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49 在中国东北到底发生了些什么(8)
【大纪元6月23日讯】
“匪军”？“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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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十二时半“新报”派吉普车来接，驾驶兵并且拿到了当晚的“口令”。（口令系戒严时，卫兵向通行人员所要求之答话，该项答话，如“剿匪”，“南京”、“胜利”等，由警备总部临时规定。）
我到编辑部后，总编辑汪河清便和我商量，明日“新报”的标题，是否仍使用“匪军”字样，因为有几家报纸的总编辑和他通过电话说：情况很糟，是不是把“匪军”改为“共军”。我当时立即向河清建议：我们是二○七师所办的报纸，明天在报上即使我们管共党叫祖宗，在城破之时，他该捉我们，仍然要捉，如果我们不惧不惑，共匪反而可能看我们有几分骨气。于是河清下定决心：自己做了一版的头条标题，“我军与匪军在东陵一带有激战。”这是我过去半生中，自己感到很欣慰的一件事。
午夜一时，沈阳“中央日报”采访主任袁笑星打电话给我，他说情况已经好转，夜里将有两个师空运沈阳，我为了要证实那个说法，打了几个电话到几位要人的公馆，有的根本没人接听，有的是传令兵来接电话说：主人今晚不在家住。
十月三十日，是我过去这多年来，生命更上，烙印最深的一章，因为那一天，我曾跑了四次飞机场，准备逃命，而四次都没有成功。
十月三十日上午八点多钟，我和“申报”特派员韩清涛先生，一道到剿匪总部政务委员会去，看见各处室的大小官员，都在耳语，秩序非常混乱，气氛完全不对。于是我和清涛，便急忙返回办事处，收拾行囊，直奔沈阳城南的浑河机场，守机场的警备总部警卫团，正在布防，跑道上停着四架运输机，马达开动着，机旁边有一百来个人在蠕动。下午两点钟空军第一军区司令吴礼将军，驾车抵达机场。当时在东北很有地位的名女人朱纶，和剿匪总部副总司令陈铁夫人，立即包围了吴礼，朱纶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她在沈阳的上流社会中，锋头很健，那一天她却显出了女人的弱点，她拉住吴礼将军说：“你要救救我呀！”接着她又补充说：“无论如何，也要把郑洞国的孩子带回去。”吴礼的回答很简单，“情况已经好转，不要焦急”。朱纶说：“但是你们都要走了”，……
不久那四架飞机，都空着起飞，没有一个人登上飞机，朱纶和陈副总司令夫人，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看着天上的飞机跺脚。
金条落了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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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韩清涛的车子，紧紧的跟住吴礼的车子，他的车子折回城区后，转向东塔机场。三点多，东塔机场也挤满了一批人，比方才的浑河机场的人数少，但情况也很乱，大家似乎谁也顾不了谁，但卫立煌，赵家骧、高惜水、王铁汉、董文琦、王家桢和吴礼，都挤上了飞机，嫩江省主席彭济群，爬到机门，却被人挤了下来，在秩序混乱中，只见到飞机的旁边，落了一地黄金的金条，但没有人去捡它。
这时我和韩清涛，也在向前挤，勿宁说是向前冲。一个卫兵举着冲锋枪，向着混乱的人群说，你们再冲，我就开枪了！于是载着卫立煌的飞机起飞了！
我呆呆的望着丢在地上的金条，望着混乱的人群。看看守卫机场的卫兵，一脸愤怒之色。………
韩清涛和我再折返城区时，士兵正在布置拒马，情形比第一次出城时紧张多了！于是清涛和我商量，我们再跑一次浑河机场，碰碰运气，我们再度进入浑河机场时，朱纶她们仍旧等在那里，但机场里，没有飞机，于是我们第四次再跑东塔机场，这时卫兵们已经架了机枪，制止我们前进。于是我们无精打采的向后转。跑来跑去，最后回到城里时，已是黄昏时分，城内开始戒严了！
