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一凡：安倍访华与反对靖国神社参拜
【大纪元1月20日讯】2006年10月8日，安倍应邀访华。中日双方终于跨越了因为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形成的“政治障碍”，实现了5年来的第一次首脑会晤。如果说靖国神社参拜问题把双方关系降到了冰点以下的话，那么把这次访问叫着“破冰之旅”也未尝不可。当然，与中国的历次政治和外交转向一样，类似“死结”、“政治障碍”等字眼也都会在新的话语背景下重新寻找归宿。或“刀枪入库”，或“改头换面”。可是无论怎样，这些曾经吸引了无数人目光的词汇，连同它们所代表的智慧和愚蠢，都已经在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不过，与五六十年代中国与前苏联那段既动口又动手的十年意识形态论战史比较起来，靖国神社参拜问题的争论只是动口未动手，已经是有所进步。而如果从今以后，中共把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交由民间或者学界，则更可以说是历史性进步了。因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那都意味着向现代政治的“政教分离”靠近了一点儿。尽管作为孤例，还无法就此得出中共打算使“政教分离”制度化的结论，但是却开创了一个使用该政治原则处理意识形态争论的新记录。
我们当然希望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从此在政府层面偃旗息鼓，走向民间和学界。然而，06年10月18日，84名日本国会议员又集体参拜了靖国神社。其中，有前自民党干事长武部勤和一名现任首相辅佐官。这个事情提醒我们，靖国神社参拜将继续存在！那么，这种情况下，中共还会退出这个问题的争论吗？或者说，以安倍访华为开端的中日关系现状会继续下去吗？
一、靖国神社参拜的争论造就了中日之间空前的对立心理
自从1985年人民日报那篇反对靖国神社参拜的社论起，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就登上了政治舞台，并且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步伐和成就而日渐膨胀。以至于后来“言必称反参拜”几乎成了中日关系的意识形态。到了2005年底，这个问题更上层楼。由驻日大使王毅11月14日发表在《日本经济新闻》的一篇文章开始，靖国神社参拜问题获晋升为中日关系的“死结”头衔。2006年又随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的8.15参拜获赠“政治障碍”称号。与这些不断升级的指责相配合的，是中国关上了高层会晤的大门。尽管中日双方由于经济关系密切，不致因此堵塞政治联系渠道，但是关于靖国神社参拜的争论，却使双方官民的互相对立和厌恶的情绪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在中日交往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中日两国媒体关于靖国神社参拜问题的民意测验显示，中方始终有60%以上的人反对参拜。日方的NHK电视台也在2006年8.15录得 63%的赞同参拜比率。随着争论调门的升高，双方民众行为的应激反应明显。2005年4月，中国爆发了波及大江南北的反日示威，而日本，继2005年 8.15当天参拜人数达到创记录的20万人后，2006年8.15更高达25.8万人。
安倍上台前后，双方为结束首脑“冷战”的外交努力中，也充满着这种对立情绪。唐家璇就参拜问题警告日本政治家：中日关系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把握正确的方向是关系到两国根本利益和本地区和平稳定，和谐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更以“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坚持中方主张。而2006年9月30日，安倍新内阁的官房长官盐崎则在东京电视台针锋相对地公开表示：中国要求首相在参拜问题上“自肃”是一个无理要求。再次表达了日本坚持“无条件会晤”的立场，不会接受中国的条件。
迄今为止，中日建交34年，关于靖国神社参拜的争论就占去了21年。中共介入这个争论的结果就是使中日外交关系走入了死胡同，并且在中日之间形成了广泛对立，互相厌恶的心理基础。这已经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仅次于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又一重要因素。
