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民族主义的解毒剂
【大纪元9月19日讯】自共产主义在苏、东崩溃后，民族主义火苗飙升，在全球狂窜。中国内外，除了纸媒与网络上大量文章外，有关民族主义的文集和专书也已经出了好几种。主要的论争，是在自由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含新左派）之间进行的，同时也有一些兼及双方的论述，诸如宪政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宪政民族主义（constitutional nationalism）、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甚至远溯至孙中山的（民族、民生、民权）三民主义……等等，均有涉及。洋洋洒洒，蔚为大观。
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的联系
刘晓波的这本新著《单刃毒剑》，可谓迎风而成，是他近年来关于该问题所发文章的汇集。其焦点，是批判性地省视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其特色，是旗帜鲜明抗击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其中心，是阐述当代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的紧密联系。本书以自由主义立论，不假辞色，决无妥协，体现了晓波一贯的风格。
应当注意到，本书所指的民族主义基本上是指政治民族主义，特别指当代中国的政治民族主义（至于文化民族主义，它呈现出来的面向是远为复杂的）。书中主要涉及的基本上也都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和外交事务，举凡从八十年代到新世纪的大陆民族主义、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极端反日的民族主义、反台独的民族主义、中共管制香港的爱国主义，这些与主题有关的各个侧面，均有所论列。
令大多数读者颇感亲切的是，本书的分析方式，是从读者耳熟能详的现实事件入手，如实道来，侃侃而谈。众所周知的，诸如：政治化奥运、金牌政治、神五升空、暴君萨达姆、赵燕、一○七名华工事件、美国飓风、“哥伦比亚号”事件、新浪网民对赖斯的种族歧视、姜文被诬陷、赵薇着装事件、真由美象征的现代日本形象、对日索赔、汤晔事件、反日游行风潮、韩国的反日、胡锦涛访美、台海角力、评估阿扁、龙应台“野火”、李敖做秀、香港御用名流的表演、司徒华的风骨……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中国百姓街谈巷议的话题，都被写入书中，被施以鞭辟入里的解剖透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卖弄理论词藻，不堆砌抽象概念，也不强作中立姿态；而是爱憎分明，是非昭然，针针见血。全书价值取向鲜明，感情沛然，视野开阔，逻辑清晰，语言犀利。对不可一世的对手以“单刃毒剑”名之，是反击近年来中国大陆虚骄张狂的极端民族主义的针锋相对之作。在坊间所有论述民族主义的书籍中，是别有特色的。
民族主义：情绪性宣泄
坦率言之，我比较赞成书中这种就事论事地评论中国民族主义，而对贩运一大堆眩目的学术术语来讨论民族主义的文字，则颇感厌烦，往往一目十行。
直白地说，感性，才是民族主义的核心特质。不像其他意识形态或宗教理论体系，民族主义其实并不具备什么系统性的学理内涵。说到底，它无非是一种情绪性的发泄。就连擅长于用哲学语言包装日常俗物的黑格尔，对民族主义，也只有在把它转化为国家主义（statism）后，才说了几句貌似有理论内容的话（其中不少仍是不知所云的空话）：“国家是尘世的绝对力量……。国家即是人民自身的精神。……应由国家来支配世界。”（黑格尔：《法哲学》第三三一节）在他看来，国家是创造国家的民族精神的具体化。被挑选的民族注定要统治世界。国家是一切其他国家的自然的敌人，必须在战争中肯定其存在。国家免于任何道德责任。它在历史上的成功为唯一的审判。允许宣传者说谎和曲解真理。战争的“伦理”观念（整体和集体主义的）现实，战争、命运和名声是最值得追求的东西。集体的效用为个人行为的唯一原则。这种为国捐躯的英雄式生活的理想（冒险），与布尔乔亚（资产阶级）式的俗人生活是格格不入的。
显然，这些已然是典型的国家主义信条了。它已经欠缺了自发的民族主义的那种乡土的粗砺性和本真性。这是黑格尔隽刻在国家主义躯体上的极权主义标记，之后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都继承了黑格尔这一精神遗产，从而使国家的力量高度渗透并全面控制了国民的生活。
坚守自由主义阵地
本书所集中批判的，正是这种融入国家主义的政治民族主义。作者通过大量例证分析，清楚勾勒出了民族主义与现代极权主义的联系，描绘出了二者共同拥有的基本特征，并勾勒了它在当代中国的戏剧性脉动。作者痛快淋漓的批判，坚守了自由主义阵地，遏制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气焰，理当浮一大白。
这样的批判显然是当下中国需要的，因而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人们也注意到，如何为狭隘民族主义解毒？多年来有心人曾做出过不同方式的卓绝努力。双方的动感情的论争也如火如荼，但恕我坦率地说，效果似不如预期。狭隘民族主义正如顽劣痼症，依然在那里牛皮哄哄。
依笔者的经验与直觉，感性的东西主要依赖时间来消解，而很难透过理性的辩论来解决。思想理论的论述对于非理性的强烈情绪，常常是无力的。民族主义，特别是雪耻型的政治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狂热之风，恐怕只有通过代际替换，通过较长历史流程的冲刷才会弱化它。试看民族主义发源地的欧洲，历史上因民族主义而兴的战争连绵血腥，何其惨烈！而今，欧盟却几乎要把历史上这些不共戴天的敌国融合为一个邦联了。不久前甚至还传出多年来势不两立的宿敌德法两国将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这一合作在一个世纪前人们定会视之为天方夜谭。
而在中国，官方甚至部分的民间，正在精神上过着一世纪前欧洲式的颇富刺激性的民族主义的“瘾”。
虽然，有些功利主义的精明政客，实际是从自身私利出发，并非对民族主义，特别是并非对本民族的同胞有任何惺惺相惜的柔情。这点，试看本书中提及的当局对反日游行的“前恭后倨”的不同态度即可明了了。
民族主义缘何强劲？
此外，在笔者看来，中国的民间思想界，除了对狭隘民族主义的犀利抗击外，恐怕还需要进一步强化某些客观和穷根究底的探讨：民族主义何以如此强劲？溯源于何处？对这些问题，海内外有些研究也不是毫无成果的。虽然民族主义在当下中国，确可迳直称之为“单刃毒剑”，确是自由主义的主要对手，然在近代历史上，恰如对此感受颇深的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一九○九——一九九七）所说：“民族主义曾铸成辉煌成就，也犯下弥天大罪。……尽管如此，在我看来仍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力量。”它的历史作用是复杂的。这里，涉及到伯林所说的所谓个人的“归属感”问题。“归属感”是一种个人感受，也是人的本性之一。它是个人归属于某一群体（家庭，家族，学校，社区，教派，企业，民族……等等）的一种基本感受。只要该群体的运行在制度上不能侵犯到个人的核心权利，那么，实际上，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就可能并行不悖。双方在精神上的关联，也就是“感觉在家”与“自由自在”状态之间的关联，本质上也就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目前海内外学人所研究的所谓“宪政爱国主义”、“宪政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在逻辑上都不是不可能的，有很广阔的探索空间。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互动的过程中，如何调节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如何把个人的归属感这一既具有个人性又具有群体性的东西汇入我们的思想视野？如何理解自由与归属感的某种精神关联？从而在政治转型后疏解二者的张力，是值得探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在故国“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关键历史时刻，未雨绸缪，如果我们运思上述根本性的问题，不仅有理论价值，而且有实践意义。
──原载《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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