一切都是身外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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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四次赴机场抢搭飞机的逃亡过程中，第一次携带的东西最多，第二次在东塔机场看见满地金条后，把行囊里的东西，在回程中，丢了一半，那时候才了解到，除了逃命最重要外一切都是身外之物。第三次再到浑河机场时，东西又丢了一半，等第四次再赴东塔机场时，一切的东西，都丢掉了，仅带了一本贴报簿，里面贴的全是我在东北工作的那段期间，所写的文章。
当时一再抛弃东西的原因，第一是怕东西太多，卫兵不准搭机逃命，第二是在抢搭或在人丛中挤时，没有东西，比较轻便灵活。
当我和清涛，抢搭飞机没有成功时，回到城区后，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被注定，大概是没有逃走的希望了！于是我们一道赴电报局拍发电报，因为拍发电报，是由收报人付费，所以我们发起电报来，可以不带钱，那一天我发出的电报是：“卫立煌总司令，偕其司令部高级人员，今日下午离此飞往一未经宣布之地区，沈阳未来之命运，似已注定……”晚间再收到胡政之先生来电勉励，“沈阳失守后，请即化装逃出，社中同仁对吾弟工作精神，至表敬佩。”
三十日夜，我没有到“新报”上班，和清涛在办事处计划，如何逃难，当时清涛有个侄儿就在旁边听，在十一月一日下午，当共匪的军队进城时，清涛的这个侄儿，表明了他的身份，他说：他叔父和笔者，平常都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剥削阶级，他已经监视我们很久了，原来清涛的侄儿，竟是一个小匪谍，他是以“申报”的送报生来掩护他的身份。
那一晚“中央日报”的袁笑星，又接电话给我，他的嗓子已经沙哑，他抖颤的说：“一切都完了，没想到政府的首长，如此怕死，也许明天早上，一觉醒来，这城市已经换了主人，现在真是欲哭无泪”。
我接完电话，跑到院里去看天，天空没有云，星光灿烂。侧耳听。远处有隐约的枪炮声。那真是最长最长的一夜。我的心情，像是我读初中二年级那年，母亲逝世时，一样的沉重、凄凉，并且绝望。人在对一切都绝望时，有时反会有一张“白纸式”的一段时间的宁静。一种空虚感。感到心灵的深处，一阵凉森森的，什么都没有了！
十月卅一日晨，“中央日报”、“新报”、“东北民报”，都照常出版，其中“东北民报”，已经把“匪军”改为“共军”，称“国军”为“国民党军”。我推开房门，先看看街头的情形，一切岗兵如故，山河依旧，只是街头已无多少行人。
属于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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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铃声响了，来电话的仍是“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袁笑星，他说：“属于我们的时间，大概不多了，准备逃命吧”！然后他讲他三十日下午的情形，比我和韩清涛抢飞机更惨，因为三十日下午他和几位同业，仍到剿匪总部去采访，当时总部里，只有几个兵在里面找东西，他们还以为剿匪总部在应变，迁到别的地方去了。后来一位电台上的勤务兵说：“你们还在这里做什么，卫立煌这时候，已飞到北平了！”因为卫走时曾令台长发一电报到北平，但是台长在卫走后，气得马上拆了电台。
袁笑星在那样的紧张关头，仍然有闲情和笔者“闲话”，我以为他是为了排遣时间，但 后来我们逃到北平后他解释说：当时，他的感觉只像似人在水中，在要溺毙的一刻前，抓到一支草似的……
