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互动】中国百姓为何声援杨佳杀警？(3)
【大纪元10月23日讯】（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中国百姓为何声援杨佳杀警？”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提问或者发表意见。热线号码是646-519-2879。您也可以通过Skype和我们互动，Skype的地址是RDHD2008。那刚才中国这位朋友他的问题是，你在中国维权的话，结果很多还是被政府镇压了。中国百姓如何能通过正常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章天亮：这里边其实有一个问题，就说杨佳杀警的过程，之前他做过很多寻求公正的努力，比如他通过信访的方式或直接跟警察谈的方式，希望警察能够对伤害做出赔偿，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寻求公正的过程。
社会和人一样，我们人有免疫系统，其实这个社会也有它的一套免疫系统，怎么让这个社会不出现暴行，就是靠社会免疫系统来实现的。这个社会免疫系统 是什么呢？在普通的国家来讲，“舆论”是个非常大的免疫系统，也就是媒体的监督。因为当一件恶行曝光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会让这个行恶者无地自容──“千夫所指”，这样的话很多人会惧怕这种道德的压力，不敢去行恶，那么这个时候社会的公正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杨佳本人是想这么做的，杨佳有一个细节，他在杀警之前买了1万个信封、买了1万张邮票，他想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信，寄给1万家媒体，希望媒体能够公布他个人的经历，然后寻求舆论的公正，事实上他是在寻求社会免疫力。但是这种行为他并没有付诸实施，为什么呢？杨佳自己说他觉得是没什么用的。
因为中国的媒体实际上是中共的喉舌、是官方的喉舌，而中共的警察是官方的爪牙，它们两个是一伙的，所以这个事情杨佳在做之前就放弃了，他说这是没有用的，也就是说媒体舆论监督这种免疫系统在中国是失效的。
第二个免疫系统就是司法。如果一个社会能够有独立的司法，当老百姓遇到不公的时候，需要一个独立的司法帮他寻求公正，在美国司法叫justice，实际上就是一个寻求公正的系统。杨佳在这次二审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些警察之所以敢作恶，就是因为背后有你们”，他就指着那些法院的法官说。因为他发现中国的司法并不公正，根本就不可能帮他寻求正义。
司法公正跟媒体一样是社会的免疫力，当这个两个东西都没有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免疫力的丧失，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想恢复公正就没有可能了。这时候怎么办？杨佳想，既然这个社会不能恢复公正，我自己来恢复公正，这是他杀警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我们看到什么问题呢？如果我们想更好的维权的话，我们必需要开放舆论、必需有一个独立的司法。当然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只要共产党在一天，它是绝不敢开放舆论、绝不敢让司法独立的。
当年赵紫阳就是因为想解散政法委，政法委是凌驾在公检法司之上的，它是统一指挥的，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赵紫阳当时因为要做这个事情而得罪了中共，这是他89年下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想很多人想维权的话，共产党在一天的话，你们的权利是维护不了的。
那么有没有比杨佳更好的维权方式？做为我们来讲，我是不赞成暴力的。如果能够有一种和平的方式可解体共产党的话，其实它也就是社会公正恢复的过程，所以我们现在号召大家退党就是这样一个原因。
主持人：那我们再问一下在线上的郭泉先生，郭先生，我们知道在这个案件中有一个事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杨佳杀警的动机，关键的是他为什么要杀警察？之前发生了警察殴打他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他的母亲作为一个重要证人缺席的情况下，在那些目睹事件的警察等等重要的证人缺席的情况下，这样的判决您觉得是不是可以成立，它是不是一个合法的判决呢？
郭泉：不是这样的。由于我以前也做过刑事法官，一般情况下，所谓的案件发生之后，有一样东西是法官必需要认真去调查的，就是作案的动机。当时这个杨佳事件发生之后，我们立即判断他可能会是精神病患者，因为只有这样的情况，他才会做出很极端的行为。
但是非常有趣的是，他的律师在没几个小时之后，当场就讲他没有精神病。那么没有精神病，马上就有一个问题出来了，他如果不是因为精神病，那么很显然就要有一个具体的犯罪动机，他是一个正常人必需有一个动机。那么这个动机往前推，我们做为案外的人关心朋友，就往前推，推到他母亲身上。他母亲在之前有长达8年的案子，这个案子从基层法院一直到最高法院都没有解决，杨佳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他很爱他的母亲，他父亲和母亲离婚了，他一直是跟着他母亲，他一生都热爱他母亲的。所以他这次在杀警过程中，凡是看到女警官都绕过去了，没有对女性警官做出攻击。那么也就是说他母亲的事情是让他做出这个行为的一个重要的动机。
