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太石村罢官 谁是真赢家
【大纪元10月3日讯】尽管，番禺当局允许太石村村民在9月16号举行了“罢免委员会选举”，而且，选举的结果大大出乎官权的意料，官方“钦定”的七个候选人全部落选，而村民推荐的候选人全部当选，似乎预示着官方的失败和民间的胜利。但12号上午，官方突然出动上千警力强行抢劫了村财务室、抢走关键证据，继而是郭飞雄先生在14号神秘失踪，我就预感到番禺官方的阴谋和罢免活动的前景并不乐观。（请参见我的文章《记住那些镇压太石村村民的罪恶名字》，首发《民主中国》05－09－17）
果然，15号和16号，番禺区官方喉舌番禺电视台和《番禺日报》连续发表措辞强硬的指控：太石村一些人借罢免动议，非法聚集村民少部分村民为达到某种目的，煽动部分村民不按法律程序，“非法集结”，“无理取闹”，“围堵并占据村委会”，“封锁村财务室”，“多次围堵阻挠区镇工作组及村干部进行工作”；连续到村办公大楼静坐示威，拉横幅标语非法集会，要求罢免村主任，造成村部工作完全陷入瘫痪状态；不法份子的介入使事件愈演愈复杂，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所以，政府为了恢复日常工作，维护稳定大局，予以肃清。
接下来的演变完全由当局操控，一系列幕后阴谋和密集的舆论造势相结合，终于扼杀了太石村罢免行动。
9月18日，据悉，郭飞雄被广州市番禹鱼窝头派出所拘留。
9月19日，《番禺日报》发表《期盼太石在稳定中发展——来自鱼窝头镇太石村的声音》。
同一天，一名当选的罢免委员会委员失去联络，显然是受到压力，不想履行职责。
9月21日，《番禺日报》刊出《太石村财务专项审计报告昨天公布》称：审计结果证明账目清楚、没有问题。但村民对审计结果表示失望。
9月22日，《番禺日报》刊出《太石村村民听取财务专项审计报告》和《打开通向真相的大门——鱼窝头镇太石村“9．12”清场行动纪实》两篇报导，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四谈自觉依法行事，促进和谐稳定》。
同一天，由七人组成的太石村民选罢免委员会，有六人签署官方提供现成的辞职通知，空出的位置由官选现任村委委员顶替。镇政府随即要求村名签字取消罢免动议。
同一天，郭飞雄被证实拘押在番禺看守所。郭案为上级督办，罪名未详。
9月23日，在官方威胁和孤掌难鸣的情况下，太石村罢免委员会的最后一位民选成员冯建明辞职。与此同时，曾在罢免动议上签名的村民，估计已有超过六成的人签署“取消罢免声明”。
至此，原定10月７日召开的罢免大会，事实上已经胎死腹中。
尽管，太石村村民的民主维权活动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声援瞩目，但还是败在番禺官权的野蛮镇压和黑箱阴谋之下，那些涉嫌以权谋私的腐败官员们，也由此可以暂时躲过一劫。然而，赢得了现实胜利的番禺官权，未必就是大赢；而输掉了罢免的村民及其民间支持者，未必就是惨败。
从官权的角度讲，是以大的政治代价换取小的现实胜利，成本与收益完全不成比例。
1，番禺区官权依靠强大的专政机器和垄断资源所赢的，仅仅是现实性、暂时性的胜利，而输掉的却是民心所向和他们个人的为官道义。番禺区区委书记徐金海和区长骆蔚峰等当地官僚的名字，将作为“民众之敌”和“民主之敌”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番禺官权赢得胜利的代价之一，是广东省形象的严重受损。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一直扮演全国领头羊的角色，以经济发达和务实开明而著称。但在张德江出任广东省委书记之后，他严厉整肃堪称大陆传媒界的改革先锋的南方报业集团，以及连续出现特大矿难，已经使广东形象蒙上厚厚的阴影。现在，完全合法合理合情的村民罢免活动，再次惨遭番禺当局扼杀，广东的政治形象必然一落千丈。
3，番禺官权在小小的太石村赢得胜利，付出最大政治代价的却是胡温领衔的大中央。本来，农村的基层自治和民主选举，一向是中共对外展示其政治开明的“民主橱窗”，据路透社9月5日报导，温家宝在第八次中欧领导人峰会召开前的一个记者会上说：“中国将推进其民主政治发展，坚定不移地重新构建（民主），包括举行直接选举。”“如果中国人民能够管好一个村子，我相信几年内他们将能管好一个镇。这个制度将循序渐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的评论，也大都把农村选举作为中共推行渐进政治改革的标志，“卡特基金会”等有影响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也一直在帮助中国农村的基层民主试验。太石村村民通过合法罢官活动，充分展示他们民主素质，完全“能够管好一个村子”，但番禺官权却动用种种残暴而厚黑的手段，全力阻止村民们的自我管理，最终使村民们惨遭失败，引发出沸沸扬扬的国内外舆论。而高调提倡基层民主的循序渐进的中央政权，却对小小的番禺区政府的滥权不闻不问，如何让广大农民、各界人士和国际社会再相信中共的承诺？