二、模糊处理参拜问题是中日双方的客观需要和共识
在双方严重对立的局势之下，能够重开高层互访，打破僵局，从逻辑上说明，模糊处理“参拜”问题不是某一方的一相情愿，而是双方的共识。隐藏在背后的，是两国内政外交的客观要求。
对于安倍新内阁而言，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使其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在缓解东北亚紧张局势；促进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应对在野党威胁参院选举的“亚洲外交”等等一系列问题上，日本需要中国。这势必要求安倍对“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有所让步。但是另一方面，安倍个人的价值观、治国理念及施政方针都已经在思想和言论自由的聚光灯下纤毫毕见。例如，日本国民都知道他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质疑“东京审判”；对于中共把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分开的传统论点不以为然；主张把中日关系从乡愁式的“友好”改变为直面问题的不惧摩擦的“普通”关系；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以强势的外交政策把日本推向能够“制定规则”的政治大国的地位等等。而且，支持安倍的基本政治力量中，更有日本社会稳定在30%左右的赞同参拜靖国神社的选民。所以，政治现实和政治家的基本品德并没有给安倍在参拜问题上后退的多余空间。“模糊”实在是安倍所能做到的最大“让步”。如果我们把它叫做“让步”的话！
而中国，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专制统治之后，社会的深层矛盾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专制政治对于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也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的程度。现在的中国社会表现出了甚于历史上任何时候的道德沦丧，甚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思想文化荒漠化。在号称“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虚幻光环之下，是仇恨，无诚信，拜金价值观的泛滥，是念念不忘贪污腐败携款出逃的主流官德，是连年高达20%以上的失业率，是衣衫褴褛、不绝于途的赴京上访人群，更有山川河流的满目疮痍。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无法掩盖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和社会政治危机。
中共统治不但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更培育了中国周边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台湾问题，朝鲜问题，东南亚问题，无一不是中共坚持一党专制和输出暴力革命的结果。这也使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处于政治孤立和经济，军事被围堵的境地。放弃对日战争赔偿，台海问题国际化，把大片国土割让给俄罗斯等重大国家利益的让步，都是中共在不停地摆脱孤立，争取国际政治支持，挽救专制统治危机时付出的代价。
胡温上台之时，恰逢对日投机型外交走入死胡同、“反参拜”的副作用越来越大的局面。
这里既有“反参拜”几十年未果的战略败笔，也有外交战术处理上的生硬与粗野。例如，吴仪在05年“爱知博览会”期间中止与小泉会晤时表露出的猥琐；李肇星使用侮辱性词句向最高立法机构报告严肃的外交问题时显示的轻浮；驻日大使王毅则是前倨后恭，刚刚在05年底提出“死结论”，却马上在06 年8-15小泉参拜之前逃之夭夭，让人立刻想到“反参拜”于中共不过是权益的手段而远非价值观的坚持！
本来，胡温可以在六国会议上树立起他们在外交事务上的权威地位。但是，对朝鲜崩溃引发中共统治危机的恐惧最终超越了国家利益。结果，对朝鲜的绥靖政策大大降低了中国的影响力，导致了朝鲜核试验的发生。中国终于自食其果，从先前洋洋自得的“调解人”，一变而为注定赔本的“当事人”！