但现在所有的媒体、所有中共的喉舌都把这个事情去掉了，只讲他自行车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要让他母亲失去踪音的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之外杨佳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在山西旅游的时候被中共殴打过，打坏过牙齿，然后还有其他伤害。也就是说整个事情不是因为一个自行车造成的。
刚才那个律师讲得非常好，说杨佳其实有很多善良的想法，他想要向媒体投诉，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信访等等来解决，但是根本解决不了，最终他觉醒到只有用自己心中的法律来对抗这个残暴的法律才能解决问题，哪怕解决不掉，但是我要为我自己寻求一个解脱，一种心理解脱。
所以说这个事情的根本原因还是独裁造成的，就因为没有一个可以为老百姓说话的法律，如果有这个法律、有这个渠道，那么也不可能酿出这种极端的行为。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共在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他的母亲其实是一个重要的证人，证明什么呢，证明她的儿子在这十几年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转变。
这是当年我们在做法官的时候都要调查的，任何一个人犯罪啊什么的，我们都要看他的思想是怎么演变的、是什么过程。中共也曾强调这种犯罪人的思维、思想的变化，然而在这个案件当中，它却让他的母亲消失了。
那么我们现在看他母亲消失的原因，我认为有三种，第一就是刚刚有一个朋友讲过的，中共把她杀掉了，这是一种。第二个是他的母亲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忍受她儿子做这个事情，自杀了。那么第三种原因就是，中共不想让她出现任何声音，所以把她关起来了。就这三种情况。
然而无论这三种情况是什么，都应该…假设他母亲是自杀的话呢，应该公布；如果是他杀的话，那么就是犯罪，那是中共犯罪；如果是非法拘禁的话，那也是犯罪。所以说中共在这里面是难辞其咎的。
这个案子二审裁判出来，那也只能把杨佳给杀掉，但是这个历史是无法改变的，这里面发生的很多事情，在若干年之后都会被找出来的，也就是说，中共犯的所有的“恶”都跑不掉的。
主持人：好，谢谢郭先生，那我们还有观众朋友在线上。我们先接一下加拿大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您请讲。
加拿大女士：你好，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从国内来的，我经历了很多这种公安打人的事件，你知道吧。曾经我和我哥在大陆被警察打过，那些保安啊，打了之后，好像当时就一了了之，没有人管，后来我跑到公安局、跑到信访办去告，告了之后没有任何的赔偿，那些医药费没赔偿，最后就是把那个保安炒掉了。
又有一次在北京，我们参加一个展览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参展的公司嘛，就给了一些门票给我们，我们看到那个门票用不完，所以就去大门口送给人家，然后这些警察又把我们抓起来了。把我人抓到他们办公室以后，把我整个包翻了一遍，我包中有两包传真纸，最后我去拿的时候，把我的传真纸拿走一半，我觉得这根本不是警察的风度。在我印象中，我觉得国内的警察简直是土匪，根本就没有什么素质，因为他们太缺乏这种修养，跟国外来比的话那根本没得比。
我还有很多身边的朋友，我的亲人啊，我的一些朋友们…在国内现在打麻将是很流行的，大家都打麻将，这些派出所的人把人抓到派出所，关了两天两夜，问他们怎么处理，他们说你给3千块钱就放人，真的给他钱马上就放人了。国内就是这种，老百姓根本没有权利说话，你知道吗？没有能力翻身的话，只能受这种压迫。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很讨厌回中国，我待在那边也不喜欢，我觉得没有自由、没有人权。好啦，我说到这里，谢谢。
主持人：谢谢您。那我们现在再接一下台湾丁先生的电话，丁先生请讲。
丁先生：喂，安娜主播好，章天亮博士好，李天笑博士好还有叶宁律师好，还有南京的郭泉先生好。对，这个消息我只看了大纪元时报，看了两行标题，我没有详细看，据我个人以前在台湾念书的经验，我猜想啊，我如果猜的不对请多指教。
为何民众帮杨佳不帮中共？我根据台湾的教科书上讲，中共向来都喜欢欺负人，欺压善良。以前的不讲，就讲1949年、民国38年大陆沦陷了以后，三反五反、文革反右、红卫兵造反，乱杀人乱打菩萨，对不对？自然灾害实际上就是人为灾害，它们把自己造的人祸归于天灾，得罪老天爷，“举头三尺有神明”它们将来会没有报应吗？
你给它三分颜色，它开染房，不管在什么时代，改革开放只是对国际人士造成一种假相，让国际人士相信而已。你对它客气，它当福气啊，你对它的电台打call in，说它们不好，说美国好，国民党好，台湾好，自由世界好，它就把你切断，它们晓得我有的时候喜欢打电话跟它辩论，就故意把call in 时间放在我上班的时候，或者我没空打的时候，它们心胸很狭窄，很小气。
