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龙：为富不仁的发生发展和登峰造极
【大纪元10月27日讯】为富不仁，典出《孟子.滕文公上》。可见，为富不仁，古已有之，不是新生事物。然而，透过三鹿蒙牛，透过三聚氰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愿承认，又不得不承认的，令人寒心的事实：为富不仁的现象越演越烈，已经又登上一个“新台阶”了。再回头看看，我们就会发现，为富不仁，在所谓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余年时间里，呈现的是直线上升、大踏步前进的态势，其发生、发展，竟至于登峰造极的过程，令我们感到悲哀，值得我们思考。
一，为富不仁的潘多拉魔盒是怎样打开的？
我的父亲还是一个挂名的中共党员。一点背景没有，一点小手脚也不曾使用过的父亲曾经当过秘书、保管、工厂书记、什么办的主任等。讨厌与“不三不四”的人勾勾扯扯，崇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父亲以此自慰，我也再清楚不过：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前或是之后，他都没有贪过公家或私人的不义之财。邓小平成为总设计师之后，为了力挽共产党政权，为了保住权贵们的既得利益，全然不顾共产党是靠着杀死了多少富贵之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公然发出了貌似合理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最高指示。
连自留地，连小商贩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的中国大陆人，被迫斗私批修，被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甚至被迫“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中国大陆人，只能清心寡欲，只配非礼勿听勿视的中国大陆人，在三十多年的高压统治之下，在朝三暮四的政策之下，犹如长期被关押在铁笼里的雀鸟那样，即使你将铁笼去掉了一根铁丝，雀鸟们也还不敢，甚至不愿意飞出铁笼。但是，那些道德品质相对差的那一部分人，尤其是那些泼皮无赖、胆大妄为之人，敢于坑蒙拐骗，敢于偷摸盗窃，甚至敢于提了大板斧探路抢劫的这一部分人，他们蠢蠢欲动了。他们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心领神会者，他们才是白猫黑猫捉住耗子就是好猫的身体力行者。毕竟，“响应”号召和政策的致富之路，安全多了。
于是乎，世纪之交我们目睹为富不仁之怪现状拉开了序幕。有财心无财胆的人一次次埋怨自己坐失良机：发这样的财也没有事，早知如此，哪里还轮得到那小子。
安贫乐道如我父亲之辈直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真是世事难料啊，五六十年代的那些贪污分子，社会上的打砸抢分子有用武之地了，他们都富起来了。他们成了能人，成了劳模，成了功臣，还成了这样委员，那样代表，我们这些兢兢业业的老黄牛，倒成了落后分子，无德无才的人了。
“老革命”们更是心里不平衡：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相声的锋芒，也曾经直指这一初级阶段的为富不仁现象：公安不敢抓，法院不敢判；要我还你一百万，这事一点也不难：你再贷给我一千万！
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说来说去还是个老话题:公平竞争下的发财，大家佩服；利用特权的暴敛，大家不服。
富当然不是罪恶，不应该有仇富心理，关键在于：怎样富，也即靠什么手段和方法富。
二，政治改革的停止，尤其是六四的发生，加速了为富不仁的发展。
即使是在1989年之前，政治改革的步伐，也是远远地跟不上经济改革的步伐的。人有两只脚，如果说，左脚代表经济改革的步伐的话，那么，右脚则代表政治改革的步伐。中共的所谓改革，实质上就是，左脚往前迈进，不仅从计划经济的模式迈进了市场经济的模式，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左脚伸直已经迈进了资本主义的模式。而右脚呢，一直跛足前行，一直拖着左脚的后腿，一直阻碍着整个国家躯体的前进步伐。