三十一日中午，市民们纷纷搬家。三轮车被人抢雇一空，洋面、皮箱、军毯，都纷纷由车站拖向旧城。下午突然地方性的“和谈”空气，传了出来，匪方派出代表为谁，无法获悉；地方及政府方面出面的人，则是商会会长卢乃赓，国防部第二区军法执行部主任赵毅中将，剿匪总部总参议苏炳文中将，还有地方闻人王化一和另外驻沈阳的部队，各推将级代表人员一名，这个和谈的酝酿，是起因于卫立煌逃走以后的三十日当晚，地点是赵毅的公馆，据说卫立煌逃走时，未通知赵毅，赵激愤异常。当时曾指挥过宪兵，到卫立煌住的第二招待所和机场去扣留卫立煌，赵并公开表示：捉回卫立煌后，“死守沈阳”。
但卫立煌给中央的报告则说：三十日清晨七时，沈阳东面匪军，已经进抵金家屯和沈海车站，沈阳北面的匪军，已经窜过大坝，西北则到了离皇姑屯约七里的地方，他在十时要召见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到处找不到人，接着有情报说：有很多人通匪，卫立煌就更慌张。因而他向正驻节北平的蒋总统报告说：沈阳的五十三军已经哗变，并拟扣留中央人员，情形非常严重，中央相信了卫立煌的话，电覆卫立煌，准他于下午一时半，携高级官员撤离沈阳。
与虎谋皮的“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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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立煌在抵达北平后，怕中央处罚，当然强调五十三军哗变之说，而事实上，五十三军一个师的投降。是在卫立煌逃走的两天之后，也就是十一月一日的下午。这段历史是笔者亲眼看到的。十月卅一日中午，商会会长卢乃赓，正式与匪方人员在沈阳郊外接触。那种接触，当然是变相的投降，然而那时沈阳周边的国军部队，仍然与共匪有着战斗。共匪向商会会长卢乃赓提出的要求是：市内弹药仓库，不得破坏，卢乃赓的条件则是保障各级人员的安全，遣送南方籍的官兵回乡，共匪部队和平进驻市区，免致人民涂炭。到了卅一日晚间，协商的条件，原则上成立，然而有问题的到是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他仍主张“死守沈阳”，他并对主张“谈和”的人们表示：他只有战死和被俘两条路，除此以外，没有什么选择。那个消息传出以后，主张和谈的人，责骂周福成不识时务。就在这时候，周福成的一三○师正式向共匪投降，周福成也被迫下台了！
十一月卅一日的中午，“和谈”没有得到结论，共匪的代表，见一三○师已经投降，乃托辞向哈尔滨总部请示，就在他们的“请示”还没有结果时，共匪的李红光支队，已经从铁西区突入市区，那是十一月一日的下午一时。从那个时候起，东北地区，除了十三军驻防的承德以外，全部变色。东北人民又被关进铁幕之中。在共匪李红光支队，进入沈阳以前的两小时，向共匪投降约五十三军一三○师，开始在市区站岗放哨，他们的记号是在左臂上绑了一个红布条子。
一日下午一时，笔者和韩清涛同赴电信局发电报，我发给上海“大公报”的电文是：“沈阳现正逐渐沉入红潮中，记者发此电时，着草绿色军服的共匪部队，正自铁西地区入城，此间今日天气晴朗，山河仍旧，惟人事已非……”韩清涛发给申报的电报，大意也是如此，没想到我们真的坚持到最后的一分钟。
夕阳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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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正在发电报时，北平的电信局用长途电话告诉沈阳的电信局说：他们就要切断和沈阳的联络，要说“再见”了！沈阳电信局的人则说：现在有上海“大公报”和“申报”的两位记者，正在发新闻电报，等最后一则新闻电报发完时，就请切断线路。
沈阳变色了，它在三小时内完全改变了，我和韩清涛返回办事处，在小院落中，看着将落的夕阳，相对无言，默默流泪，因为我们已失去一切，我们空虚得一无所有。对于未来是死是活，也全然不知。
