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田教授：中国民主转型的前提

【大纪元10月11日讯】10月8日(星期日)下午2点至5点半，由中国和平民主联盟、未来中国论坛、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等多个团体共同举办的题为“未来中国民主转型”大型研讨会于纽约法拉盛华侨文教中心举行。严家其、伍凡、李天笑、谢田、唐柏桥、徐水良、王思汉等嘉宾应邀出席演讲，以下是宾州费城爵硕(Drexel)大学商学院谢田教授在研讨会上的发言。

　　

主席先生，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感谢唐柏桥先生和中国和平民主联盟主办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讨会。五年前，如果举办这样一个研讨会，很多人会觉得空谈、务虚的成分居多；今天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连共产党内部、他们自己的人，恐怕都会觉得这是箭在弦上、非常必要的了。

　　

柏桥兄提出了三个很有意义的命题，亦即“未来中国如何实现民主转型，民主化过程会遇到哪些挑战，以及民主中国应选择怎样的政体”。我对“中国未来的政体”有另外的想法，这里暂且不提。谨就“实现转型、民主化过程会遇到的问题和挑战”谈谈自己的看法，与各位商榷。

　　

民主转型之中，可以想见，中国人民将立刻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得以恢复了言论、信仰、出版、私有产权、迁徙自由的人们，在眼花缭乱的选择面前，会马上面临新的问题。

　　

苏联、东欧共产党垮台之后，专制集权和计划经济被抛弃，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都在探讨什么是当今社会最理想的、人们可以最普遍接受的社会形式。研究的结论呢，这个最理想的、比较切实可行、最能被普遍接受的形式，现在看来，就是“民主体制下的自由企业制度”(Democracy and Free-Enterprise System)。这两个，民主体制和自由企业制度，也是相辅相成的。亦即，民主体制保障自由企业制度，自由企业制度促进民主发展。

　　

二者之中，我不担心自由企业制度的问题，因为中国人这一点上是全世界都最优秀的一、两个民族之一，另一个可能是犹太人。没有中共的束缚，现在存在的那些私人企业，会迅猛发展。但是，另外一点，民主制度方面，中国未来社会所需要的一系列基本的民主保证，比如独立公正的媒体、诚实无欺的品德、无私善良的社会、宽容和容忍的公民，我们能够立即具备吗？

　　

从公民社会和社会心理方面来讲，我们是有些准备不足的。民主化的第一步，需要我们进行自由选举。民选官员道德要求的第一位，就是诚实。在假米、假药、假酒、假币、假文凭、假政绩、假面具四处横行、人们已经见惯不惯的今天，整个社会对造假、弄虚作假已经处于一种接受、半接受的状态，对谎言、欺骗的受害者没有了同情心、漠不关心，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人民会把侯选人、候选党派的诚实与否作为第一考量吗？还是人们会以谁更加具有权力斗争的本事、会玩弄权术，作为执政的最高要求？如果是后者，我们岂不是通过民主制度又“选举”出了一个新的“中共”、或者从骨子里看满脑子都是中共式思维的当政者吗？

　　

没有了中共的中宣部，没有了报禁，中国的成百上千家省级、市级报纸可能有望过渡变成自由竞争的媒体，但我们具有独立、真实报导的能力吗？那些习惯于造假新闻的记者和编辑、那些一味附和官方口径、敢于放弃媒体原则以获取商业利益的做法，能一夜之间改正过来吗？要知道中共的垮台，很可能就像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灭亡一样，就是一夜之间的事。一旦它一夜之间发生，第二天，我们有足够具有真正的职业道德，诚实、客观、而又公正无私的记者、编辑、和报纸发行人吗？

　　

没有了中共的窒锢，没有了党禁，上百个政党可能会立即破土而出，包括海外民运在内的政治团体也会纷纷抢滩、安营扎寨。但是，我们具备了政党政治所必须的基本要素了吗？当两党或多党对立、互相激烈争夺议会席位、角逐内阁席位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把中共惯用的那一套，不按规矩办事、随时践踏宪法、法律、甚至宫廷政变等的恶习，又轻车熟路的拿出来使用了呢？

　　

三天前，星期四(10月5日)晚，2006年美国自由勋章颁奖仪式在费城的国家宪法中心举行，今年的获奖人有两位，是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和克林顿。他们是昔日的政敌，受小布什的邀请，放弃前嫌，两度携手共赴国难，为印尼海啸和新奥尔良卡崔娜飓风受害者进行募捐，据说至今已经募到了100亿美元。老布什的太太芭芭拉都说，这两人的结合是一个最奇怪的“政治上的两口子”。

　　

