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2）

六、捕杀韩复矩

　　

　　　　实际上，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年的这十年是我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华民国短短的历史上发展比较稳定的十年，国民党称这十年为“黄金的十年”。是不是“黄金”姑且不论，但当时中国确实出现了比较好的势头，表现在：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中原大战结束和东北易帜实现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而且在中央政府不断“削藩”的政策下，统一日益巩固；在西方大萧条的情况下经济仍然取得了很大发展，工、农业产值均在一九三六年达到最高峰；钱塘江大桥等一批重点建设项目相继竣工；随着新生活运动的开展，渐渐地革除了一些封建陋习，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等等。

　　　　然而，这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打断了。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装备低劣、指挥不力的国民政府军队在日寇的进攻下节节败退。一九三七年底，冯玉祥旧部、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矩为了保存实力，竟然拒绝执行军事命令，在日寇进攻下不战而退，把山东拱手让给了日本人，从而使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原腹地完全暴露于日寇炮口下，也使河南境内的几十万国民政府军队陷入被日寇合围的困境。

　　　　蒋介石对韩复矩的表现本来就甚为震怒，此时，又得到特务密报的两个足以置韩于死地的消息：一是说韩与日寇秘密谈判，企图“独立”，出任汉奸政权主席；二是韩与另一军阀（【注】这个军阀的名字父亲回忆不起来了，我查找了相关资料以后，推测这个军阀应当是石友三）密谋，打算拥兵反蒋。于是，蒋决心解决韩复矩的“汉奸”问题。一九三八年初，蒋介石抵达开封，在河南省政府内召开军事会议，会前做了精密布置，诱捕了韩复矩，不久又将其拉到汉口处决。祖父与韩复矩虽同属冯玉祥旧部，但对韩这种只顾保存实力、不顾民族大义的做法也甚为不齿。

　　　　不过，捕杀韩复矩的打算也不是祖父这一级的官员事先所能知晓的，在逮捕韩复矩前他他奉命部署当时开封城内的所有治安力量，但人家不告诉他为什么，凭直觉祖父知道将会有件大事发生，但没想到要解决韩复矩。据祖母回忆，那阵子祖父一连好多天彻夜不归，偶尔回来也是神情严肃。逮捕韩复矩当晚，祖父回到家来才小声对祖母说：“韩复矩被老蒋抓起来啦，看样子要被毙掉……”祖母闻听后忙问为什么，祖父这才把他听说的韩复矩密谋拥兵反蒋的内幕说出来。那位与韩复矩勾结的石友三也没落到什么好果子，于一九四○年被蒋介石派人给勒死了。

　　　　在捕杀韩复矩的过程中，当时主管治安的祖父也深深卷入了整个事件的谋划与准备工作。他的任务主要是：第一，配合卫队负责蒋的安全，当时局面混乱，当地保不准有日本特务，万一出了什么差错，那就脑袋就保不住了；第二，配合蒋介石的卫队解决韩复矩的私人精锐卫队——手枪旅。韩复矩的手枪旅是一支训练有素、身手不凡的队伍，韩来开封开会时，带了整整两个车厢的手枪旅队伍。但火车一进开封车站，就有军官上车来宣布，见蒋总司令有令，各将领的卫队一律留驻城外。韩没有料到他与日本人秘密勾结的消息已被蒋获悉，一时疏忽大意，在蒋介石的军官们的劝告下单枪匹马进城，结果自投罗网。韩复矩走后不久，群龙无首的手枪旅就被缴械了。

　　

七、花园口决堤

　　

　　　　山东陷落后，开封岌岌可危，河南省政府随即西迁，经郑州迁往洛阳。在此前后，国民政府在徐州一带与日本军队进行了一次会战，虽然取得了台儿庄大捷，但整体来说，国民政府军队处于来自江苏、山东两个方向的日军南北夹击的不利局面。国民政府军队与日军激战数月，早已筋疲力尽，只有放弃徐州，退回到豫东、皖北休整。特别是一九三八年五月，日军一部从黄河北岸偷渡黄河成功，之后沿陇海铁路迅速西进，于六月初攻陷开封，接着跟踪西进，抵达距离郑州不足百里的地方。郑州是陇海、平汉铁路的交汇处，北扼黄河天险，郑州一失，不但阻断各个战区间的铁路交通，而且将会导致西安、武汉无险可守的严重局面。而此时在河南境内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多为徐州战场撤下的疲兵，尚未得到休整，已无力再战。为了阻止日军侵犯中原，国民政府在郑州花园口决开黄河大堤。