这时申报的送报生韩清涛的那个侄儿，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他训他的叔父和我，平日养尊处优，骑在人民头上，是不折不扣的国民党的“文特”，现在这所大楼，由他接管，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人民的，包括私人的衣物，也是属于人民的，不得移动。韩清涛和我没有和他争辩，我们离开办事处，真的什么东西也没拿，他大概以为我们已无路可走，绝对逃不出共匪的魔掌，所以也没有跟踪我们。于是我和清涛决定，分别躲到朋友家中，并且互相留了地址，俟机逃亡。
看到朋友，不敢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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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一日，沈阳已经很冷，我身上穿了一件皮大衣，仓惶跑到我前文中提过的一位卢姓同学家中，因为他们家住的是东关的贫民区，预料共匪在一两天内，不会搜查。
我一进卢家的屋子，卢伯母便要我脱掉皮大衣，换上短袄，我问他老人家，敢不敢收留我，她说：“为什么不敢，你就是俺的儿子。”一日的晚间，我就躲在卢家，睡在火坑上，但怎么也睡不着。
夜里国军的飞机，来轰炸铁西区的弹药库，爆炸的声音很大，大约每隔四五分钟，就有一次巨响，我们住在东关，距铁西区很远，所以不怕有被炸的危险。
十一月二日，卢伯母要他家的大儿子，到外面听听消息，我也把我的皮大衣和平日存放在卢家的一些衣物，拿到露天市场上去卖，以便换些钱，做为逃难之用。
在露天市场中，我一眼就看见了沈阳市政府教育局的主任秘书刘胜超，他打扮成一个乡下人模样，也在那里卖东西，我们见面了，但谁都不敢和谁打招呼，怕对于对方不利。然后互相背转身，悄悄擦眼泪，因为天气冷，擦擦眼睛，不致引起别人的怀疑。
晚间在卢家听收音机，知道“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袁笑星和笔者，都被共匪列为第五级的地方性“文化战犯”。卢家大哥回来也说：“新报”中有些人是匪谍，其中有两个人，是经我考试进入“新报”的，其中一个是匪城市工作部的，一个是匪教育委员会的。那两个人的名字，现在已经忘记，那是总编辑汪河清和我共同主持考试，招考进来约六名记者之一。城陷后那两个匪谍，到处找我，所谓“文化战犯”也者，也是他们弄的。不过那两个匪谍，平日的表现很好，也没有“不满现实”的倾向。据说：他们对报社中人的言行，都有记录。接收“新报”财产的也是那两个人。
“四野”人马统治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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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城陷后，我感到真是如同“丧家之犬”，当时也体会到政治可以改变一切，一切都是在政治支配之下。但偶尔也发呆想，国军或者会反攻回来，否则又何必轰炸弹药库，并且炸死那么多人？
在卢家，一闭上眼睛，那幕大批国军，像被赶绵羊似的，赶到剿总军法处去的惨象，就在脑中出现。那真是一切都完了！一切都结束了！
十一月二日驻守浑河一带的青年军二○七师官兵，誓死不肯投降，他们从市郊西南，继续向城内猛攻，枪炮声整整打了一昼一夜，那是孤军奋战。据说二○七师是由一位旅长率领，可惜的是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后来听说。他们退到长白山中，然而共匪则宣传“顽固的二○七师，已悉被消灭”。
十一月四日，共匪接收了沈阳的“中央日报”，改出“沈阳时报”，那是他们入城后第四天的事。那一天街上已有了稀稀落落的行人，但所有的人，都把西装脱掉，换上了破棉袄，街上走的，尽是穷人，沈阳立即变成了“穷人的城市”。
国军的伤兵，没有人收容，没有人理会，扶着拐杖，走在街上，向行人伸出乞怜的手，但却没有人敢对这群“失去了父亲的孩子”，发点慈悲心，于是共匪教他们抢大户，抢商家仓库，然后共匪的“沈阳时报”趁机发出警告，要市民注意防范他们――指国军伤兵――的“奸淫掠夺”。接着共匪宣布与人民“约法八章”和“城市政策”，在墙上写煽动性的标语。“解放”变成了时髦的名词，金圆券被一纸布告，害得失了灵验，“八路票”成了市场上的宠儿。
