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0吨水肥 每天窜流全台

【大纪元5月8日讯】〔自由时报记者钟丽华／台北报导〕根据估计，我国每日水肥清运量超过五千吨，但全国却只有五座水肥处理厂，处理量为七百吨，换句话说，每天有四千多吨的水肥去向不明，连环保署也无法掌握，推测可能交给农民施肥，或被偷倒在排水沟、河川与海洋，不仅污染环境，甚至危害人体健康。

在国外，水肥进入污水下水道系统后，透过管线直接送到污水处理厂处理，但我国下水道普及率只有十四％，而且七成以上集中在台北市，没有污水下水道的县市，则以化粪池先贮存再清理。

未定期清水肥 无法可罚

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公寓大厦等住宅，必须一年清理一次水肥；但环保署官员坦承，由于大多数水肥无处可去，至今不敢订出罚则、强制要求清理。仅台北市要求十楼以上的建筑，或机关、学校、办公大楼必须一年清理一次，否则处一千二百元到六千元的罚锾。

事实上，目前只有台北市与台中市、新竹市、台南市、高雄市有水肥处理厂，其他县市水肥根本无法处理，甚至有八个县市连丙级水肥清运业者都没有。

至于过去农民习惯以水肥做为农作物肥料，但依照“废弃物清理法”规定，各县市必须向环保署申请核准才能使用，现在却仅台南县、嘉义市与彰化县申请，而其他县市农友使用水肥浇菜属违法，过去就曾发生农民因此被罚的案例。

环署搞不清楚清运量

官员说，虽然目前合法的水肥清运业者有二百七十九家，但“连处理设施都没有，如何要求业者申报”，环保署连水肥基本清运量都无法掌握，有鉴于此，去年才委托工研院进行推算。工研院以五个有水肥处理厂的县市清运量，进而估算全国定期水肥清运为每日五千三百六十吨，未定期清理为一千六百吨左右。

不过，环保署认为工研院的数据过于高估，每日清运量应为一千九百公吨，至于未定期清运者则无法估计。如以环保署自估的数据来看，每天也有上千吨的水肥去向不明。

环保署强调，在没有水肥处理厂的县市，该署研拟替代方案，包括协调工业区污水处理厂处理，或进入掩埋场附设的渗出水处理厂，也计划在八个县市兴建的垃圾渗出水厂增设水肥处理设施。环保署会在明年底前，要求各县市把水肥去处说清楚。

八县市 没丙级合格业者

〔记者／综合报导〕我国不仅水肥处理设施严重缺乏，部分县市的合法清运业者也不足，包括台北县、高雄县等八县市连一家丙级合法业者都没有，而台南县、嘉义县等四县市只有二家丙级业者，非法业者乱倒水肥成为公开的的秘密。在无处可去的情况下，环保机关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环保署废管处副处长杨庆熙表示，依照规定，只有取得环保署的水肥清运许可执照者，水肥才能进入处理厂处理。虽然处理有害事业废弃物的甲级、一般事业废弃物的乙级业者，部分也领有水肥清运许可，但实际清运时，几乎都是资格较为宽松、领有丙级执照的业者。

合法化后生意掉一半

屏东一家经营二十余年、传了两代的业者估计，当地非法经营的至少是合法业者的四倍之多，他们在暗夜偷倒水肥到水沟、河边、海边，甚至给槟榔或是椰子树施肥，这早就不是新闻。

不过合法的业者却要想破头找处理方式，清运价格根本无法跟非法业者竞争，他二年前申请合法化，生意掉了至少一半以上，他感慨地说：“早就知道不要合法化。”

业者怨环署踢皮球

另外，一家中部业者则批评环保署：“如果有处理厂，业者不去，是业者的错，但根本没有处理厂让业者处理，政府反倒还要业者自己想办法，自行去找合法的去处，简直难如登天。”政府不负责任，把问题踢给业者，实在是“官逼民反”。

设处理厂只闻楼梯响

业者抱怨，过去垃圾太多，环保署盖焚化炉来解决，结果焚化炉太多，垃圾还不够烧，但一直以来，水肥处理有大漏洞，却没有看到环保署解决问题，几年下来，每次都听说要兴建处理设施，总是“雷声大雨点小”，而且现在过渡阶段，也没有提出配套措施，业者即便想好好处理水肥，却无所适从。

