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敏：菠萝娃的辛酸
【大纪元4月15日讯】4月的成都，难得遇见一个蓝天清澈、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我欣然迈步走出朝夕相处、压抑窒息的钢筋混泥土城堡，漫无目标随遇而行地游荡在城乡相交的地段。
越是远离市区的热闹地段，建筑物所形成的地域性贫穷落后和现代华丽环境的差异就愈益明显，仿彿就像趋近贫民窟、朝向地狱移动。在这儿除了可以看见一种纯朴的快活和田园的郁郁葱葱，其他什么都不值得一提了。我叹息﹐这居然也是人、也是城市人的生态。我们反感肮脏的苍蝇般生活，可谁又会为了改善人们的环境而呼吁和做些什么呢？
离开都市里的村庄，来到形形色色的农贸集散地，我又看到了前来城市谋生者的百样生态。
一个动作娴熟、满脸稚气的小男孩（以后就称菠萝娃）进入我的眼界。一架三轮车、一把特工刀、一个透明盐水瓶──就这“三个一”的资产，让这个小家伙得以负担起改善生存的负荷。一个个青皮泛黄的原生菠萝果，经过他4、5分钟的加工，立时变成了黄澄澄的菠萝蜜。每削好一个，他就扯起童腔十足的嗓门高声叫卖：“一块一元，又甜又脆！”
我以动作麻利等赞誉性的口吻与他打开了话匣子。我问他做多久了。他回答道：“时间不多，刚刚开始！”
我夸奖他很聪明。他轻松愉快地回答说：“这个才不难，很容易就可
以学会！”
我问他几岁了。他迟疑地看着我，好像很不情愿回答这个问题。“13……岁多，咋啦？！”他有些不友好地的看着我，也许正在担心我是不是城市纠察执法成员。
我说：“看你相，你没这么大吧！就是有，你也应该还在学校读书嘛！”没想到我这么一说，他的脸色和表情霎时就晦涩下来，而且开始阴沈不语了。
旁边一个明显长于他10岁左右的汉子﹐接过我们的问话，显得有些得意和骄傲地解释道：“在我们遂宁农村，现在很少有人愿意读书了。学费和学杂费高不说，读出来还是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所以他就跟我一起出来了！”
我随意关心地追问道：“真的是很普遍吗？”他默默无语地低着头轻轻地点了点，只是一味忙着自己手中的活路，但动作迟缓显得漫不经心了。
“你是读不下去了、还是真的费用太高交不起学费才停学的？”他诚实地小声回答说：“都有！”
我问他每天的收入。他似乎很乐意、而且颇有成就感地迅速回答道：“每天都不一定，高的时候有3、40元，低的时候也有1、20元呢！”
“那每一天可以净落多少的钱呢？”他有些羞涩、也有些神秘地说：“够养活我自己，省吃俭用还有存余。我们的要求和条件也不高，差不多就很高兴了”
这种出售菠萝的季节性“街头经济”（成都俗语，意指无合法经营资质又占公场的临时经营个体），一方面被政府所排挤，另一方面也非长远性职业，因此，我提醒似地直问道：“你不可能削一辈子的菠萝吧？你也不可能不结婚、不要小孩吧？你这样的简单劳动只能赚点钱养活你自己、并抚养你的小孩。难道你还准备让你的孩子也从事这样的工作吗？”
这话还没有问完，菠萝娃的眼眶里就充满了委屈的眼泪，泛红的鼻尖也冒出点点的汗珠。他什么也不愿多说，什么也不给我再讲。此时，他那痴呆的目光、迷茫的眼神、以及涨红的稚嫩脸孔，就已经诉说了他的全部心境。我感觉自己是在受伤的心灵前面，又充当了幸灾乐祸的匆匆过客。我既然也无力解决他的问题，实在不应该质问并责怪这个年幼纯真而且天真烂漫的削菠萝少年。
我必需走了，也应该走了，而且也只能这样悄悄地离开，因为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他，即使仅仅在意见上面给他帮忙也办不到。
原本踏青的好心情就如此这般地以一场难以名状的恸哭作为结束了。我埋怨，我愤恨，我无语，我当然也无能！（2005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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