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对美国，我们不该忘恩负义(2)
【大纪元2月5日讯】嘉庆、道光、咸丰皇帝，继承乃祖之衣钵。他们竟数十年如一日，一直重复着乾隆皇帝强按着外国公使之头行三跪九拜之“礼”的传统动作。竟多次在谈判桌上，以放弃全部进口货物的关税为条件，来换取外国使节晋见皇帝时恭行三跪九叩之礼。并一再阻止外国使节亲递国书，以免“有辱圣躬，有关国体，断不可行”。幸亏外国使节坚持国家平等、人格尊严之气节，才使中国帝王的荒唐之举未能得逞。
西方各国面对其侨民在中国的悲惨处境，他们没有中国专制帝王那样的“铁石心肠”，也没有中国专制帝王那种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以满足自己虚荣心的嗜好，他们岂能坐视自己的国民被中国人大规模非法杀戮而不管？他们以保护其在中国的侨民的生命安全理由，以帮助中国平息暴乱为号召（虽然中国向八国宣战，但八国并未向中国宣战），迅速纠集了英、德、俄、美、日、法、意、奥“八国联军”。于是，这支以日、俄部队为主力的八国联军，于1900年6月开始进兵中国。他们一路克大沽，占天津。到8月份，俄、日联军又攻占了北京。
平日里耀武扬威的庚子拳民，在此关键时刻，却纷纷作鸟兽散，一个个逃得无影无踪。反而是那些被“义和团”指目为里通外国的“二毛子”和“三毛子”的不少士大夫，他们率领手持大刀长矛的临时“军人”，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捍卫皇家领土和北京皇城。为“国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可怜溃兵败匪，挤做一糟，百姓不堪骚扰，反眼巴巴的专望洋兵。洋兵到一处，顺民旗帜高悬一处。百姓虽乏爱国心，然非权奸激变，亦决不至此”（引自蔡东藩着《清史演义》）。
“日本兵先从东直门攻入，占领北城，各国兵亦随进京城。城内居民，纷纷逃窜。土匪趁势劫掠，典当数百家，一时俱尽。这北城先经日兵占据，严守规律，禁止骚扰。居民叨他庇护，大日本顺民旗，遍悬门外。可为一叹。各国兵不免搜掠，却没有淫杀等情，比较乱兵拳匪，不啻天渊。紫禁城也亏日兵保护，宫中妃嫔，仍得安然无恙……”（引自蔡东藩着《清史演义》）。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当时英、德、俄、日、法、意、奥七国曾要求：应将这个“未开化、恐怖、野蛮、血腥、暴虐”的国家裂土而分之。特别是日、俄两国，更是充当了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的急先锋。名义上是以庆亲王奕劻为主帅，实际上是以李鸿章为中坚的满清政府的谈判代表，虽经多方斡旋和旷日持久的据理力争，但他们面对的是：“强兵据京、领土将被割、主权将尽失”的困难局面，他们能有多少筹码来讨价论价呢？他们除了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外，又能有多少作为呢？他们真是“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只好忍辱负重地“打掉门牙往肚里吞”。
在此关键时刻，是美国政府率先发表声明，给予中国谈判代表争取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坚决的支持。旗帜鲜明地反对将这个“恐怖、野蛮、血腥、暴虐的国家”裂土而分之。其它七国在美国义正词严的坚持下，也不好不顾国际公法，明目张胆地将中国领土瓜分。遂顺水推舟地赞成了美国的主张，从而保证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中国人应当记住约翰．海(1898-1905)这个名字。这位美国当时的国务卿曾经在1861年到1865年之间做过为解放黑奴而献身的林肯总统的私人秘书。他显然继承了林肯的民主信念和平等精神，并据此制定了平等互利，保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门户开放政策，成为这项政策最初的掌门人。由于他和以他为代表的美国政府的努力，不仅使美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成为中国关税自主的后盾，在联军入侵中国时成为保证中国领土完整的后盾，而且，在辛丑谈判期间，在列强平息义和团暴乱后共同商议对华索赔的半年多时间里，这个美国大胡子在自己所剩无多的生命岁月里，为遏制列强巧取豪夺疯狂索款而竭尽全力”。（北明《庚子赔款中的美国》。
战后中国与各国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向各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相当于满清政府五年岁入的总和。当时中国的人口是四亿五千万人，正好每个中国人头上滩到一两白银。谈判过程中，联军统率瓦德西将军，是否持中国赔银一人一两的原则，以示对满清皇朝的羞辱？笔者尚未见确实记录，留待以后考证）。分三十九年偿付，本息合计九亿八千万两。巨额的战争赔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雪上加霜的深重的苦难，使中国的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再加上清政府的户部银库五百万两存银被日军洗劫一空，清政府已濒于财政破产的边缘。