中共总理誓言推进基层民主的余音未消，太石村的基层民主却在当地官权的镇压下失败，等于是地方小官扇了中央大员一记耳光。
从民间的角度讲，村民的失败赢得长远的道义声誉，也为民间维权的未来运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源。
1，尽管太石村的民主罢免失败了，但它向中国和世界展示了草根民众的政治觉醒，他们的维权超越了狭隘的经济利益，显示出争取民主权利的自觉；它也凸现了中国民间所蕴含巨大的民主饥渴，用烈火干柴来形容并不过分。而民间的政治觉醒和民主饥渴，正是推动草根民主的最大动力。
2，太石村事件的起因和失败，让人们看清了面包与自由的关系：与其满足于被恩赐的面包，不如自己争取到法定自由。自由的有无，不仅关系到面包的有无多少，也关系到面包分配的公平与否。没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官赐的面包随时可能被官权再次夺走，面包的分配也绝无任何公平可言。只有自发争取到自由权利，才足以保护民间的面包不被官权任意掠夺，也才能保证面包分配的基本公平。所以，底层民众只有首先争取到法定的自由权利，才能理直气壮地抵抗官权的榨取和保障自身的权益，也才有希望获得分配上的社会公正。
3，失败的太石村维权，并不影响农民们极为珍贵的民主素质的展示，他们的合法而理性的非暴力维权，既让中国农民赢得了社会各界和国际舆论的尊重，也戳破“素质低下论”和“民主不合国情论”的捏造，增强了中国民间对基层民主的信心。太石村事件充分证明，中国民主进程的步履蹒跚，绝非民众素质低下所致,而是中共官权的压制所致。与高素质的太石村村民比起来，那些高唱“素质论”和“国情论”的御用精英们，如同井底之蛙，他们的双眼被傲慢、偏见和恐惧所蒙蔽，他们的良心和智慧被既得利益的血盆大口所吞噬，用捏造的理论来帮助官方阻止民主进程。
3，借助于互联网平台，即便是底层农村的维权活动，也能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动员，不仅是舆论动员，也是准组织化介入。特别是法律人士、大学教授和人大代表等各界人士的在场协助，使民间精英与草根底层相结合的维权模式得到又一次经验积累；国内知识份子和网民们的舆论声援，带动了国内开明媒体的关注，也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引发出民间舆论对基层民主的新一轮热情。
4，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何况是人世间最珍贵的自由！在民主国家，公民自由尚需捍卫，何况在独裁制度下争取自由和民主，就更要付出超常的代价。反抗独裁和争取自由的过程，必然是一个民间代价不断累积的过程。在当下中国，大多数民间维权的暂时失败是必然的，但每一次失败都是经验和代价的积累，每一次积累，既可以让民间从失败中学习一点、成熟一分，也都会让官权付出一定的统治成本和道义损失。日益扩展的民间维权不断加大着官权的统治成本，当某一领域的维权使官权的统治成本高到某一临界点，局部的制度改革就将发生。而民间压力导致局部制度更新的渐进改良，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突出特征之一。太石村事件作为备受瞩目的公共事件，不仅作为当下中国基层民主进程的醒目标志，也必将作为一次民间代价的累积而铭刻在中国草根民主的历史进程之中。
为此，我必须再次向失败的村民和身陷囹圄的人士表达敬意，也向徐金海和骆蔚峰发出诅咒和蔑视！
番禺官权取得了现实的“胜利”，但也让地方恶吏们付出臭名远扬的道义代价，更让广东省政权和中央政权付出了形象受损的政治代价；太石村村民吞下“失败”的苦果，但他们却赢得了普遍的道义尊重，让心向自由的社会各界对草根民众的民主素质抱有信心。
在此意义上，官权的“胜利”是可耻的失败，而村民的“失败”是荣耀的凯旋！
2005年9月25日于北京家中（《人与人权》2005年10月号）(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