在国内危机日重，国际上被孤立并被日益边缘化的威胁之下，具有“短，平，快”效果的外交突破当然有其独特的价值。安倍对“参拜”问题的模糊态度可谓正中胡温下怀。从安倍并未做出任何实质性让步而实现访华的过程来看，我们几乎可以说，是胡温自己主动解开了“反参拜”的死结，自己主动拆除了“反参拜”的“政治障碍”。
所以，中日双方的政治利益决定了双方利用“模糊”原则处理参拜问题的必然性。在“模糊”原则之下，中共可以从“反参拜”的失败中体面地脱身，并完成外交方针的转换。安倍则可以在未损及自己政治利益的同时实现外交突破，轻松地从在野党手中接收了“亚洲外交”的话语权。尽管中日双方的政治利益促使双方超越了“参拜”这个准意识形态障碍，但是，政治现实的限制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走的更远！
三、反对靖国神社参拜仍然具政治利用价值，在中共的专制政治终结之前，它仍然有可能被作为有巨大能量的政治武器使用。
06年10月中旬，日本共同社的民意调查显示，尽管有83.2%的人对安倍访华持正面评价，可是也有近50%的人对中日关系发展的前景表示“还不好说”。经历了21年的靖国神社参拜争论，人们当然有理由谨慎地看待这次安倍访华。毕竟，除了首脑会晤的重启之外，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尤其是“反参拜”的政治潜能没有被削弱。对于中共而言，“反参拜”首先具有唤醒民族主义以证明其统治合法的价值。由于坚持专制统治，拒绝走向自由民主的政治改革，中共也就始终未能得到人民的授权。因此，其执政的合法性也一直备受质疑。所以，半个多世纪以来，张扬粗卑，狭隘的民族主义就成为中共“代表中国人民”，回击指斥其执政非法的主要手段。而且，在长期的，有意识的愚民教育和新闻言论封锁之下，狭隘民族主义已经被中共制造成了具备广泛群众基础的意识形态，甚至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例如，凡谈论中外关系，用不了三句话，就会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就会是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世界地位不容忽视。就会是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可以一战！而对于近在咫尺，迫在眉睫的中共暴政却轻描淡写。全然没有认识到正是中共侵略扩张与恐怖的思想和实践，才导致了文明世界的围堵。好像谈了中共的倒行逆施，就失去了中华民族的“面子”。于是，在不断强化的对扭曲的抗战历史记忆背景之下，“反参拜”就成了唤醒民族主义的一剂万应良药。所以，在相当长时期内，只要中共找不到可资替代的执政合法性资源，中共都会重新利用“反参拜”来祭起民族主义这面旗子。
其次，“反参拜”具有刺激“外患”意识的独特作用。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专制经验中，“国无外患者恒亡”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共更是利用外患并不惜制造外患，以巩固一党专制的佼佼者。例如，“抗美援朝”形成的“美帝国主义”外患，“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形成的印度和越南外患，无中生有的“修正主义”形成的“苏修”外患，就连内战性质的台湾问题也几十年如一日的向人民灌输“外国干涉”的“外患”意识。以转移内部危机，把名为“稳定压倒一切”，实为镇压的行为合法化。
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社会以“维权”为特征的非暴力抗争运动此起彼伏。1750多万人更以退党退团表达厌恶中共，抛弃中共的政治选择。在前不久的陈良宇案揭出后，很多省市更以联名要求中央派员反腐的名义，表达对专制统治下贪污腐败日益公开和普遍化的不满。
以至中共中央不得不紧急发出一系列安抚和制止的文件。这种种现象无不显示了中共全面政治危机的末日景象。基于中共在中国造成灾难的历史，笔者有理由认为缓解这些危机的进程必然是沉重和缓慢的，甚至会因为某些偶然因素走向极端。在这个过程中，专制政治的惯性和“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有可能使中共重启“外患”口号来“救场”，而“反参拜”则无疑是最顺手的一着。
第三，在中共的统治权术中，“反参拜”是使狭隘民族主义不危及专制统治的减压阀。是社会非理性情绪的宣泄口。