面对此况，当年美国驻中国的大使明恩溥先生，回国积极向美国国会游说活动，多次向众、参两院的议员们公开演讲：要求美国政府帮助中国从愚昧野蛮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中国尽快融入文明世界的大家庭之中。而要使中国告别愚昧野蛮，就必须帮助中国培育人才。于是美国政府通过了明恩溥先生的提案，遂与中国政府交章协议，将美国所获的战争赔款全数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美国政府先用此款筹建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图书馆，然后将剩余的大部分款项，专门用于培养中国的留美学生，名之为“庚款留学生”。胡适、梁实秋、冰心等人，就是用此款培养的中国留美学生的代表。
嗣后，美国宗教界和慈善团体来华开办医院、学校、福利院等教育和慈善机构。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红十字会等，为中国教育和慈善事业的贡献尤为显着。
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美国宗教人士和慈善团体在中国开办大学达二十多所，如南京大学、复旦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就开办于此期。还开设了不少医疗机构，如协和医院、协和医学院等，还有遍及各地的“圣公会”等公益慈善机构，给予了中国人民无私的人道主义援助，帮助中国人民培养了大批人才。从辛亥革命元勋，到北伐主帅，再到中共的众多主脑，许多都出自这一时期的教育系统。
直至今日，如我父辈之髦耋老人们，仍念念不忘“到圣公会看病抓药不要钱”。
“解放”以后，官方意识形态长期将美国政府的此项义举指目为“文化奴役、文化侵略”。正如梁实秋先生所言，虽然是所谓的文化奴役和文化侵略，但也只有美国人民，才有此宽阔的胸襟，对中国人民施行如此宅心仁厚的“文化奴役、文化侵略”！
再看第二次，在抗日战争期间，是美国人民给予了中国人民最巨大最无私的援助，才使中国免于沦亡于日本的铁蹄之下。如果没有美国人民的巨大的支援，也许到今天，中国人民还在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而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
日本被西方列强敲开国门的时间，要比中国晚十几年。他们直到咸丰年间，才被西方列强光顾。他们原先也是一个幕府割据、积贫积弱、丧权辱国、列强交侵的国家。但他们在美国人伯利于1852年敲开国门以后，不是怨天尤人和一蹶不振。而是幡然醒悟，积极振作。
其“一代圣君”－－明治天皇，以其睿智开明而励志维新，大胆采用“拿来主义”开明战略，将产生现代科学技术的母体－－西方价值观（如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等）和社会制度（如国民教育制度、宪政制度等）拿来为其所用。而不是象中国那样，对西方价值观怀着深深的恐惧，因而采取了一种严厉拒斥的态度。中国洋务运动的宗旨，是顽固坚持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跛足改良路线。
中国的洋务运动的先驱者们，只知道购买坚船利炮，而对西方价值观和社会制度视为洪水猛兽。只知道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急功近利思维模式，而不知道富国强民之根本所在。只知道依样画葫芦“求末”（西方科技文化结晶之一个方面－－船坚炮利），而不知道改革腐朽的专制制度，解放思想、保障学术文化自由、保障民权等等，这才是国家强盛的根本之路。
如皇室宗亲、总理大臣奕诓，提出了“治国之道，在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治器为先”。中日两相比较，其高下智愚立判。
因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则以检拾西方的“制器之器”为最高目标，以富国强兵为终极追求。而不知保障民权，开发民智为何物。更不懂得“保障民权，才是开发国民的创造力的根本保障”这一内在逻辑。
以致德国首相俾斯麦见中、日两国留学生所学所求的截然不同，而预言之曰：“中国将在四、五十年后，被日本彻底打败”。甲午一战，“上邦大国”的满清王朝，竟被“蕞尔小国、倭奴之邦”的日本打得一败涂地，俾斯麦的预言被不幸言中。
但不幸的是，新兴之日本奉行了军国主义路线，滑入了一条称霸东亚、穷兵黩武的罪恶轨道。日本朝野上下久蓄吞并中国之野心，他们一再将魔爪伸向其师从之邦和胎胞之国的中国。
他们自甲午一战尝够了获割地、得赔款的甜头之后，于1931年大规模的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中国军民虽用血肉之躯与现代化武装的日本陆海空三军进行了殊死抵抗，也给予了日本法西斯以沉重打击，取得了诸如台儿庄、睢枣、昆仑关、宜昌恶战，三峡血拼，常德战役、三战长沙、独山等著名战役的大捷。
中国军民虽然在与日军的鏖战之中，付出了三百二十一万官兵的代价，无奈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政治制度等诸多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对方。中国之广大国土相继在战争中沦陷。
到三十年代末，中国沿海港口相继被日军侵占，仅西南、西北等省和远离长江航道的中原地区，因中国军队的拚死抵抗未被日军侵占。
中国的抗战，迭经如此巨变，中国军民处于异常艰难困苦的危险时刻。中国政府的生死存亡，几乎系于一念之间。在此生死存亡的极度困难时刻，是美国人民给予了中国最巨大最无私的支援。首先是美国政府为了打击日本法西斯发起了太平洋战役。此战役虽然是美国消灭日本海军有生力量和报其珍珠港一箭之仇的单方面的军事行动，但在客观上牵制、吸引和消灭了日军的大量兵力，减轻了中国军民的军事压力。