　　　　单从军事层面来讲，决开黄河大堤是具有一定作用的：首先，它形成了新的黄河河道，形成了新的天险，从而阻止了日军的西进，使得中原地区又多守了六年而没有沦陷，保证了大后方的安全；第二，使得日寇迟迟不能打通“大陆交通线”，迟滞了日军军事调动和战略物资运输；第三，以水代兵，直接消灭了日军精锐部队万余。然而，从政治角度出发，当时战局混乱，国民政府为了取得“洪水滔天”的奇效，对老百姓严格封锁消息。等到洪水来临，百姓躲之不及，造成了八十九万人死亡的惨祸，这无疑是抗战史上非常沉痛的一笔。

　　　　然而，我并不同意以往我国解放后一些历史书所言决开花园口大堤是“蒋介石为了逃命”、“丧心病狂”等提法。因为，人们选择的时候并不总是能够在“好”与“坏”之间选择，而是往往在“坏”与“更坏”之间选择。是中原沦陷、既而导致整个大后方沦陷、中国被亡国，还是炸开花园口保住中原两个糟糕的选择之间，只有“两害取其轻”。其时，中原附近的国民政府军队均已无力再战，其他战场上的国民政府军队驰援已力不能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还相当弱小，不足以抵抗整个日寇的进攻。因此，在这种局面下，“以水代兵”是唯一现实的选择。至于说蒋介石“逃命”，则更是站不住脚的，不用炸花园口，蒋介石什么时候都可以“逃命”，大不了在英美成立个流亡政府。如果说花园口决堤这个责任要由谁来负，那就应该由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侵略者来负，没有他们发动的十恶不赦的侵略战争，什么都不会发生。

　　

八、中原大饥荒

　　

　　　　我的父亲出生于一九三五年，抗战初期尚不记事。父亲记得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的中原大饥荒。一九四二年，处于抗日前线的河南在不断遭到战祸的同时，还遭到接连几场巨大的自然灾害。先是几个月滴雨未下，再就是漫天的蝗虫。那时的蝗虫个头非常大，如同大人的中指那么粗。蝗虫飞来时，老远就听到“嗡嗡”的声音，接着就是遮天蔽日，落在树上把树枝都压弯了。等蝗虫飞走，树叶被蚕食殆尽，光秃秃的如同死树。旱灾和蝗虫使得河南中部、南部一带赤地千里，大部分庄稼绝收。根据后来的资料，大约有三百万人被饿死，占当时河南人口的十分之一。

　　　　我的父亲那一年七岁，已经记事了。那一段时间，每天只要一出家门，他总是能看到街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十个很多饿死的人。每天都有人推着独轮车，把这些皮包骨头的死者扛上车，跟落柴火一样码起来，再拉到城外什么地方去。满街都是乞丐和掠食者，今天还是个活人，明天就可能成为饿殍，被人扛上独轮车埋了。饥荒虽重，但街上该卖什么还卖什么，照样繁华景象。一天，我父亲看见一个老太婆刚买了一个烧饼，正准备吃时，一个十四五岁、蓬头垢面的男孩突然从后面跑去抢走了老太婆手中的烧饼，一边跑，一边大口大口吃，还往烧饼上吐唾沫。老太婆见自己的烧饼被抢走，跟在后面撵了几步，无奈小脚跑不快，追不上了，于是号啕大哭起来。

　　　　饥荒往往是人为造成的。当时，河南驻扎的是国民政府军汤恩伯部，党务、政务、军务、民生大权均集于汤恩伯之手，河南省政府有名无实。汤恩伯这个人，原本也算抗日名将，无奈他刚愎自用、贪婪冷酷。中原大饥荒时适逢汤部大搞扩军，除了抓丁拉夫，还通过吸收土匪、地主武装、杂牌部队、反正伪军等扩充势力。在此基础上，汤恩伯部一度发展至四个集团军、三十万官兵，基本上靠河南一个省支持。当时河南一半以上的地盘和人口已经沦陷，剩下的残山剩水却要供养三十万大军，老百姓自然苦不堪言。