中共的理论家们自称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毛的文革时代，就是典型的修正主义。这就是有人将今天中国大陆的经济模式戏谑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六四发生之后，政治改革的步伐，就不是快慢的问题，而是有无的问题了。在中国大陆，所谓的政治又是压倒一切，左右一切的。用计划政治的手段来指挥指挥市场经济，其情形犹如“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虽然“三讲”的第一讲就是讲政治，但是，正如我在一篇文章里所说的那样：这“讲政治”三个字，它是中性的，你往左讲，是讲政治，我往右讲，它也是讲政治啊。这就有如拉拔河，你往东拉，是拉拔河，我得往西拉，才是拉拔河啊。我往西拉，怎么就不是拉拔河了呢，大家都往一个方向拉，那还是拉拔河吗？
讲政治的关键，是要放人讲，让人讲，有人讲，而不是你只能讲什么，怎么讲，在哪里讲。否则，后者的讲政治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就是叶公好龙，说穿了，就是不准讲政治。独裁专制政权实质上最怕别人讲政治，尤其害怕别人讲自己的政治，讲真正的政治。讲政治，就意味着俯首贴耳，唯党首是瞻，对真理和正义背过脸去，将良心丢给狗吃。
政治改革是监狱，是雷区，摸不得，碰不得，更动不得，而追求物质利益，讲求吃喝玩乐，向往长生不老，这不仅安全，也是政府求之不得，大力提倡的。所谓的南巡讲话，也就是把大陆人往这条路上引导。用古代谋臣的话来说，这就叫“牧民”，把人民像猪，像羊那样放牧到水草丰茂的草原上，让他们填饱肚子，他们就不会花什么时间去思考政治问题，思考自己的权益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承认，统治者完全摸透了中国人的劣根性，即只要能够吃饱穿暖，也即做稳了奴隶，中国人就容易满足，就山呼万岁了。正是在这样的精神和物质背景之下，人们一切向钱看，惟利是图。
钱钱钱，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就是这一阶段的真实写照。中国古代本就有无奸不商，无商不奸的说法，这样的为富不仁的“优良传统”在这个时代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为富不仁” 偷税漏税，“为富不仁”造假烟假酒，“为富不仁”扣发农民工工资，“为富不仁”做虚假广告，“为富不仁”贪污受贿，“为富不仁”卖官鬻爵，“为富不仁”走私贩毒，“为富不仁”拐卖人口，“为富不仁”组织卖淫嫖娼，“为富不仁”杀人越货，“为富不仁”生吞活剥动物，如今又有“为富不仁”在奶粉中掺三聚氰胺！
这就是两手都要抓的另一个版本:一手抓着机关枪，坚决镇压胆敢影响“稳定”的敌对势力，用二十万人的性命换取二十年的稳定；一手抓着人民币，不断地向没有别的追求的臣民招摇，让他们入我彀中，为我所用。
六四的镇压，让人们看到了现代军队装备的精良，看到了“人民”军队是怎样对人民的孩子大开杀戒的。不少人确实被吓住了，神州大地，真正的万马，不亿马齐喑了。吃喝嫖赌，贪污腐败也比去碰政治改革的老虎屁股安全。为富不仁，不仅比当个异议份子安全，还能尽享金钱和物质能够给人带来的快感，真是何乐不为啊。
三，宗教信仰的缺失，让为富不仁的人们无所顾忌。
王熙凤为什么什么样的钱都要吃，都敢吃，什么样的权都要弄，都敢弄？她在“弄权铁槛寺”时说的一句话再明白不过：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
所谓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现在，网上公开质疑，甚至是“说三道四”的人已经不在少数。
我的看法，无论对于传统和西方道德伦理和文化，无神论起了一个取其糟粕，去其精华的坏作用。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对天地自然的敬畏，祖先留给我们的傲骨与气节，都被新政权无情地“扬弃”了。敬畏天地什么的，那不是迷信吗？人必须有所敬畏，但不是指对权贵的敬畏，而是指对正义，对天理的敬畏。若失却了敬畏之心，人便会无法无天，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
人世间无论是什么宗教，甚至包括迷信思想在内，绝大多数，都是劝人向善的。国家机器，法律武器在预防犯罪上不能说没有作用，但作用非常有限；在惩罚犯罪方面非常有用，但也非常无奈。在惩前上来的及时，在毖后上则鞭长莫及。
按照我们耳熟能详的说法，国民政府远比共产政府腐败无能。但是，那个时候有苏丹红辣椒吗，有注水肉吗，有敌敌畏茅台吗，有三聚氰胺奶粉吗，有三假官员吗？没有，都没有。为什么，我认为，这与那个时代允许迷信，尤其是宗教信仰的相对自由得多有很大的关系。