美国政府会同盟国一方面在欧洲和太平洋两个战场上给予了德、日、意法西斯以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给予了中国最直接最巨大的军事援助。
其一是陈纳德将军组建援华志愿航空队，中国人民将其称之为“飞虎队”是也。飞虎队员们平日里在云桂、川黔、湘西等驻地佻浪顽皮，可他们一上蓝天就如猛虎之出山，给予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飞虎队从组建到嗣后归并为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200多天时间里，竟以30架老式飞机的代价，击落日军性能优异的战机297架。奇迹般的创造了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辉煌的战果的奇迹。涌现了许多抗日英雄。正如余杰先生在《曾经与我们一起战斗的美国士兵》一文所说：“我们记住了白求恩，我们同样应当记住陈纳德、约翰-布莱克本、福克斯、佩塔奇和汉克斯们的名字。”
嗣后十四航空队又以500架飞机的代价击落日机2600多架，令日本空军闻之胆裂心寒。
中国的老太太们，常常满怀慈爱的面容看着这些身披“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保护”徽标的生龙活虎、佻浪顽皮的身影，就像看着自己淘气而顽皮的孩子一样。而陈纳德将军和飞虎队员们，更是受到了抗日军民的衷心爱戴，受到了朴实无华的中国军民对外国元首都不曾有过的最高礼遇。
时任《中央日报》记者的陈香梅女士，以她美丽纯洁的豆蔻年华，衷心倾慕和追求抗日英雄陈纳德将军，与之结为异国伉俪。而“飞虎队”这一称谓，也是朴实无华的中国农民给他们取的呢称，他们就干脆以“飞虎”作为他们引以自豪的队徽。
中国人民的八年艰苦抗战（实为十四年），飞虎队和第十四航空队的官兵，为中国抗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重庆的南山镇，部分美军阵亡官兵－－240多名美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就埋骨青山绿水之间。
可是“解放”后，重庆南山镇长房子村被当地百姓称作“空军坟”烈士陵园，不知何时被挖掘一空。只剩下了一排排长满荒草的240多个空穴。
号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中国人啊，你为何如此忘恩负义？你将如何面对身在大洋彼岸的烈士的亲人？
近年重庆市政府拆资重修“飞虎队”和十四航空队烈士陵园，此虽为亡羊补牢、知错能改之善举，但抗日烈士尸骨无存的现实，怎能使烈士们的亲人们心平气顺？又使他们怎样看待我们这些亡恩负义的中国人？这也令有良心的中国人为之羞愧。
其二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抗战的物资支援。
在日军攻占东南亚之前，中国有三条通道与外界进行联系：其一是途径越南海防港到广西或云南的东南线，其二是途径缅甸到云南的西南线，其三途径苏俄到新疆甘肃的西北线。
战争初期，中国军民独自承受着日本法西斯的强大军事压力，几乎是孤军浴血鏖战。中国军队在日军强大兵力的压迫下，只好以广大的国土与敌周旋和血战，以实现蒋先生“以空间来争取时间”总体战略，从而进行长期抗战……
直至日军陆续攻占了东南亚各国和香港。遂使东南、西南运输线被相继切断。剩下的西北线也因关山重重、路途遥远而使运输十分困难。苏联虽然在中国抗战的初期卖给中国大量军火，对中国抗战事业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但其自日、苏张鼓峰和诺门坎军事冲突后，苏联迫于德军在西线的战争威胁，在与日本签订了出卖中国利益的《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后，就停止了对中国军事援助。
就在中国对外联系的最重要的通道－－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中国军民的抗战事业陷入了异常的艰难困苦之中。面对中国军民的困苦艰难，美国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开辟了号称死亡之路的“驼峰航线”，给予了中国军民最巨大最无私的支援。
由于该航线必经之地－－缅北、滇西被日军占领，飞机只能绕道北走翻越喜玛拉亚山脉的航线。由于受当时飞机性能的限制，飞机无法飞越空气稀薄喜玛拉亚山脉，只能在高山峡谷间穿梭而行。加上当地变幻莫测的高原气候，复杂多变的山地气旋，其运输条件之险恶和艰苦难以想像。
当年，每输进一吨战略物质就需消耗六吨航空油料。而每天飞行在这条气候恶劣和航线曲折的飞机有上百架次。在三年零五个月的时间里，有70多万吨战略物质从印度的加尔各答空运到昆明，然后转运到各抗日战场。在这场艰苦卓绝的四十一个月的“空中输血”过程中，有1579名飞行员牺牲在这条航线上，有469架飞机坠毁在高山峡谷之间，平均每月牺牲飞行员39名和损失飞机11架。
同胞们，请扪着自己的良心想一想：看着前面就是死亡，在三年零五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义无反顾地飞行在这条危险的航线上。这需要多大的国际信念和人类道义的支持？
*未完待续*(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