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征文】我一家三代的故事
【大纪元1月28日讯】故事1﹕我的爷爷
我今年70岁﹐这个故事得从我记事时说起。我的（童年的）家在华北一个边远的农村。我一家三代从我爷爷﹑我父亲到我﹐男的一直是单传（有姐妹没有兄弟）。我记得﹐那时在我家简陋的正房房檐下一字排开挂着三块匾﹕从中至左﹑右写着﹕“令德寿母”（是给我曾祖母的）﹑“勤俭持家”（是给我爷爷的）﹑“嘉慧后生”（是给我爸爸的）。我没见过我的曾祖母﹐但据父亲说﹐她是个一心向佛者﹐她一身的武功﹐活到一百多岁。信佛敬佛一直是我家的传统家风。我爷爷一生勤俭持家﹐乐善好施﹐在全县有名。他靠自己的劳动在40岁以后才一点一滴的置地发家。那时我们是六口人之家﹕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妹妹（土改时才4岁）和我。家里虽然顾着一个长工﹐但全家﹐包括我（大约从8岁开始）都终年参加劳动。所有犁地﹑撒种的活都是爷爷自己干﹐经济作物的管理是我奶奶和妈妈干﹐我妈妈又是全家的“老妈子”﹐每天都是做在先﹐吃在后。爸爸因为办义校（见故事2﹕）整天忙在学校。直到46年“土改”时﹐我家没建“高墙大院”﹐连我家的“院墙”年年都是用高粱秆扎起来的。我爷爷常对我说﹕金钱是靠不住的﹐土地才是农家的根啊﹗凭着他一生务农的经验﹐年复一年﹐卖了农作物有了钱就置地﹐大约到了爷爷60多岁﹐直到46年共产党在我们家乡闹“土改”时﹐我的家已经有百亩多土地了。“勤俭持家”的匾额是中共没有“开辟地区”之前的某任县太爷送给我爷爷的。不只是我童年时代﹐甚至到我已在外工作的年月﹐只要遇到家乡的老人们﹐他们多数都知道我爷爷勤俭持家﹐乐善好施。我家常接济粮食给有困难的乡亲们﹔那时边远农村缺医少药﹐爷爷和我爸爸用自家的钱买来天花疫苗免费给学校的学生和农民的孩子们接种﹔在爷爷的支持下﹐爸爸在农村办起了一所“义校”﹐免费培育青少年﹐也是在全县有名。
农村社会本来是和谐的。但从40年代初﹐共产党的游击队象土匪一样﹐晚上偷偷摸摸窜入村里﹐白天躲起来﹐叫“开辟地区”。我记得﹐当时家家都把狗杀掉﹐如果谁家的狗叫﹐或是谁在白天说看见游击队进村了﹐那这家的男人就被半夜登门的八路军劫持用锹打死推进冰窟窿里。
43年搞什么“减租减息”﹐他们扣住我爷爷（实为绑票）﹐我家既不出租土地也不放什么高利贷﹐在他们的威胁下﹐我爷爷被迫交出了部分土地。45年初我爸爸的在八路军中的学生悄悄告诉他﹐土改快要开始了赶快离开这里﹐否则要受苦的。这样﹐我爸爸只身一人离家出走﹐逃难到东北去了。那时我爷爷已经感到这个世道要乱﹐于是把他存放在县城外一家酒厂的一车银元托人运往城里﹐这车银元刚刚拉出酒厂不远就被八路军（土匪）抢走了。
46年共产党搞“打土豪﹐分田地”﹐挑动群众斗群众﹐强取豪夺﹐杀人﹐为所欲为。“土改”时﹐我家和村中的“地﹑富”都被扫地出门﹐我爷爷和男的十来个人都被关在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村头小屋里﹐奶奶﹑妈妈﹑妹妹和我﹐同其他“地﹑富”的妇女和孩子二﹑三十人被关在离我家3里地外的一座高墙大院内﹐十几个“民兵”昼夜监视着我们。一天“民兵”把关在大院的大人和孩子都赶到一块坟地的树林里﹐我爷爷等四﹑五个人都被绑在大树上。“斗争会”开始后被绑在第一棵大树上的60多岁的老人就被用棍棒和铁锹活活打死﹐接着被绑在第二棵树上的40岁的人（是刚刚被打死的老人的大儿子）也被活活打死﹐这群杀人的魔鬼又扑向被绑在第三棵树上的人（是老人的二儿子）﹐据说﹐就在这时杀人者们接到了什么指令﹐老人的二儿子和我爷爷他们才幸免一死。“斗争会”回来我妈妈吓得面色苍白全身发抖﹐自言自语又好似对我说﹕“吓死人聊﹐打死人了﹗”
在这之后﹐共产党天天折磨我爷爷和我妈妈﹐吊打他们﹐威胁我妈妈﹐要他们说出我家的财宝都埋在什么地方﹐否则他们扬言要打死我爷爷和羞辱我妈妈。其实﹐那时除了我家的上百亩土地和被八路军抢走的一车银元外﹐所剩的“财宝”也只是女人们的陪嫁和私房饰物吧。被逼无奈﹐我妈妈﹑奶奶和我（我家唯一的继承人）商量﹐为保住爷爷的命和妈妈不被他们羞辱﹐我妈妈被民兵压着到我家去挖“财宝”。我妈妈把她私自埋藏的金银饰物交了出去。此后﹐我家遭遇了一场空前未有的浩劫。满满的两间厢房的粮仓被抢的颗粒无存﹔我家屋里屋外被挖地三尺﹔我爸爸和爷爷一生收集和保存的古玩﹑古瓷﹑珍贵的书﹑画洗劫一空﹔具有文物保存价值的“令德寿母”匾额被抢去做了切菜板﹔我家的原本简陋的几间砖坯房子也被分了出去﹐只给留下正房两间。回家后无粮无柴﹐冬天共产党逼迫我们沿门乞讨要饭维生。眼看一家没有了指望﹐我年迈的爷爷奶奶跟我妈说﹕你带着两个孩子离开这里去找他爸爸吧﹗让他们在外边好好念书﹐长大成人。47年秋收的一天﹐说是去走亲戚﹐我妈妈带着我们兄妹俩离家出走。一个从未出过家门的裹小脚的农村妇女带着我们两个孩子（我12岁﹐我妹妹刚5岁）走庄稼地﹐躲过一道道荷枪实弹的民兵岗哨﹐跑了一天傍晚到了“敌占区”（国民军占领区）的县城。至此﹐我的家已是家破人散了。