　　　　然而，汤部这个“胖子”却是虚胖，部队素质良莠不齐。特别是杂牌部队和反正伪军，原本就擅长扰民，此时更打起“中央军”的大旗，抗日不力、搜刮有方。汤恩伯为了维持军饷，在大灾之年仍不顾百姓死活，大事征收所谓的“汤粮”，弄得百姓流离失所、人尽相食。当时有民谣一则：“河南四荒，水旱蝗汤”，其中的“汤”就是指汤恩伯。

　　　　此外，一九四二年河南灾情虽重，但排除战乱原因，假如当时国民政府高效廉洁、努力赈灾，那么饿死的人肯定会少很多。然而，虽然河南省政府多次向重庆方面汇报灾情，但上面无论如何就是不信。因为当时上上下下的吏治都非常腐败，下面的官僚经常谎报灾情骗取赈灾款项和物资中饱私囊。谎报得多了，上面也就把灾情汇报当成“狼来了”，不予理睬。不但不信，还不允许国内报刊予以报导。直到一九四三年河南饥荒的惨状被媒体披露后，救灾的物资、款项才陆续抵达。在此之前，军饷、捐税都没有任何减免。

　　　　在当时全世界都在关注斯大林格勒、阿拉曼和中途岛这些著名地名的背景下，中原大饥荒能够被世界知晓，全靠一个叫白修德美国人。白修德是美国《时代》杂志记者，他于一九四三年二月来到河南实地采访，饥荒地区人相食、卖儿女、饿殍满地的惨像让他感到万分震惊和心痛。白修德在披露上述消息的同时，也通过各种途径见到蒋介石向他面呈河南灾情。蒋介石这才下达了赈灾的命令，但还是迁怒于那些为白修德发电报的洛阳电报局官员，把他们给枪毙了。

　　　　到了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的行政体系早已是糜烂不堪。即使蒋介石下令救灾，各级官员仍旧借救灾之名敛聚钱财，效率也十分低下。救活人命最需要的物资就是粮食，但发放得又少又慢；而同时，却又运来大批不能吃、不能穿的纸币。即便是这批纸币，在发放时还要扣除所欠捐税，最后落到灾民手中的所剩无几。

　　　　河南省饥荒从一九四二年持续到一九四三年年底。到了一九四四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时，为了收买人心，日军大量散发军粮，救活了不少老百姓。而国民党汤恩伯的部队，则兵败如山倒，老百姓甚至有不少人甘当汉奸、为日本鬼子引路的。还有一些胆大的，甚至聚集起来解除国民党小股军队武装。后来有资料表明：当时河南有六分之一的中国军队是被中国老百姓自己消灭的，足见老百姓对“遭殃军”的极端痛恨。此后，国民党政权在解放战争中被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般消灭，正是应了“失民心者失天下”这句古训。

　　

九、颠沛流离

　　

　　　　一九四四年，在太平洋战场上已陷入山穷水尽的日军为了便于向南洋运送战略物资，也为了鼓舞士气，在豫、湘、桂战场发动了“大陆交通线”战役。是役，国民政府军惨败，大好河山被日军蹂躏，创下了在反法西斯同盟节节胜利之时丧师失地、一溃千里的奇迹。在河南，日军仅仅动用了六万军队，就把三十万国民党大军撵的东奔西窜。

　　　　抗战开始后，随着开封的沦陷，全家人先从开封撤到郑州（【注】当时旧称郑县），又从郑州撤到洛阳。当时河南省政府、战区司令部先设在洛阳，洛阳沦陷后迁往洛阳南边的鲁山县，鲁山城小，放不下如此多的人。因此，省政府官员的不少家眷都住在南阳、漯河等地。