台北县政府环保局副局长杨志宏指出，目前北县约有十五家丙级以上的业者可处理水肥，每月可处理的水肥量约一万吨，足可满足民间需求。高县环保局长王茂松表示，高雄县境都会区处理水肥，大多依赖高雄市的合法业者处理，未来县内将会有三座污水处理厂，兼营水肥处理项目，解决民众的需求。

学者看法／病菌藉水散播 民众健康堪虞

〔记者钟丽华／台北报导〕水肥乱倒，不仅污染水体，学者认为，粪便中的微生物、病菌等，如果透过水媒传染到人体，也会影响身体健康。事实上，过去曾有研究发现水体中有肠病毒，但污染来源却不明，是否与水肥污染河川有关，还需要环保单位进一步了解。

水肥污染量高出数十倍

台大环工所教授曾四恭说，水肥的污染比一般家庭污水的污染量还高出数十倍，家庭污水的生化需氧量（ＢＯＤ )为每公升一百毫克、化学需氧量（ＣＯＤ )为二百到三百毫克，但水肥的ＢＯＤ、ＣＯＤ至少有数千毫克，耗氧量惊人，如未经处理就排到河川中，不仅影响河川生态，还会进一步影响水质。

东海大学环科系教授谢锦松表示，水肥乱排，除了有臭味、造成蚊虫、蟑螂、老鼠滋生，进而影响生活环境，最严重的还是粪便中有大肠杆菌等微生物与致病菌，透过水媒散播疾病。至于有研究发现水体中有肠病毒，是否与水肥乱倒有关，专家则认为有此风险，但应进一步调查，才能了解因果关系。

曾四恭强调，国外的水肥都是进入下水道系统处理，但我国污水下水道普及率却相当低，主要是地方的公共工程喜欢做民众“看得见”的部分，至于藏在地下的下水道工程，民众无法直接感受，政府不会将其列入优先项目，以至于近年来下水道建设每年只以一个百分点成长。

先改善掩埋场渗水处理

他认为，在下水道工程普及率无法期待下，兴建水肥处理厂恐引起民众抗争，倒不如改善目前的掩埋场渗出水处理设施，才比较可行。他呼吁环保署应该赶快加紧脚步，解决水肥问题，否则水肥任意弃置，如此与落后国家行径一样。

新闻幕后／环署鸵鸟心态 成违规帮凶

记者钟丽华／特稿

环保署成立明年就满二十年，令人惊讶的是，过去十余年来，连水肥清运量都无法掌握，流向也不明。而台北县、高雄县等人口众多的大县，连合法清运业者都严重不足，大多数民众只能委托非法清运，环保机关不思解决之道，等于助长水肥乱倒的违法乱象。

过去农业社会有所谓“肥水不落外人田”，随着工商业社会兴起，农地减少，水肥的需求量降低，加上环保署担心再利用造成的环境卫生问题，要求做为肥料之用必须经过申请。在无法再利用的情况下，水肥去处成为一大难题。

其实这个问题，环保署不是没有注意到，也因为“自知理亏”，不敢要求地方积极稽查非法业者、清查水肥流向、甚至要求合法业者申报每月处理量。虽然去年该署提出水肥妥善处理方案，但整个计划却慢如牛步，竟然还要求“明年底”之前，各县市才必须把水肥去处说明清楚，这样的行政效率令人不敢恭维。

政府施政，总是“一次教训、学一次乖”，没有爆发大事件就不会列为施政重点。就像过去因为有垃圾大战，才有焚化炉兴建政策，没想到一盖却盖过了头，造成焚化炉太多，没有垃圾可烧，资源未有效配置的结果，反倒让该处理的水肥无处可去。

环保署曾委托学者研究，在进自来水厂的原水（即做为饮用水的河川 )中发现肠病毒，本报去年底报导后，环保署仅表示饮用安全无虞，事隔半年，对于污染来源也不闻不问。

万一真的因为水肥乱倒造成饮用水污染，甚至爆发疫情，届时谁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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