我爷爷土改后的10年还是勤勤恳恳的种分给他的几亩地﹐他57年去世﹐那时我正在外念书。60年代我奶奶来城里时跟我讲﹕你爷爷到死都不明白﹐他们（指共产党）为什么抢夺他辛苦挣来的土地﹖他为了争回最后这口气﹐去世前的几个月他决定﹕自己不做饭﹐带病还挣扎着到各家乞讨要饭。他说﹕他们分了我的地﹐我倒要看一看他们怎样对待我﹗我要讨回个公道﹗（据说﹐大部分农户都是先做了好饭等他来讨。这是后话了。）
爷爷的故事只能写到这里了﹐我是含着眼泪写完这段故事的﹐但这故事并没有完。正是因为我爷爷是“地主”的家庭背景﹐在以后近60年中带给我爸爸﹑妈妈（故事2）﹑我们兄妹（故事3）的是恐怖和被不断迫害的血泪岁月。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中国共产党”说的千真万确﹕““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夺推广到社会﹐代替传统成为新的秩序。共产党大恶小恶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积。什么人都给点小恩小惠﹐为的是挑动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于是积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会杀人就行。“共产大同”实际成了对暴力豪夺的认同。”
故事2﹕一张未成文的表格给我爸爸带来无穷灾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爸爸从县师专进修回到家乡办起了“义校”。（那时农村没有学堂﹐只有个别的“私塾”）用自家的钱在农村大庙里盖起几间教室﹐免费招收周围各村的孩子上学。到我记事时﹐已是全县知名的一座学堂。可谓“嘉慧后生”﹐桃李满天下。他一生喜爱书法和古诗﹐在土改前家里收藏许多的珍本古书和他亲笔的手抄本。据说有些现在还收藏在县图书馆里(都盖有他的手章)。他参加过“新文化运动”﹐他在国民党中的学生尊敬他称他“校长”﹔他在共产党中的学生称他“开明绅士”﹐利用他当国共合作时期的“三三制”村长。但是﹐在家乡“土改”前﹐45年不得不被迫离家出走。从东北到北京﹐过着寄人篱下日不保夕的日子。47年我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在朋友的帮助下终于在北京和我爸爸团聚了。记得50年的一天﹐我爸爸给我看一封共产党干部的来信﹐大意是﹕解放了﹐请我爸爸参加革命工作。我说﹕还不快去参加工作﹗我爸爸说﹕替共产党干事﹐不定哪天来个运动就把你整死。那时他已经看穿了共产党虚假真面目﹐即使如此﹐我爸爸还是热心为街道服务﹐直到文化大革命前还是一个“街道积极分子”。我们住的私房两间﹐我爸爸在市场上做点小买卖﹐后来我母亲也在一家街道工厂工作。那时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虽然困难﹐但还是相安无事。
我母亲一生劳累﹑受恐吓晚年身体多病﹐又因为三年困难时期挨饿得了胃癌﹐62年终因无钱根治病逝。
66年城市四清我爸爸被派出所定为“漏划地主”送到北京天堂河劳改农场。通知我的理由是﹕解放前你父亲虽以教书为业﹐但因为他是教义学(也就是不收费)﹐吃的还是地主家的饭﹐用的是地主家钱﹐虽然是为穷人办学﹐那也是地主成分。我那时虽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基层”干部﹐但这套歪理也使我搞糊涂了。用自家的钱为别人办好事反到成了被迫害的理由﹐这是那家的理呀。(现在才明白只有共产党才有这种歪理邪说)。就这样﹐67-68年间我单位的造反派（后来是“革委会”的人）伙同街道的一些地痞经常去天堂河农场折磨我爸爸﹐批斗他﹐搜身﹑逼供。68年正当大兴县（天堂河劳改厂所在地）开始有组织的大屠杀之际﹐我爸爸所在农场一位好人﹐看我父亲一介书生又没做坏事﹐就给他开了一封“回乡职工”的介绍信告诉他快回老家﹐才保住了一条性命。从此﹐我们除了通过大队给他寄一些生活费以外﹐就完全同他失去了联系。76年唐山大地震﹐老家在顷刻之间被夷为平地﹐当时我爸爸从房屋的废墟下爬出来﹐又一次从死亡的边缘逃了出来。71岁的老人整年住在一个大柴?里﹐过着无依无靠的极其悲惨的生活。