　　　　祖母等人在南阳住时，祖父还随省政府在鲁山。当时恰好祖母的钱花完了，就让一直跟随着自己的表弟去鲁山找祖父要钱。祖母的这位表弟黑瘦矮小，但是头脑却很聪明。当时局势混乱，土匪老抬（【注】“老抬”是河南方言，指搞绑票的土匪）猖獗。祖母的表弟从鲁山祖父那里取了钱以后，想到路上不太平，于是开始乔装打扮一番：先是弄了辆独轮车，买了一车红薯；再把银元塞进红薯里面，一个红薯塞一颗；又弄了一身破衣服一穿，加上他本身其貌不扬，一看就不像体面人。就这样他推着一车红薯，路上不断遇见杂牌队、土匪老抬，都没有什么人对这车红薯感兴趣，最终平安到达南阳家里。祖母见表弟回来，连忙问钱带回来没有？他此时还故意卖了个关子，说没有带来钱，只带来一车红薯。祖母一听没带来钱就埋怨道：“家里急等着钱用，你带红薯干什么？”表弟笑嘻嘻地回答道：“鲁山红薯好吃，买来尝尝。”看到祖母着急的神色，他就拿过一个红薯掰开，只听“当啷啷”一声，一块银元滚落到地上。这样把一车红薯挨个掰开，地上便有了一堆银元。祖母见状大喜，直夸表弟聪明。

　　　　祖母这个人虽是穷人出身，但来到富家以后竟比一般的富家人还要奢侈。此时她见到几百块大洋够一阵子花了，就吩咐表弟说：“那就把红薯扔了吧。”表弟一听，连忙说：“使不得，使不得，这么好的一车红薯扔了，要是给老抬知道了，那不是往家里招贼吗？”祖母一听，也觉得有理，就把那一车红薯留了下来，于是家里吃了好长一段时间红薯。

　　　　后来南阳一度吃紧，祖母又带着子女逃到漯河暂住了一段时间。当时漯河只是一个大镇，归郾城县管辖。郾城县在历史上曾是“岳家军”的驻地，当地老百姓痛恨陷害岳飞的秦桧夫妇。当时在城门口还有一对铁质秦桧夫妇的跪像供人唾骂，那像是空心的，每年到灯节闹社火时老百姓就往里面塞满火药点着，然后“轰”的一声，遗臭万年的秦桧夫妇便“七窍生烟”了，也算是郾城民间社火的一景。当时虽是抗战时期，但战火没烧到这里来时，老百姓过年该怎么过就怎么过。那对秦桧夫妇跪像一直到解放初期还在，后来就不见了，听当地老乡讲是“大炼钢铁”的时候当原料给炼了。

　　　　祖母他们在漯河时，经常有日本飞机来轰炸。那时日本飞机多是双翅膀的，机身上还涂了迷彩色。老百姓不懂迷彩色的意义，一见到那种飞机就喊：“小日本的花飞机来了！”那时漯河城内经常响起空袭警报声，在警报器旁边还有一根很高的旗杆，报警的人就根据日本飞机数量多少升起不同的灯笼。白色灯笼代表一架侦察机，这时老百姓就不用做准备；黑色则代表有一架轰炸机；黄色代表有三四架轰炸机，这时老百姓就要躲了；红色则代表有六七架轰炸机；最高警戒是绿色灯笼，代表有十架以上的轰炸机群，这时老百姓就乱作一团，争相逃命。

　　　　一九四三年正月初二，日本人得到情报说蒋介石正在漯河的铁路澡堂洗澡，就派出大批飞机集中轰炸火车站和铁路澡堂一带。日本飞机狂轰滥炸时，祖母就带着父亲他们往城外跑，到了一个意大利传教士开的天主教堂附近。那个天主教堂尖顶上悬挂着意大利国旗，当时意大利是日本的法西斯盟友，故日本飞机不炸天主堂，祖母他们得以幸免。祖父的一个姓张的部下当时任漯河镇警察监察职务，他为躲避日机轰炸跑一条壕沟里。随着一声炸弹爆炸的巨响，一条血淋淋的女人残腿不偏不倚地砸到张监察的面前，那长筒袜里面还塞着一些纸币。那时人们做事情大都凭良心，这次轰炸结束之后，张监察用长筒袜中的那些钱为那个不幸的女人买了口棺材，雇了几个人挖了个坟把那条大腿给葬了，还请了一个和尚超度。轰炸结束后张监察对祖母说起当时的情景，尚惊魂未定，一边抚摩着胸口一边说：“哎呀，吓死人了，吓死人了，当时我趴在沟里，那条腿就直直砸到我眼跟前。”那一段时间日本人几乎天天来轰炸，人们没办法，只好每天一大早起来就带点干粮往城外跑，等到天黑了才敢回来。

