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日记(66)

1943年11月28日

我们的部队已经到达戈麦尔附近。戈麦尔位于第聂伯河和别尔齐纳之间的切尔卡塞和克列缅楚格地区。

随着多尔马托夫、尤任和阿列耶夫的离去，我逐渐忘却了窑洞生活。现在，我住在一所房子的左边，科列亚住在右边放电台的屋子里。

屋里空荡荡的，见不着一个人，深感寂寞！

莫斯科倾向于同意我的意见，这从对我报告的简短回答中可以看出来。季米特洛夫同志对我最近的报告答复说，不要把毛泽东跟中共看作是一回事。中国革命是反帝性质的，这一革命将给伍亿人民带来解放，这本身就是进步力量的一个伟大胜利。

1943年11月29日

王明卧病在床，而康生又竭力使他同外界完全隔绝。在这种情形下，局势的发展对以他所代表的整个政治路线，越来越不利了。

政治局一次次地召集会议。现在的这次扩大会议在分析”莫斯科派”的错误。

王明被指责为犯有种种滔天大罪。使”机会主义倾向”在中共党内扎根的，是他；(伙同博古、周恩来、洛甫等人)向国民党采取妥协而阻碍了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据说也是他。要知道，那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而非其他任何地方，他被戴上了”国民党帮凶和反革命份子”的帽子。

他们用最卑鄙的借口，来证明王明的”反革命行为”—他在上海被捕后获释，这里面有鬼。就以这作理由证明他”背叛”了。

此外，他们还指责王明忽视共产党开展斗争的民族条件，因而散布了一系列反党观点。一些受到中央委员会谴责，说他们在王明任中共领导人时期犯了错误的人，污蔑起王明来最为恶毒。

叶剑英、洛甫和周恩来毫不迟疑地承认他们的观点是有害的，极其错误的，他们的发言都肯定了”王明路线”的破产。

为了巩固斗争的成果，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迫不及待地出版了题为《两条路线》的书。只需对该书略加浏览，便足以看出，它是专门为毛泽东王明的”有害”政策(“机会主义”)进行斗争服务的。

博古也由于是共产党当时的一个领导人而受到特别注意。在毛泽东的压力下，他不得不发言三次来说明他的观点，每次都承认了错误。

博古对我说起这件事时很难受。但是，他蒙羞受辱，并不到此为止。昨天，中共中央主席和康生提出，他必须全面准备，进一步详详细细地把所有的问题说清楚。

中央委员会领导人的心情好似送葬一般。他们尽力待在家里，相互之间存有戒心。他们希望谈话时旁无见证，用各种借口来避免跟人接触。到处都笼罩着压抑的、恐怖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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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共中央的高级人士对苏联所采取的态度仍旧感到惊奇。他们对苏联总是心怀不满，因为苏联没有给特区提供武器、装备，只供应各种货物。他们无法理解，也不愿理解，我国人民正在进行一场历史上最艰苦的战争，苏联人民在流血，苏联在经济遭受了极大的破坏。

他们机械地把苏联看成跟美国一样，但是，美国的国土没有挨过轰炸，城市没有被焚毁，敌人没有占去整片的工业区。美国人民没有被无情地、有计划地予以消灭。

虽然美国在打仗，但它的经济一直在极为有利的条件下发展着。因此，它才得以按租借法向反希特勒联盟的国家提供巨大的援助。

苏联要提供任何援助，就是给事实上已经很紧张的经济再加上沉重的负担。这儿的人把苏联看作是个聚宝盆，从而有可能也有必要从中取得各种各样的物资。但即使在这些困难的年头里，我国还是向中共提供了一笔笔巨额现金援助，这几乎是倾囊相助了。

我本人就是这种援助事宜的目击者。毛泽东对此也很清楚，这一笔笔巨额援款都是他亲自接受的。(待续)(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