一方面，长期的专制统治使中国社会丧失了独立思考的环境，奴性和流氓痞子行为一直主导着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另一方面，中共的倒行逆施在民间积累了极大的怨气。利用“反参拜”就非常容易转移视线，产生类似05年4月的反日示威的行动把怨气释放出来。从而达到控制局面的目的。
在“反参拜”过程中，日本官民不断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已经在双方心中积蓄了巨大的仇恨能量。对于没有理性思维传统而又掌握着巨大专制力量的中共当局而言，“反参拜”就像一颗炸弹，引爆它可能就在中共情绪失控的一念之间。
事实上，在中共的内政危机压力之下，“反参拜”不但有重新政治化，外交化的潜在必然性，而且还有因专制制度下决策的盲目与情绪化出现波澜再起的偶然性。在中共的专制政治终结之前，这些潜在的因素都可能因中共的需要而表面化，成为新的外交问题的源头。
四、“反参拜”的教训
无论如何，1985年至今的“反参拜”终于以安倍访华告一段落。总结这段历史的教训为后来者戒，使目前这种对“反参拜”即兴处理的方式转变为具有清晰战略思考的行动，庶几可以使以往的“反参拜”历史成为有价值的思想资源。本着这个想法，我们来看“反参拜”的教训。
其一，政府主导或介入这一类准意识形态争论不符合“政教分离”的现代政治原则，得不偿失！事实上，“反参拜”不但严重干扰了政府运作，而且损害了国家利益，最终只能用不断加码的指责掩盖中共势成骑虎的窘态。在这一点上，中国甚至不如韩国。这段“反参拜”史和60年代的中苏论战极为相似。 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到访的戈尔巴乔夫时说：“中苏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全是空话…….讲这些过去的事,目的是为了前进，不是要求再和苏方辩论。这些历史账讲了，问题就一风吹了，重点是放在未来。”这实际上承认了中共把意识形态争论引入国际关系的无理与失败。遗憾的是，中共并没有接受这个还不遥远的教训。
历史上中共不接受教训的事例不胜枚举。其原因在于它整体上缺乏理性思维、缺乏凝聚理性力量的环境。再加上专制政治的决策机制，长期的优秀人才淘汰，诸般因素共同作用之下，中共当局盲目和情绪化应对内政外交的重大问题成为普遍现象就不奇怪了。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对日新思维”的流变。在钳制思想，镇压言论自由的大环境下，现在除了马立诚先生还坚持自己的观点之外，学术功底更深的冯昭奎和时殷弘都已被“主流”化。甚至他们的某些言论已经可以用“狭隘”来形容了。如果不加说明，你甚至无法相信这些言论出自学者之口。我愿意相信这并非他们的本意。但是，无论如何，新的思想在中国无法立足却无可置疑，更遑论发展和凝聚成一股力量了。
再例如，中共一方面担心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担忧“日美安全保障同盟”的加强会使台湾问题复杂化。而同时却又事实上鼓励朝鲜绑架日本人，发展导弹和核武器，在东北亚不断制造紧张局势。中共自己的一位将军朱成虎更公然发出核武威胁。这些自相矛盾和愚蠢的行为促使东北亚局势迅速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演化。日本进行经济市场的战略转移和美日韩安保同盟的强化自不待言，它更发展与凝聚了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强大民意。一个军事大国的日本已经无可阻挡。
历史地观察中共主导的“反参拜”后果，在对双方国民的心理影响方面，远比当年的中苏论战为恶。要消除这种影响当然也要艰难的多！
其二，在长达21年的“反参拜”攻势之下，尽管有失去中国经济市场的威胁，尽管日本社会也群情汹涌，争论激烈，甚至于“参拜”与“反参拜”成了日本党派斗争的武器。但是却始终没有能够导致日本社会的分裂，也始终没有能够影响日本的行政运作，没有能够成为日本行政当局的主要关注点或主要任务。这证明了日本国民已经习惯了言论自由环境下的思想交锋。显示出了民主政治和言论自由的环境对于极端思潮的冲击具有强大的缓冲作用。它对中国实现“积极与和平的稳定”有非常现实的借鉴作用。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后发优势”。近年来，中共已经很少再提到它，大约是经不起追问吧！而历史事实是，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不乏其例，甚至就是历史发展的常态之一。英、美、以及离我们最近的日本都是如此。从他们的实践过程，我们毫无疑问地能够体会到，“后发优势”的本质是思想和制度的优势。所以，为了能够实现“后发优势”，也就必须建立权力制衡的制度，创造思想言论自由的环境，以使新的人文，科技思想能够萌芽、成长和壮大。而同时，为了避免一种不成熟的思想或者一种暂时不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思想对现实产生过大的冲击，就应该设置学校、研究机构、各种社会组织、普遍选举和议会进行制度性缓冲。这种情况下实现的稳定无疑是“积极与和平的稳定”，和中共的钳制思想为目的的“被动与暴力的稳定”有本质的区别。可是，除了让中国走上