　　　　等到日本飞机不来时，漯河城内就恢复了常态，戏园子照样开，买卖照样做。那时漯河是个小镇，戏园子也没有包厢什么的，离舞台最近的地方放几张八仙桌，就算是贵宾席。戏园子里面有很多卖花生瓜子的，见到有人坐到八仙桌旁就知道是有钱人，于是问都不问，就在桌子上铺上一些纸，在纸上抓一把花生，一把瓜子，一把糖果。当时并不收钱，等戏快散场了才来结账，从没有过不给钱的。戏园子还为每一位有坐票的观众提供一条热毛巾擦脸，拧热毛巾的人就站在戏台的斜后方，拧好后自己不送，而是扔给站在观众席前边的跑堂，几十条毛巾顺手一扔，对面的跑堂的双手接住，从来没出现过毛巾散架或者接不住的情形，也算是一个绝活。

　　　　漯河戏园子门口有一个卖糊辣汤的，姓王，当年四十多岁。他的糊辣汤做的色香味俱佳，份量又足，全漯河镇的老百姓都爱喝他的糊辣汤。老王是一个戏迷，经常与喝糊辣汤的票友谈论哪个戏子唱的好。老王性子倔，要是哪个票友跟他意见不一致，说他赞赏的那个戏子的坏话，老王就跟人家急眼，连糊辣汤也不卖给人家。人家说，我又不是不给你钱；老王就说：给钱我也不卖！

　　　　时值战乱年代，法度也宽严失当。一天夜里，一股土匪老抬手持武器来到漯河抢劫了一家店铺。当时正有一个警察在附近站岗，一看见土匪人多势众，吓得连头都不敢露。过后上面追查起来，竟然把这个警察给枪毙了。后来，上面又派了漯河警察局便衣侦缉队的队长去追查土匪去向，这位队长受命后还是不敢去，结果也被枪毙了。其实仔细想想，这两个警察实在是罪不该死。

　　　　到了一九四四年，日军兵临漯河城下之时，祖父派出一队警察来护送家眷撤退。当时漯河城里已经是一片混乱，老百姓争相出逃，一时间连载人驮物的车子都找不来。正在大家看着堆在地上的行李、细软发愁时，恰好有两个推着独轮车的农夫走到队伍边上。负责护送的警长一看，立马把二人抓来，指着问道：“这些货，拉到南阳去，每人给十块大洋！干不干？”当时十块大洋对农民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二人一听自然是高兴坏了。当然，两辆独轮车也不够用，众人就把不便于背的笨重行李装上独轮车，包裹细软就自己背着上路了。当时大伯已经十五六岁年纪，身上背了三四个包裹，压得他呲牙咧嘴。

　　　　刚出城走没多远，日本鬼子的飞机就来了。百十号人的队伍，在旷野里目标显得很大，于是鬼子的飞机在人们头顶转来转去。当时日本鬼子的飞机都是双翅膀的老式飞机，其中有几架飞得特别低，连机翼上的膏药旗都看得非常清楚。一行人慌忙四散卧倒，两个推独轮车的农夫也撒开把子就跑。边上的人还喊：“别把车把对着天上，看着像高射炮！”不过，鬼子的飞机在头顶盘旋了几圈后没有投弹，转身向漯河方向飞去，随后，就见到几颗炸弹投下，漯河城里有几处冒起了滚滚浓烟。

　　　　撤退的队伍继续前行到一个小集镇时天黑了下来，大家决定住一宿再走。正在吃饭时，饭馆的几个伙计议论著日本人的事情，被随着队伍一同撤离的一位姓方的太太听到了。这位方太太不知道是省政府哪位大员的太太，脑满肠肥，个子很矮，一脸横肉。方太太一听到伙计们提“日本人”，顿时吓得六神无主，高声吆喝起来：“坏了坏了！日本人就要来了！”等大家闹明白原委，一个伙计在父亲那一桌前小声地说：“哼，就是日本人真的来了，她这号人也不会有什么事。”结果，逗得全桌人哈哈大笑。