12年后﹐78年我爸爸由村干部陪同﹐从老家找到北京﹐再找到我﹐历时半个多月。父子相见都彼此不能辨认了。更可气的是﹐78年为我父亲“平反”﹐查遍我爸爸的档案也没查到当年定为“漏划地主”的正式文件。后来在当地派出所所长那里翻出了一张表﹐此表既没写定“漏划地主”的理由﹐更没有任何一级政府的批示。只有那位派出所所长写了“拟定为地主成分”几个字（还没有她的签字）。可就是因为这一张表害得我爸爸几乎断送性命﹔妹妹被流放到新疆南疆边远地区﹔我被批﹑被斗﹑长期被关牛棚﹑受尽非人的折磨﹔我的妻子和不满三岁的孩子过着被人歧视﹑流离失所的日子。我爸爸的遭遇﹐只是五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所搞的阶级斗争和例次运动受害者之冰山一角。但足已见证共产邪灵对中国统治的残酷和没有人性。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中国共产党”社论说“1966年8月﹐红卫兵以“遣返”为名﹐把历次运动中划为地﹑富﹑反﹑坏﹑右的北京市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当时有三万三千六百九十五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有八万五千一百九十六人被驱逐出城遣返回原籍。此风很快在全国各个大都市蔓延﹐多达四十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连有地主成分的共产党司局级干部的父母也未能幸免。实质上﹐这种遣返行动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50多年的历史﹐给中华大地带来无穷的灾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无限的痛苦﹐真是罄竹难书啊﹗
故事3﹕我和妹妹是这个家庭的第三代﹐虽然成长在共党政权下﹐也不能幸免这个“地主”家庭带来的灾难。
棒打鸳鸯谁之过
我妹妹从53年上小学﹐以后一直到中学都是班干部好学生﹐65年考上医科大专班。在大学期间经人介绍和某研究所一位技术员谈恋爱﹐俩人情投意合。到67年两人准备登记结婚﹐正当两个年轻人憧憬在事业上共勉生活上协手共渡人生的美好时刻﹐无情的打击降临到这两个刚刚涉世不久的年轻人身上。小伙子接到“组织”上的通知﹐不批准这件婚事﹐理由是女方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根据派出所拟给爸爸定为“漏划地主”的一张表格)﹐两个人简直如坠深渊﹐抱头痛哭。妹妹经受不住打击﹐大病一场﹐整整七天水米未进﹐几乎失去生活下去的勇气。真是祸不单行。没几个月﹐正赶上毕业分配﹐又是因为这个“地主”出身﹐一个刚20几岁的姑娘被只身份配到新疆最南端一个县城卫生院。当时正值“文革”﹐爸爸被赶回老家﹐我被关在牛棚。妹妹举目无亲﹐在这种极度痛苦的情况下﹐怀着一肚子的怨和恨离开了北京。后来为了在那个维族聚居地生活下去﹐和一个好心的维族青年结婚至今。到此并不是故事的结局﹐让人痛心的是﹐妹妹把自己一生的不幸归结为自己的出身不好﹐把一肚子的怨恨记在可怜的“地主”爸爸身上。是谁种下的这仇恨的种子﹐使亲亲反目。是谁造的这一件件人间悲剧﹖而这样的悲剧又何止千万件﹗现在是该清醒的时候了。“九评”为我们揭示了造成这一切人间不幸的根源﹐就是那个中共邪灵。它统治中国五十多年﹐就是强行把这种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理论﹐通过一次次政治运动的整肃﹐强加给中国人﹐并让你在吃到苦头或尝到甜头中去认可它﹐从而变的麻木不仁。而这个邪灵也在一次次靠吸着中国人民的血养肥了自己﹐从而变的更加邪恶。
一封家书招来十年迫害
十年“文革”﹐被人们称为疯狂的年代。除了整“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就是整知识分子。单就我所在的一个不到三百人的研究所就有两位专家被迫害致死。一位老专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白天被批斗﹐被羞辱﹐晚上被关在一个楼梯拐角处。这位专家当晚就服了过量的安眠药自杀了。还有一位技术人员﹐只是因为他曾向国外一家俄文科技杂志投稿﹐被打成“里通外国”﹐白天被批斗﹐晚上就在自己住所上吊自杀了。