“积极与和平的稳定”这样一条道路之外，还有哪一条途径能够实现“后发优势”呢？当今的世界，还有谁相信依靠钳制思想而能够后来居上呢！
其三，“反参拜”过程充分暴露了双方认识上的巨大差异。它包括对历史事实，历史判断，传统文化等三方面的认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要解决“参拜”问题，就要首先在这三方面达成共识。但是，这21年来，形成共识所需要的思想言论自由的环境和人类普适价值观的基础不但不存在，而且中国在此期间还大步后退。中共就连对历史事实的甄别这样浅层次的尝试也不允许。前不久，中共整肃“冰点”报案就是向世界、向中国人民传达了一个这样的信号。虽然安倍访华的成果中有了这方面的合作承诺，但是，笔者认为，那只是为首脑会晤成果凑数而已，当不得真！从最近安倍对这个专门的委员会明确表示的“为政治服务”的说法，不是可以看出些什么吗？更何况，历史事实和历史真相还远远不是一回事！
所有这些显然不是争论问题的正常状态。可是，无论如何，当争论的双方不正视并解决这些差异的话，“反参拜”就只能作为一个政治符号沦落到被利用的下场。
总结起来，“反参拜”失败的教训是：中共当局主导并利用“反参拜”；日本民主制度对“反参拜”思潮的强大缓冲作用；专制政治下的思想言论钳制对历史问题研究的阻碍。
安倍访华，可以说是中日双方外交政策的转折点。中共甩掉了“反参拜”的外交包袱，显示出了对日外交中难得的务实一面。而安倍通过访华稳定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实现了对华外交由感性的“友好”到直面问题的理性“正常”状态的顺利转换。
以“反参拜”21年未果为特征的失败，使得“反参拜”在中共眼中已经失去了作为外交武器的价值。由此，我相信“反参拜”不会再直接出现在外交舞台，即使是再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情况发生也是如此！安倍访华为开端的中日关系现状将会维持下去！
但是，正像上面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样，“反参拜”之于中共仍然具有在内政上的利用价值。例如，用以渲染“外患”，激起“民族主义”以转移内部危机。不过，中共将会把对“反参拜”的操纵层次隐藏在民间或者学界。
“反参拜”问题的最终解决，只能是在中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的时候。因为，只有民主制度才可以彻底解决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危机。也只有在民主制度之下，“反参拜”的政治利用价值才能彻底消失。那时，中国人民就会在信息多元的新闻自由环境中，自然地完成权利意识的觉醒；自然地认识到中国的所谓现代文明相对于世界文明的主流，早已经退化为一条粗俗，纤细，曲折的，已经被世界文明的主流边缘化的行将干涸的小溪；自然地认识到世界已经发展到“有限让渡主权”为特征的，以“国际规则”约束政治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历史阶段。联合国，WTO，核不扩散条约，京都议定书等等不断增加和增强的“规则”正越来越深地左右原来属于传统主权范围的政治经济生活；自然地认识到中国正在被“国际规则”化的潮流裹挟着踉跄前行。
对于中国，历史并没有如马列主义所预言的“螺旋式上升”而是又让中国人回到了茫然四顾的晚清时期！也就自然地以更大的自觉关注自身的命运，对中国的所有问题包括“参拜”在内就会在一个全新的视野中重新认识和定位。总之，人民就不再被愚弄，“反参拜”本身就会回归其本来的意义，解决它就不是十分困难的了。
在这个基础上，双方才有可能达成对有关历史事实，历史判断，传统文化方面的共识，实现对“参拜”问题的理性研究和讨论，最终解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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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06/11/27于茨城县“东日本入国管理中心”(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