　　　　当时我父亲只有八九岁，正是招人喜欢的年纪，在途中年幼的父亲和那两个车伕混熟了。两个农民既淳朴、又风趣，总是喜欢逗父亲玩。又走了几天，来到舞阳县境内一个叫李家寨的地方。李家寨的寨主是祖父在警察学校的同学，此时已经得到了消息，早早迎候在寨门外，一行人都很高兴。

　　　　李家寨是个典型的封建大庄园，寨旁紧邻一条宽阔的河，外面还有城墙，家里还有数百名武装。这个庄园基本上是封建式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模式，粮食、肉蛋、布匹，以及其他一些基本生活用品都是自己寨里生产的。李家用的暖瓶特别有意思：在一把铜壶外面做个木桶围起来，木桶与铜壶之间用棉花套子填充，以此来保温。李家的少爷、小姐们，虽然平日里养尊处优，但居然都没见过白糖，吃的糖都是自家产的糖稀或者蜂蜜，听到我父亲说白糖竟然和雪一样白，个个稀罕得不得了，还问：“做成那样，那糖还甜不甜呀？”

　　　　在李家寨休息了一晚以后，第二天清早渡河。但是当时河里的船都被军队搜走了，还好找到两条渔民放鱼鹰用的划子，一趟载两三个人渡过了河。渡过河就算安全了，很快到了目的地南阳。此时两个车伕领了钱要回家，祖父一高兴，加了一倍钱让他们走了。二人千恩万谢，高高兴兴地去了。只是父亲此时跟他们已经建立了感情，哭着不让他们走。两人又哄了他半天，说等不打仗了就可以去找他们，但从此以后再也没见过面。

　　　　祖父在抗战期间大概是负责情报方面的工作，经常需要化装穿越敌占区。据当时祖父的一名卫士后来讲述，最危险一次是在从日据的某县城搜集情报出来的时候，险些被抓。当时二人装扮成客商模样，祖父手持一根中间掏空的竹枴杖，里面装的是文件，卫士则伪装成他的随从。二人顺利地通过了城门口日军关卡，正走到几十丈开外伪军关卡时，一辆马车从身后突然驶出。那马大概受惊了，速度极快。祖父慌忙躲避马车，手中的枴杖落在地上被马车的铁轮压过。竹枴杖从中间轧劈了，露出了里面文件的纸头。卫士见状，立刻用手紧紧攥住露出纸头的部分。幸亏当时伪军和日军的注意力都在那匹受惊的马身上，没注意拿枴杖的人，因此二人得以侥幸逃脱。

　　

十、顿老四

　　

　　　　一九四四年的日本鬼子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因而不再像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杀时那么凶相毕露、趾高气扬了。据没有跟着父亲一起撤退的熟人们讲：占领漯河当天夜里，日军进城时没有打扰老百姓，都露宿在大街上，很多老百姓是第二天早晨起来才知道日本人占领漯河的；日本兵向人问路、找房子借宿也都是点头哈腰，显得很有礼貌；还有一些鬼子士兵，竟然帮老百姓挑水、打扫院子。和害民扰民的汤恩伯部比较起来，此时日军的作风简直强到天上去了，也难怪会有那么多河南人愿意充当汉奸，跟鬼子合作。

　　　　祖父在抗战期间经常外出公干，在家的机会少而又少。祖母这个人喜欢繁华市面，在祖父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很不适应，又怀念起漯河来。这时，漯河虽然已经沦陷，但听说日本人在那里不但没有烧杀抢掠，而且还向饥民散发军粮，局势反而显得比较安定。于是，祖母又带着几个孩子回到漯河。不过，这次没有住到漯河城里，而是住到离漯河十七、八里的顿家庄。

