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3日讯】〔自由时报记者王寓中╱台北报导〕“中国国民党之玺”和“中华民国之玺”为什么几乎完全一样？国民党党史馆昨天遍查资料终于找到答案，原来党玺和国玺都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文官处印铸局设计、制造的，因此除了玺钮的样式、重量及启用时间有差别外，两颗玉玺可称为“孪生玺”。
“中国国民党之玺”的产生，要拜国玺之赐，因为是先有国玺，才有党玺。
民国十七年北伐完成，全国统一，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成为执政第一大党，十月十日国民政府正式运作，蒋中正就任国民政府主席，文官处印铸局负责掌理政府各机关印信铸刻及徽章制作。
同年十一月，印铸局长周仲良在国民政府国务会议专案报告政府各机关印信的印制业务，周仲良在报告时表示，印铸局铸印厂已经成立，将先铸印国民政府、五院以及各部会印信，其中国民政府的印信采银质，五院及各部会则是铜质，由蒋中正亲自主持的国务会议通过印铸局所提方案，另外决议还要铸印一颗玉玺，这颗玉玺就叫“中华民国之玺”，这就是国玺的由来。
印铸局经过半年的筹划，决定请在印铸局工作的王褆负责国玺篆文的篆刻，王褆在北洋政府时期就在印铸局担任技正，同时也是著名的金石家，和当时极负盛名的金石名家吴昌硕在杭州创立“西冷印社”。民国十八年六月，周仲良将筹备情形向国务会议报告，会中决议国玺的篆文要采阳篆，字体则是用汉篆体。
但国玺制作最重要的“玉”仍未找到最适当的石材，后来是文官处长亲自到广州带回“两颗”翠玉石，国玺的制作才正式展开，一颗翠玉石制作国玺，另一颗做何用途？国务会议后来决议，将另一颗玉石送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制作国民党的党玺。
民国十八年七月，国民党中常会听取秘书处报告，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将“中国国民党之玺”的设计图送达党中央，原设计图有四份，中常会决议采第一个设计案，但对设计图略做修正，原设计图的玺钮顶面是青天白日的“党旗”，中常会修正为青天白日的“党徽”，决定图样后，“中国国民党之玺”也交给印铸局制作，也因为修正设计图，所以“中华民国之玺”在十八年十月十日启用，“中国国民党之玺”则晚了一个多月，到十一月二十日启用。
至于国玺和党玺到底是不是同时带来台湾，国民党党史馆前天翻阅前故宫院长秦孝仪在“郑彦棻八十年”一书中的文章，秦孝仪文中写及：“中央两颗玉玺”，都是郑彦棻交给他从海口带来台北的，党史馆研判两颗玉玺应该就是“中华民国之玺”和“中国国民党之玺”，秦孝仪昨天特地到党史馆看了图样，结果确定他带的不是这两颗，而是总统府另一颗国玺“荣典之玺”。
有关“荣典之玺”的制作过程，党史馆还没有找到确切的历史文件，但根据前新疆立委广禄在中外杂志第九卷第三期发表“国玺的由来”一文，“荣典之玺”的玉石是他亲自从新疆带到南京交给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
广禄是在民国十九年代表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专程从新疆赴京献玉，广禄献的是一块重达三十六斤半的羊脂玉，当广禄从新疆抵达天津时，大公报闻讯还派了摄影独家拍摄玉石的照片，并且刊登在隔天的国内新闻版，形容这块玉石“只应天上有”。民国二十年元旦早上八时，广禄赴南京国民政府亲自将玉石献给蒋中正，国民政府在得到新疆呈送的玉石后，随后也答应了金树仁的请求，发表金树仁为新疆省主席兼边防督办，当时国民政府为划一军事名称，取消所有督办，唯独允许新疆有边防督办，也是拜“国玺”之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