共匪在沈阳成立的第一个机关，是“军事管制委员会”，这一机构是共匪的最高军政机构，另外还有一个卫戍司令部，军管会由陈云为“主委”，王首道、张学思副之，卫戍司令则由伍修权担任，伪辽宁省主席是张学思，伪沈阳市长是朱其文。而张学思和朱其文，都是后来，才从哈尔滨赶到。突然接收沈阳那样大的城市，在当时的共匪而言，确也是手忙脚乱。
上面提到的这些名字，在当时都是林彪手下，第四野战军的当权派，谁会想到，这些人在二十四年以后，和他们的主子林彪一样，全被整肃。那也就是干共产党的下场。是必然的下场。因为共党在斗争之中，当“政治生命”结束时，“人身的生命”，也同时结束。这也就是真正读通了书的知识份子，必然不做共产党的原因。
沈阳城自一日下午沦陷，到四日下午的三天中，最刺眼的是他们到处挂红布条，满街都是红布，形成了“红色的恐怖”，直到现在，这多年来，我一看到一片红色，就有着恐怖的感觉。
在沈阳陷匪的三天中，我托卢家大哥，不断的和韩清涛联络，约定逃亡的日期，并作逃亡的准备。我则像小老鼠似的，躲在卢家，不敢出门。卢伯母给我弄了件破棉袍，棉袍子的面有好几处露出旧棉花，我自己则用黄粘糕涂牙齿，也不再刷牙。不再洗脸。让自己变成一脸风尘之色，卢伯母又把过去我送给他们的面粉，拿到露天市场去卖，大约凑足了二十几个银元，有几枚缝在破棉袍中，有几枚放在破皮鞋的后跟里，有几枚则带在身边。
烈士的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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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下午我骑了卢家大哥的脚踏车，绕市区一周，看看沈阳市的情形，同时也看看我自己像不像一个商人，一个小商人。因为我和韩清涛约定五日一早就上路，向关内逃亡。
在火车站前，看见了许多伤兵在讨饭，在最热闹的一条街道太原街上，我看到了盖着草席的一具尸体，尸体旁边写着一片粉笔字，大意是说：他是军校十七期毕业生，祖籍湖南，姓王，这次战败，他没有看见一个高级将领殉职，他相信杜聿明一直在东北，局面不会搞得如此糟，陈诚在沈阳，也不会弃城逃走，所以现在他要自杀，给沈阳市民看，给共产党看，国军中仍有忠烈之士。好多人悄悄的看过地上的遗书，再悄悄的走过去。
那是一个离乱时代的悲惨而动人的故事。那里面蕴藏着国魂和军魂。那一晚我自己找到了韩清涛，他躲在黑暗的一间小屋子中，他问我明天能不能走得成，我说：再不能停留下去了，听说共匪入城一周以后，要进行一次大搜查。
然后我再告诉清涛，我在太原街看见地上遗书的故事。清涛开始流泪，我则说：我到底在沈阳城中，国军身上，找到了，找到了我们失去已久的“国魂”和“军魂”。只要有了它，我们一定会再度回来的。
清涛也告诉我，他的那个做匪谍的侄儿，到处在找他，要向共匪邀功，所以他真是十分焦虑，而且度日如年。那时清涛的夫人子女，已在北平，他所担心的是怕走路不行。因为我们的预定是从沈阳徒步走到山海关。而且决定无论在路上，遇到什么事情，无论共匪如何留难，一定要坚持我们是一个商人，清涛的身份是“货郎”，他必须知道，针线、扣子、化装品，包括香皂，毛巾的价钱，我自己的身份则是在车站旁边买杂粮的行商。我要知道，高梁米、玉米粉，小米面的价钱。以便在路上应付共匪的盘查。
我过去自长春撤退时，领了一个准备避难的身份证，职业栏内，填的是商，这次可以派上用场，韩清涛在沈阳紧急时，也弄了一张身份证，职业栏内也是商。我们相信，大约可以冲出囚笼。
逃离那座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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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晚我回到卢家，卢伯母给我包了三十个酸菜馅水饺，里面没有多少肉，他们全家则吃粗粮做的煎饼和稀饭，卢家嫂子，则用旧毛线替我织了一件毛衣，留着在路上穿。