　　　　顿家庄全村都姓顿，庄里最大的地主叫顿老四。顿老四当时大约二十七八岁，长的非常清秀，是个读书人，但没有在官场担任什么职务。顿老四这个人很有志向，非常爱国，自己掏钱办了一所学校，亲自担任教员；此外，顿老四还聘请了两位老先生，免费教学生读书。时值战乱，学校也没有条件分班，所有的学生都在一个班里，年龄不同的学生就看不同的教材，别的年级上课时其他年级的孩子们就自习。附近的村民无论贫富，只要哪家愿意让孩子上学的，顿老四都热烈欢迎。有些家长没有见识，对孩子读书三心二意，只想让孩子认两个字就辍学挣钱养家，顿老四就上门跟人家宣传读书的好处。我们家住在顿家庄期间，我父亲的几个兄弟姐妹都在顿老四的学校里念书。顿家庄虽处于沦陷区，但顿老四仍旧教学生们爱国操守，还自编了一首爱国歌《殛待国人奋臂起》给学生们唱。那首歌的歌词音调我父亲至今还记得：

　　

　　　　　　　　　　　　　　　　袖珍国，英吉利，开疆拓土千万里；

　　　　　　　　　　　　　　　　小日本，弹丸地，二十世纪尚崛起；

　　　　　　　　　　　　　　　　更何况我大中华，殛待国人奋臂起！

　　

　　　　顿老四每次在领学生唱这首歌时，感情激动，眼里总是闪烁着泪花。我父亲当时虽然只有十来岁，但也能够感觉得出来顿老四这个热血青年的爱国情操。六十年以后，当我父亲临终前在病床上向我讲起顿老四这一段往事时，一向很少流泪的他竟然禁不住双眼热泪长流。

　　　　当时顿老四的学校里还有两位受聘的先生，其中有一位也是顿家庄的，顿老四按照辈分称呼他为大伯。顿大伯五十多岁了，是个老式读书人，毛笔字写得特别好。当时纸缺，顿大伯为了节约纸张给孩子们练字，就发明了一种办法：先到河里挖一些胶泥砸成方块，写字时第一遍用毛笔蘸着胶泥写。胶泥颜色浅，用完后还可以再用墨汁写第二遍。顿大伯教学生写毛笔字时，总是摇头晃脑地说：“写会飞、凤、家，走遍天下人人夸。”当时还是用繁体字，飞、凤、家这三个字结构比较难把握，顿大伯的意思是等学生掌握了这几个字的结构，毛笔字也就练得差不多了。当时顿大伯批改作业，总是分“超、上、中、下”四个等级，我二姑小楷写的特别好，顿大伯批改作业时，觉得二姑的毛笔字已经好得没法批改了，就发明了一个新等级：“特”。

　　　　学校的另一位先生是外面请来的，姓常，当时也五十多岁了。常先生脸膛红红的，非常有民族气节。一次上课时，常先生挨个问学生们长大以后的志向。其中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学生，站起来说自己长大以后想 “当汉奸”。常先生一听，本来脸就红，此时更是气得变成紫色，找了一根棍子狠狠打那个想当汉奸的学生，连棍子都打折了。后来那个学生家长还跑来闹了一阵，又被常先生一顿臭骂。

　　　　顿家庄离漯河很近，所以日本兵也经常去。日本兵去的几次都是去要马料，当场把马喂完以后，道个谢就走了，没有祸害老百姓。有一些胆大的小孩就围上去看热闹，日本兵有时还掏出一些小饼干给孩子们吃。我父亲他们几个因为是国民政府官员子女，害怕离日本兵近了暴露身份惹祸，看到这种情况就躲得远远的。

　　　　日本人占领漯河以后，就轮到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了。国民党的飞机全是美国援助的，比日本人的双翅膀飞机先进的多：银白色单翼双引擎，有时还有四个引擎的。老百姓不懂，就叫这种飞机是“三头飞机”或“五头飞机”。日本人进漯河时已经是强弩之末，从来没有掌握过制空权。

十一、日本投降

　　

　　　　一九四五年八月，在经历了八年坚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终于盼来了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一天。当时，我的父亲随着祖母住在漯河，当地日本驻军投降仪式就在漯河一个操场内进行。那天已经投降的日本军队选出一部分参加投降仪式的军人，乘坐十多辆军用汽车来操场参加投降仪式。抵达后，日本兵在操场里列队，等待受降的国民政府代表。日本投降是一件大事，因此我的父亲和很多同学也列队参加了这个仪式。