我当时就在这个颁奖典礼上，听到他们两个的答谢辞。老布什还是承认当年曾经认为克林顿的外交经验还不如他家里一条叫“蜜丽”的小狗，克林顿也在会上表示，他依然与两代布什在政见上截然不同，但会各自保持己见、求同存异。我们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在紧接着中共之后将执掌中国社会大任的人们，具备这样的民主素养、这样的宽容、大度吗？

　　

所以呢，在“民主转型、民主化过程会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中最大的挑战，在本人看来，不是起草中国新宪法、不是培训新的政党干部、甚至都不是清算中共的罪行，而是清除中国人民心中的中共式的思维，恢复在中共统治下荡然无存的那些健全的、健康的、足具真诚、善良、公正、宽容的现代公民的本性。

　　

我们最缺乏的，其实是民众的心理健康。中国人屈从于中共暴力的淫威，在弱势团体权力被践踏时，噤口不言，连社会的良心-知识份子都大部分如此。当然，这有个别的例外，如高智晟先生。正因为我们道义上的软弱，所以中共步步紧逼，完全剥夺了我们最后的尊严，使中国人广泛具有奴性、懦弱、偏执、和仇恨的心理。古人说，“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我们则刚好走向了它的反面。

　　

不管是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文化的不同层面，甚至具体到商业文化上，我们民族个性中欠缺道德力量、思维被扭曲的例子都屡见不鲜。

　　

我有一个在芝加哥的朋友叫杨逢时女士，她是芝加哥大学的音乐博士。每年六月，她都要组织一场音乐会，以艺术家独特的方式纪念六四。她说，即使是在海外的大陆来的华人，从音乐文化上已经没有任何根基了，我们脱口而出的、拿起卡拉OK脱口能够唱出的，都是中共邪党文化的东西，没有什么真正传统的、美好的、优秀的东西了。

　　

当年上大学时，曾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我们想着从内部改造共产党，使得它有新鲜的血液和改革的力量。交上后，过了许久都没有动静。后来团支书泄露了“天机”，原来你要不断的写、不断的交申请书才行，不断的汇报“思想”，让它彻头彻尾、完完整整的洞察、控制你。借用中共政治文化上的一句老话，那叫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入党。我们当时呢，倒是就想在“组织上”入党，而从思想、行动上去改造、改良它。还好，它没让我入。我们实行民主宪政、民主转型中最大的障碍，其实就是这些党文化的遗毒。

　　

一个多星期前，我们商学院的院长召集我们几个华裔教授开会，讨论与中国的大学合作进行管理教育、管理培训的问题。他刚刚访问中国回来，还在上海会见了以前我们学校的一个毕业生、那位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江公子”。我们几个人跟他说了上海帮梁柱陈良宇刚刚倒台、中南海内斗加剧、大规模退党已经1400万，以及中共岌岌可危的现状，告诉院长，这位“江公子”可能不是我们可以利用的“资产”、而反到可能是一笔“负债”呢。我们院长是学金融出身的，反应极快。他说，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么立即行动、抢在中共垮台前利用这个关系，要么后退一步，等它垮了以后再说。他拿了一本九评正在看呢，我们有没有时间在垮台前行动呢，看来有点悬。也就是说，一般的美国主流社会，也意识到了中国即将发生的巨变，和巨变即将来临的紧迫性。

　　

巨变来临之前，中国人的正常心态、心理、和思维的变异，文化的丢失，和道德的丧失，才是民主化进程的最大挑战。当一个健全的民众社会心理建立之后，推行民主化、自由化，建立公民社会，才能水到渠成。

　　

因应目前的当务之急，从人们的思想、道德上为民主化过程奠基，应该从哪里入手呢？

　　

目前，剖析中共遗毒最深刻、解除中共荼毒最彻底、恢复国人心理健康最迅速、重建道德社会最有效的良方，在今天看来，就只有“九评”莫属。就是因为九评，像刚才几位提到的那样，才出现了大规模的退党运动，这是一场从生命的本源上谋求自救、从文化的本质上寻求清理、从社会的基础上进行更新的运动。退出中共及相关组织有名有姓、在大纪元备案可考的，有1400万人。但据内部消息，真正从心里要退出中共的，至少五倍、十倍于此，只是因为通讯工具的关系，他们的退党信息没有能够在大纪元登记。但他们的退党声明写在中国的里弄、胡同的墙上、电线杆子上、传单上，甚至人民币的纸币上。

　　

所以呢，迎接巨变前夜的中国，当务之急，不光是广传九评，让全中国人民从“组织上、行动上”退党，更重要的，是要让人们立即从“思想、文化、和思维习惯上”，都全面、彻底的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让我们捂着鼻子、头也不回的远离腐朽、发臭的中共，步入新的纪元。只有这样，实现民主化的社会基础才能真正建立起来，而民主化的过程才能不出偏差。有了这样一个健康的社会心理基础，加上我们中国人特有的自由企业精神，两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就都具备了，中国的未来也就有希望了。

　　

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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