我祖母一代的老人，儿孙一旦不珍惜粮食，她老人家就会自信而企图信人地告诫儿孙：要遭天打雷劈的！你如果做什么不道德的事，她老人家就会为儿孙担忧：暗室亏心，神目如电！苏共时代，俄罗斯的道德沦丧虽然没有今天的大陆严重，但是，在俄罗斯的国土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苏共垮台之后，宗教信仰自由，信奉东正教的民众很快达到了全国人口的半数以上。虽然距离旧俄罗斯时代百分之八十（凭记忆，不一定准确）以上的民众是东正教信众还有不小距离，但是，调查结果早已经显示，越是信众多的地方，官员腐败，尤其是社会暴力犯罪行为也就越少。
回到今天，回到中国大陆。1949年以后，不顾人性，不顾国情，中共强行推行所谓共产主义信仰，社会主义道德。与此同时，摒弃了传统道德，排斥宗教信仰。尤其是反右和文革时期的所谓破四旧、立四新，更是将非共产党允许的一套道德秩序，行为准则破坏殆尽。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经不再相信什么共产主义信仰，社会主义道德，对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人号召人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更是嗤之以鼻。但那是毛泽东时代，种个自留地会被上纲上线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吓人高度，贩卖个鸡鸭蛋什么的，会被判定为犯投机倒把罪，顺手捞回家“集体”的砖头瓦块，会被定性为挖社会主义墙脚。因此，那个时代的人们并非没有私心杂念，不会为富不仁，而是没有机会为富不仁，不那么敢为富不仁。
人们渴慕，也该渴慕的宗教信仰，统治者坚决打压，人们厌恶，也该厌恶的说教，强行灌输。从“老三篇”、学雷锋到五讲四美，四项基本原则，三讲三个代表，再到今天的和谐，表明上看，每一个最高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思想道德建树。在我看来，这不过是沐猴而冠之后的人在自己的山头吼几声，提醒山上众生，现在必须忘记先帝，唯我是瞻！
当然，为了抬高自己，贬损敌人，以便巩固新生政权，对被自己打倒的政权时期的富人极尽丑化之能事，对所谓的无产阶级极尽拉拢之能事，确实也是相当一部分人们自愿安于贫穷，安于现状，谈富色变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了，清心寡欲几十年，被无神论将心目中的鬼神驱赶得无影无踪的大陆人脖子上的绳索虽然还没有除掉，但相对毛的时代，绳索放长了些。这，就是所谓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好的本来面目。
物极必反的人们不再耻言商，不再耻言富，而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钱，为了先富起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因为，在地面世俗社会，他们已经没有了当年闻之色变的政治高压；在地下鬼蜮世界，他们已经丧失了敬畏心理。上帝死了，对一些人意味着责任的增加；同样是上帝死了，对另一些人则意味着禁忌的不必。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笑贫不笑娼等说法，已经发霉变质，该扔进垃圾堆了。
四，找不到感恩对象，这是富人心理严重扭曲的根本原因之一。
作为中国（大陆）人，每一次从媒体上得知外国富人如比尔盖兹有捐出多少多少亿美元给公益事业或慈善机构时，我们的心理总是失衡的：外国的富人，他怎么就如此大仁大义，我们的富人，怎么就会吃喝嫖赌？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访问一句：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比尔盖兹，或者说，比尔盖兹如果生长在中国，他还有今天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为什么？不讲别的，就说这个小时候对功课不感兴趣的“问题学生”，光是教师的讽刺挖苦，就足以将未来的美国首富扼死于摇篮之中。
还有，今天的学校，哪一所不是开成要钱不要脸的“学店”？今天的教师，有几个不是把学生当成摇钱树？可是，他们在课堂上的道德说教和他们的实际行为，也即他们的言传和身教，能让学生尊敬他们，感谢他们吗？问题的答案就在这里：学生时代，我们没有可以感恩的老师、学校；踏入社会，我们更是不可能去感恩那些贪官污吏，衙役痞子。具体些说，你是从事运输行业的人，你会感恩交通警察，感恩运输管理人员，感恩公路收费站，感恩工商税务官员吗？当然不会，不仅不感恩他们，还对他们充满了仇恨。我当官，我发财，我有今天，完全是靠我卑躬屈膝，靠我受尽了胯下之辱得来的，是靠我违法乱纪，冒着坐牢杀头的天大风险得来的。这样的钱财，我不拚命享受，我对得起自己吗！
美国的富豪转赠回报社会都很慷慨，比尔盖茨给非洲爱滋病捐款就是几十亿美圆，中国的富豪赚钱之后多把财产转移到国外，捐几万块钱报纸上还大作宣传，一个千万富豪拖欠民工几千快钱工钱，逼得民工与他同归于尽。中外富豪的精神境界，有着天壤之别，没法比较。