　　　　国民政府方面派出的受降代表是一个将官，大约四、五十岁年纪，衣着鲜亮，还戴着一副雪白的手套。本来，接受日本侵略者的投降是一件相当荣耀的事情，但愣是被这个国民党将军办成了丢人事。当时这个将军本来也想在鬼子面前抖一抖威风，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来受降。大概是这位将军平时养尊处优惯了，四体不勤，骑着马刚一进场，马走的好好的也没有惊，他竟然莫名其妙地从马背上掉了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疼得呲牙咧嘴，再也起不来了。随从的士兵见状，连忙七手八脚地把他抬起来。

　　　　那些列队等待投降的日军降卒见到这种情景，虽然不敢放肆地哈哈大笑，但我父亲从眼神里看出他们对此充满了鄙夷和不屑。当然，武器还是要交的，于是日本军官们按着军衔高低，依次走到受降检阅台交出了指挥刀。而士兵就好办，把枪支成一个架子，挨个往上搁就是了；那些日本汽车兵则走下车来，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往车上一坐，就算接收了汽车。就这样，本来应当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投降仪式，就因为那个国民党受降代表的笨拙表演而丢人现眼地草草收场。

　　　　父亲的老家确山民风强悍，历来出强盗悍匪。父亲村子里有一位族兄国××，是个有意思的人物。日本人占领确山期间，他靠劫路为生，一天就在鬼子据点附近劫了一个生意人。那生意人跑到日本人那里告状，日本人派了两个骑马的宪兵来抓他。国××拿了财物正高高兴兴地往回走，听到后面马蹄响，还有日本人用生硬的汉语喊：“站住！” 国××扭头一看，知道坏了，撒开腿就跑。正在跑着，前面出现了一个大约一丈多宽、一丈多深的大沟。俗话说，兔子急了也要咬人，国××横下一条心纵身一跃，居然从沟上跳了过去。骑马的日本宪兵赶到时，那两匹马却怎么也跳不过去，于是国××算是拣回了一条命。后来，国××又故地重游，看着又宽又深的沟壑，怎么也不敢跳了。

　　　　一九四五年夏末日本投降以后的一天傍晚，确山县老家王岗村外开来一小队日军降卒，由于天晚了就在城外的瓜田中露宿。早晨起来时，忘记叫醒一个熟睡中的士兵就开拔走了。这士兵掉了队，直到被发现他的当地人用石头砸醒。士兵睁眼一看，发现四周已围满了愤怒的王岗村民，他立刻扔掉了手中的枪，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哭喊着。但围观者没有一个人听得懂他喊什么，也没有怜悯和饶恕他，而是继续用石块砸他，那士兵转眼间浑身是血，仍然磕头不止，直至被砸昏。我父亲的那位靠劫路为生的族兄国××，带了几个人走上前去，用一根绳子把他勒死了，然后拿走了他的那枝三八大盖步枪，扒下了他的衣服和鞋子，并把尸体扔到了地头的一个枯井中。据这位族兄国××后来说，那个士兵很年轻，身材矮小瘦弱，至死没有开一枪，一直在磕头、哭喊。

　　　　此外，父亲还听这位族兄讲了一件事。一列满载撤退日侨的闷罐列车在确山境内行驶时，因为铁轨被当地人扒掉而颠覆了。当活着的日侨浑身是血地从车厢里钻出来时，守侯多时的当地居民一涌而上抢劫财物，不分男女老幼都用石头或者棍棒砸死，现场脑浆四溢、哀号连连，实在是惨不忍睹。

　　　　对于这两件事情，在我记忆中父亲向我讲过多次，每一次他的表情都很沉重，我的心情也很沉痛。但是转念一想，这也许就叫报应——谁邀请这些鬼子士兵、侨民来中国的？是他们自己来的。日本帝国主义自甲午战争战争以来，每次侵华都最积极，对同文同种的中国居民烧杀奸淫，掠夺了无数财富。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死伤三千五百万人，无数城市和村庄化为废墟！杀人者，必为人所杀。这两个悲剧性事件的始作俑者，正是侵略成性、血债累累的日本军国主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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