所以杨佳如果三生有幸能够活下来的话，那真是太好了，有办法的话，我们帮助他赶快到台湾来过有人道的好日子，否则一定要替他祷告啊，我才疏学浅，请各位多多指教，各位都是好人喔。好，谢谢！
主持人：好！谢谢丁先生。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中国百姓为何声援杨佳杀警？”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提问或发表意见，热线号码是646-519-2879，您也可以透过 skype 和我们连系：RDHD2008。
那么杨佳杀警案中呢，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杨佳是不是有精神病？在一审中，被鉴定他没有精神病。但是二审的律师提出一审的鉴定机构是没有资格的，那么他是不是精神病，对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接一下美国的精神科医师杨景端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精神病是怎么样的鉴定方法。
我们知道杨佳是没有精神病史的，他的家族也没有精神病史，那么像刚才郭泉先生所提到的，他母亲这样长期上访打官司，有很多遭遇，再加上他被警察殴打，这些有没有可能促成他得精神病呢？
杨景端：杨佳没有精神病，因为他从来没有一个精神疾病的历史，也没有精神疾病的症状。他所经历的迫害以及他对这个事情所做的反应，包括他先用一些比较和平理性的方式去寻求解决，到最后呢他是以暴抗暴，用这样的方式最后做出维护他个人权利的诉求。
从整个过程来看，他的行为、他的思维和他的情感，就他这个现实来讲，都是合情合理的，特别是他在事件发生之后的反应，包括他在法庭上的反应，都是非常合乎情理的，没有任何的精神疾病的症状或者行为。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在外面的一千多人都能对他的行为产生共鸣，可见他这个情感反应和行为反应呢，代表了很多很多人的意愿，也代表了很多人的情感，他做出了一个可能很多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这是一个情况。
那么二审律师提出他有精神病，我个人觉得这可能一方面也是为了保他吧，但是另一方面也就混淆了整件事情的是非曲折。因为杨佳这么做也是深思熟虑的，他也不是为了活命而做的，实际上是用他的命在抗争一个不合理的体制。所以我想这个结果呢，他也是有准备的。
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说，上海的司法鉴定中心，它就是专门做司法鉴定的，因此说它没有资格呢，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因为既然这个机构存在，那它一定是有这样的资格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想一审鉴定他没有精神病的话，我觉得这个鉴定很可能是可靠的。当然很多人说这很遗憾啦，因为他有精神病也许就不用负什么责任，可能会保下一条命。但是呢，我想从精神病学的角度上，有病就是有病，没病就是没病，我就说这么多。
主持人：好，谢谢杨大夫。那如果像杨大夫所说，他没有精神病，而且杨佳他自己也说过没有精神病，那些警察才有。那为什么在二审的时候，法官要拒绝他再去做一次精神病的验证呢？
叶宁：从刑事辩护律师的角度来说，特别是死刑案件的辩护，做为一个辩护律师，像谢有明律师这样的做法是绝对错误的。在死刑案件当中，做为一个刑事辩护律师，他首先必须要考虑他的当事人有没有精神病，因为有精神病这个问题，对他的当事人来说，是最大的保护。
也就是说，当这个被告被确认、司法鉴定有精神病的话，那么他是不负任何刑事责任的，不要说不判死刑，就是连徒期都不可以判。因为有精神病的人不能辩认自己的行为和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所以法律是不能对他进行制裁的，那么这是从职业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但是程序上也是有些问题，有程序正义的问题，司法鉴定的话，你如果有专门司法局的刑事中心指定的精神病医生的话，它肯定有偏向性的。所以在美国的司法当中，精神病医生一般是由双方共同来指定的，也就是说检方指定医生，辩方也要指定自己的医生，这样做出的精神病鉴定是比较客观，比较符合科学的根据，这也比较能够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但是我想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如果中国实行陪审团制度的话，你想想90%的老百姓站在杨佳这边，杨佳能被宣告有罪吗？12个陪审团员只要有一个人认为被告无罪，根据美国的法律、英美法系，这个审判就不能定罪，那么在杨佳这个案件当中，我想如果中国能够采用美国的大陪审团制度的话，那对杨佳的审判根本就没法进行。
主持人：嗯，那我们看到这次有很多民众来声援杨佳，但是他们被拒绝进入法庭去旁听，那对这个情况，您怎么看呢？而且就整个杨佳案来说，总体来说，您有什么样的评价？
李天笑：从整个杨佳案来看，主要就是民众对中共的不满，要反抗，大家认为杨佳替他们出了一口气，这是一个大趋势。
主持人：很抱歉，我们节目时间已到了，谢谢三位以及线上的郭泉先生和杨景端医生精彩的评论。各位观众朋友，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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