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川：中宣部–中国当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毒瘤

【大纪元5月12日讯】网上广为流传的北京大学教授焦国标《讨伐中宣部》一文，在海内外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对于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大陆政治过来人”来说，此文读来痛快淋漓，切中时弊，有一种压抑多时，”总算出了一口恶气”的”解恨”之感。但是，作为读者，情感上”解恨”远远不够，从历史的与理性的角度，认清”中宣部”–这个”当下中国文明发展的绊脚石”的”前世今生”，它的由来和它的危害，它的患处、死结与它的可能前景，就显得尤为重要。

焦国标教授文中所指出的中宣部患上的”十四种大病”，可说无一不是事实，无一不切中要害，无一不是道出公众之不能道、言出国人之未敢言。同时，也无一不令人为焦教授的直言勇气深深捏一把汗。确实，回想”中宣部”在几十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生活里担当的角色，你几乎可以用尽中文中最高级的贬语也毫不为过，比如”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血迹斑斑，罄竹难书”等等。远的不提，从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后，批判《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抓”胡风集团”，反右，批电影《早春二月》、《林家铺子》，批”中间人物论”，文革中杀气腾腾的”两报一刊社论”、”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一直到文革后的批《苦恋》、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等等等等，你在每一段历史中看到的，都是中宣部的那一副”批判”。”整肃”、打打杀杀的严酷嘴脸。毛泽东当年曾称中宣部为”阎王殿”，可以说，几十年来”中宣部”留给社会公众的固定印象，就是这么一副文场恶少、债主老爷、文化警察、专政衙门等等这样的负面形象。

说来真让人感到羞耻，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礼仪之邦”，一个以诗书礼乐、琴棋书画名世的泱泱大国，其掌管文化舆论的最高部门，几十年来竟然都是这么一副粗鲁暴虐的形象，实在是有辱斯文也有辱先人！

但是，认真追溯起来，”宣传部”这样一种政治怪胎，却不是中国古老封建文化的产物，反而完全是现代专制政治、极权政治的产物。一切专制、极权政治的主要特点，就是以谎言和恐惧治国。谎言和恐惧，是专制统治交相使用的两大利器。谎言，为制造”理想”、”道德”与”平安”、”稳定”的假像；恐惧，则为制造社会民众对国家机器普遍的恐惧心理，威慑所有敢于批评、抗争、挑战的异己力量。

所以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确实是只有共产国家、纳粹法西斯国家或如萨达姆式的东方专制国家，才会专设”宣传部”，以制造谎言和恐惧为其主要功能和职责。从希特勒时代的戈培尔到史达林时代的日丹诺夫，其”宣传”理论，都是沿着这么一个套路：文化与传媒–等于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等于政治工具；宣传机器–等同于国家专政机器。正是在这样一种把”宣传部”等同于”专政机器”的政治思维，所以才会有中宣部今天的这个”不准”、那个”不许”；今天”枪毙”这部作品、明天”活埋”那个报刊；才有所谓”罗马教会”式的”异端法庭”与”言论火刑柱”。 应该指出，即便是在当今并不完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中宣部的权焰薰天，无所顾忌地扼杀言论和出版自由，也完全是缺乏法律和法源依据的。不说中国宪法里明文规定的许多公民权利：”言论、出版、结社、示威游行的自由”等等，中宣部可以从来不做任何解释就把它置为一纸空文；即便那个著名的”守土有责”的口号，年前对全国媒体训话的”二十五个不准”，究竟又源于哪一章、哪一本的规定和法例，其法源、法理何在？

近年来，中共官方一再强调，共产党要实现从革命党的”专政功能”到执政党的”服务功能”的职能转换。”中宣部”，正是”革命党”的”专政功能”的产物。今天的时代，已经进入全球化、地球村、市场接轨、资讯共用的时代。想以一党之私钳一国之口，想以一孔之见扼大众之识，实在是有点螳臂当车、不自量力的味道了。”中宣部”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挂帅的旧时代的产物，早就应该在中共”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执政党思维”里改变职能，脱胎换骨；今天的”讨伐”风波应该成为它洗心革面的一个契机。否则，它一定会继续成为执政党的耻辱和一个历史遗留的笑柄。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