卢伯母家，一直过的是苦日子，但是他们不欢迎共产党来，因为山东老家的来人，在过去已经把共匪的清算斗争和不人道的作法，包括带纸帽子，打锣，游街的故事，告诉了这些下关东的乡亲。所以卢伯母那晚上，特别嘱咐我路上要小心，像我这样念过大学的人，共匪是不会放过的，而一旦被他们抓去，一定凶多吉少。
那一晚，我仍然翻来覆去的睡不着，铁西地区，仍有飞机声和爆炸声，同时我怕共匪在半夜进门搜查，连累了卢家，我极其希望，在这最后一晚中，不要出事。
我看到纸窗一点一点的发白，在黎明时分，我走到室外去看天。天上剩了一颗大毛星。那一晚我想了很多事，我想我如果不做记者，不写骂共匪的文章，今晚的心情也许会宁静些。现在和共匪已经结下了深仇大恨，能逃掉算捡一条命，逃不掉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在天将亮时，卢家大嫂起来烧饭，我实在希望能再睡一会儿，但是睡不着，我也想到这一次走出，不知那年那月，才能够回去。也不知道，路上会不会被共匪看出破绽。
五日清晨，是沈阳沦陷的第四天，我终于离开那座古城，在大南门外的两百米的地方，我和韩清涛会合，开始我们以后十五天的逃亡行程。
静静的松花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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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三年，时间过得仿佛很长，沈阳的落幕，又是那末仓促，从东塔机场抢登飞机未成，到躲进卢家，作逃亡的准备，那几天的日子，显得更长。东北从接收，到落幕，连头带尾，一共四年，真正的时间，仅有三整年，东北的三年，变幻太大，东北之失，失得过惨。
东北在惨痛的情形下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接收，接收过后，又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沦陷，而最后一个据点沈阳，也那样的轻轻的被葬送了！
东北三年，在后代史家写来，也许用四五行小字，便可结束，然而在一个身历目睹，在战火边缘上工作了整整三年的新闻记者，执笔为文时，却有着无限辛酸与沉痛。
我深深的记得。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冬，我飞抵长春时的心情，虽然那时长春插的也是一片红旗，是在苏俄军队占领下，但心情是苍凉悲壮的，民国三十七年冬（一九四八年）我逃离沈阳时，城内也是一片红旗，却是在林彪军队占领下，而心情则是恐惧而衰微的。
三年虽然仅有一千多个日子，从大摇大摆的出关接收，到化装逃出塞外，飞去爬回，恍如一场噩梦。
民国三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在沈阳失守一周年那天，我为“新闻天地”周刊为了一篇：“哀东北”的文章。那篇文章的开头是“一九四八年秋，十月十五日，锦州城陷，范汉杰将军被俘，是年十月二十日，郑洞国被迫投降，长春易手，十月卅日，卫立煌弃城飞逃，沈阳不守。仅仅半月时间，东北连陷三城，逾两月，林彪驱兵入关，平津又告急……回头看，一九四五年秋，十一月十六日，杜聿明率军攻克山海关，翌年春，大军过锦州，进驻沈阳。五月廿三日占领长春。数日后，驻马松花江畔。”
下午三时左右，共匪的后续部队，陆继进城，国军所使用的吉普车，马上换了红旗，车上的驾驶兵仍是旧人，但坐在车上的人却换了主人，大批大批徒手的国军，像一群绵羊似的，被赶入车站前剿匪总部军法处大厦内集中。
那是一个多雄壮的局面，又是一个多悲惨的局面。屈指算，一九四五年东北光复时出生的孩子，今年已经二十七岁了。能逃出匪区的，只是少数，大部分东北青年，却看不见祖国的旗帜。松花江的水，静静的流，长白山的雪，终年不溶，那里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那里有几千年用不完的煤矿和铁矿，还有三千多万朴质而善良的黄帝子孙。翘首北望，又岂仅呜咽而已！(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