67年的一天一伙人打着革委会的名誉闯进我家,给我扣上“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修正主义黑苗子”等等莫须有的罪名。从此我被关进“牛棚”﹐打入“劳改队”修地沟﹑扫厕所。每天被批斗﹐辱骂﹑体罚﹑拳打脚踢。戴高帽子游街。到处贴满“打倒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打倒xxx,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大标语。一斗就是三年。根据什么呢﹖所谓“罪状”有三﹕一个是62年我母亲去世﹐葬她的墓地是北京郊区公墓一片沙荒地﹐因为是公墓所以每个坟头都有个墓碑﹐我父亲被定成“漏划地主”﹐那我母亲就成了“地主婆”﹐我们做子女的为她立了一个一尺半高的小石碑。所以就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为此﹐他们砸坏了我妈妈坟前的小石碑捣毁了墓地﹐到北京扩建﹐墓地搬迁连我母亲的尸骨都未能找到。其二﹐是我妹妹一直保留着母亲出嫁时两件古装绸衣﹐他们抄家时把它拿走﹐说是保留着“地主”家的东西﹐是准备反攻倒算﹐并用这些东西搞“xxx罪行展览”﹐让我单位和其他单位的人都来看展览。每次一个多小时﹐从开始到结束我必须跪着向前﹐人人辱骂﹑拳打脚踢﹐其身心受到的屈辱不堪回首。其三﹐他们去天堂河农场“提审”我爸爸时﹐从他那儿搜出66年派出所要我给他写的一封信﹐那里面有句话“—–民警小x要去你那儿拿钥匙﹐派出所要借用我们的住房办事﹐他们让您在这期间不要回来。—–”。他们硬说我向“地主分子”通风报信﹐逃避红卫兵的批斗是对抗“文化大革命”。开除了我的党籍。从此更加残酷的对我进行迫害。直到七六年所谓落实政策时﹐前两条理由因实在荒唐被否定﹐可就这封信所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无理纠缠说﹕不管怎么说﹐那封信上不让你爸爸回家﹐客观上就是逃避了红卫兵的斗争﹐就是严重政治错误。其实不让我爸爸回家的不是我﹐是派出所和单位保卫科﹐是他们让我写的信﹐当时我是在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那封信本身就是佐证。更让人心寒的是“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个别人直到最后还强词夺理说﹕你在信上把“地主分子”称呼爸爸﹐这也是界线不清﹐立场问题。这是一封家书﹐在家里他是我爸爸我是他儿子这是客观事实。再说派出所和保卫科也没说让我给“地主分子”写信﹐而是说﹕“给你爸爸写封信﹐——。”何罪之有﹗就为此整了我十年。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共产党就是专靠用流氓无赖的手段致人于死地的。
我也是受共产邪党毒害几十年的人﹐当时在我受迫害精神承受不住的时候﹐心里经常出现的念头还是“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以此来安慰自己﹐实际是麻醉自己。这个邪灵邪就邪在这里﹐恶也就恶在这里﹐真是吃人都不吐骨头﹐还得让被吃者心甘情愿﹐邪到家了。
我把我一家三代人的故事写出来,是想用这些事实让人们看清共产邪党的残忍﹑狠毒﹐反人类﹑反传统的恶党本性。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年代的的确确是鲜血淋漓﹐怨魂飘零﹐弃绝良知﹐颠倒黑白的时代﹗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中国共产党”讲得好﹕“如果说﹐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暴力无可避免﹐那么世界上从来没有像共产党这样的在和平时期仍然酷爱暴力的政权。
从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五千万到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的总和。”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又以江泽民发动的对“真善忍”的镇压最为邪恶。现今共党政权的崩溃指日可待。在其彻底灭亡之前﹐我们有必要全面反思和揭露这个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的最大邪教组织﹐让仍旧被共党政权欺骗的人们认清它十恶俱全的本质﹐从精神上肃清共产党的流毒﹐从心理上摆脱共产邪灵的控制﹐放弃对共产党的一切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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