们，我们老了，不中用了……” 时任中共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陪同在侧。胆识不足，跟民众脱节，赵紫阳错失了颠覆中共政权、顺应民运的大好机遇。自此，赵紫阳的政治生命终结，在中国人面前消失，至今被软禁达15年。他是一个悲剧性政治领袖。中国历来的“宫廷政变”，都是内部自相残杀，这跟统治者历来严酷镇压民间自由结社，难以崛起足以抗衡的反对党有直接关系，使得高层革新派无法仰仗到民间政治力量资源。

“公子”总理 李鹏（任期11年 1987—1998）

李鹏（1928—）是以根正苗红、最早一代“太子党”身份出现在中共权力舞台，连任两届总理，一届人大委员长，在中共权力核心盘居达16年。其父为中共早期烈士李硕勋，他后被周恩收做养子。李鹏在中共圣地延安完成他的初级教育，在延安意识形态清洗最为严酷的年月，李鹏是被佑护者，更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旁观者。这与形成他内敛，圆滑，阴诈的个性，不无关系。1955年，李鹏从莫斯科动力学院学成归国，在东北底层的水电厂干技术工作11年，文革开始，始进入北京。这段经历，看似流放，实则欲升故放——在中共权力圈子，为培养自己可信赖的接班人，惯于如此，以为其积累政治资历和经验。这跟历朝官员科考晋阶有所不同，中共要高明许多。李鹏的“中共公子”身份，在十年文革期间，出乎意外的顺当，且先后官至北京电力系统革委会主任、局长、党组书记。与其他“中共公子”，比如刘少奇儿子刘源，邓小平公子邓朴方等等，遭受揪斗，甚至丧命、残疾，形成天壤之别。这跟他有个左右逢源的养父总理周恩来有直接关系。

受到的恩惠庇护越多，革新和背叛的主观愿望就越见式微。李鹏从小浸润在红色政权的氛围中，骨子里潜藏着优越感，因而，他的执政理念呈现守护形态。自他1983年从水电部副部长跃升为国家副总理，逐渐进入权利中心，他的保守政治观念，越来越清晰。他扶正次年，中国爆发大规模学生民主运动。李鹏亲手签发“戒严令”，密合邓小平派军队屠杀北京民众，让全球震惊。李鹏在“六四”屠城中的狠毒，是他作为一个独裁领袖的最大罪恶和耻辱，冷血狰狞面目暴露无遗。将近15年了，“六四”成千上万的死伤者，魂魄仍未得到安置；留给死难者家属的伤口，仍未弥合。中国在全球社会主义破灭的前夜，历史性地选择了“六四一代”，他们用年轻明澈的生命，肩起了历史使命。历史痕迹慢慢淡化，血仇可以放弃，但是，罪恶不该被淡忘，屠城的血债仍将得到审判，这将是对中共独裁历史总清算的血案之一。李鹏们没有想到，“六四的孩子”不断在成长起来，将与专制制度展开持久的角力。

屠杀的恶果，在随后几年遭遇民心强力反弹，通过社会整体衰退间接地表露出来。在李鹏的政治生涯里，这是唯一一次遭受到的滑铁卢。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中国民心不稳，中共乱了方寸，遭遇空前的执政危机。但在国家机器的强大护卫下，“老人政治”发威，邓小平在南方转了一个圈，将中共的危机导向经济市场的开放，喧嚣一时的“姓社”意识形态，急剧扭转到“姓资”，这是中共极不情愿的被动选择。社会危机及时转嫁和化解，李鹏连同中共履险度过。自由市场经济，本来早就是中国的选择，但圉于当局的保守、封闭和愚昧，限制了中国市场经济跟外界的连接。中国改革，从来都是在社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以后，被迫推动的。但是，急剧推进的“猫论”、“摸着石头过河”，带给经济和社会的混乱是显而易见的。1993年，朱镕基副总理倚靠邓小平支援，强势对通货膨胀进行“宏观调控”，实现“软着陆”，收效巨大。这让李鹏的愚顽和执政乏术，完全现露出来，但是，他的忠诚和听话，很被“邓核心”看重，才使他没有象杨家兄弟被邓利用之后，一脚踹开。1997年，邓小平去世之后，弱君“江核心”资历远不及李鹏，李鹏依靠自己培植十多年的“北京帮”，跟“上海帮”暗地里叫板，形成中共家族权力的局部制衡，进而在1997年转任中共寡头政治的人大委员长。李鹏在中共第三代权力核心后期，以不作为保住高位，可以用“占着位子不干事”来概括。2003年3月他全身而退，据说忙着著书立说，2003年8月出版《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这里不能不提到一点，李鹏任上，喜欢四处留鸿，直到今天，在许多城市建筑上还保留着他的笔墨，也好，留待后人记挂着他。不能不承认，李鹏在中共历史上是个少见的“幸运儿”，但是，他的余生能否安然度过，还是一个未知数。

（未完待续）

──转自《议报》(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