从法制的角度来看，这与当地的法制环境有关。首先，外国有累进的遗产税，法律的出发点是让每个人站在同一跑线上，以防止某些人比另一些人具有特别的优势；其次，外国有良好的医疗、退休等社会保障体系，让普通民众不必担心退休或平常生活有了为难时缺乏救助；还有，外国人的理念是：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让他们养成珍惜自己创造的财富的好习惯；最后一点，也最为关键。中国富人的财富好多时候靠的只是法制的漏洞甚至违法的行为攫取，而不是靠服务型的政府和公仆性的官员维护其合法的支付行为及富人的个人能力，因此他们对政府没有信心，对整个社会和他人没有一点感恩及回报的念头，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念头。这就是毛所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的21世纪注脚吧。
五，政府部门的包庇纵容乃至共同犯罪，是为富不仁登峰造极的根本原因。
毒奶事件东窗事发后，网上有人指出：现在的事实基本可以判断，这是一个集体犯罪的行业。质检总局在9月中旬的报告中以含蓄的方式呈现了所有的事实：21家乳制品公司涉嫌其中，它们几乎是中国大型奶制品企业的全部，另外的三个细节表明，这不是一次事故，而是蓄意的犯罪－－“出口奶粉到了孟加拉、缅甸、也门3 个国家。经对留样检测，未发现三聚氰胺。”、“供应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乳制品均未检出三聚氰胺。”、“9月14日以后生产的液态奶未发现三聚氰胺。”
只要不像六四，不像法轮功，不像非典等等那样，被中共决策层认为威胁到执政地位稳定，我们看到的一桩又一桩大大小小的事件都充分地说明了，当局实质上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允许贪赃枉法等丑恶现象存在。这次的毒奶事件将政府的这一嘴脸暴露得最充分。不仅仅只是三鹿、蒙牛，也不只是一年两年，这样的公然投毒事件，影响如此恶劣、巨大的公共灾害，只是在现在，以这样的方式在媒体上公开，谁能说，这只是田文华、牛根生的责任，只是三鹿、蒙牛的责任？我的看法，这里面有一根大得吓人的犯罪链，是史上罕见的“单位犯罪”。这个单位，不只是三鹿、蒙牛，不只是质监局，甚至也不只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看看吧，蒙牛、伊利的牛奶还在大陆贩卖；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从主席预备费中拿出1亿元作为借款，重点支持已陷入危机中的伊利、蒙牛。不救助受到毒害的人民，却扶持投毒的犯罪嫌疑人去了。为什么，因为那是难兄难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啊。
与此同时，卫生部，质监总局都在对受毒奶之害的人们放话：国家负责治疗，免费治疗。我知道，这并非他们有多么的同情受害者，而是“稳定”的需要。投毒的公司和个人不用不仅为犯罪行为买单，甚至还会得到政府的“重点支持”，难怪有人嘲弄说：我的公司要破产了，且投毒去，争取政府“重点支持”。在这样的政府“ 作为”之下，富人还有必要为富而仁吗？
我有单位的时候，每逢单位要高什么“爱心捐助”时，我的态度总是，能少捐不多捐，能不捐就不捐。因为，我捐了款，一是我无从知道我的捐款用到哪里去了，二是我，我们的捐款行为会被贪天之功的官僚和政府据为“政绩”。为富，你叫我如何为仁？
“人民”政府何以要如此“扶危济困”？因为黑心钱是“人民”政府稳定的经济基础，是党棍、官僚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运转的基金，因为蒙牛等是奥运会的最积极拥趸者，因为三聚氰胺对红色江山的威胁，远远地没有“反动言论”可怕。这些，就是毒奶事件披露后，蒙牛等敢于在公开场合口无遮拦地说供给奥运会，供给香港，供给外国人的牛奶里面没有添加三聚氰胺，也是他们敢于为富不仁的坚强后盾。
一方面自己为政不仁，为官不仁，一方面要求别人为富而仁，这样的要求，有实现的希望吗？
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
不说远的，就说国共争夺政权的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共产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时，还会有那样些人“同情革命”，有很多的富人大力支持共产党，甚至抛弃或携带了财产投奔共产党。我根本不认可这是所谓得民心者的天下的说法。今天的共产党得民心吗？它还不是照样坐拥着整个大陆，还在联合国有所谓“合法”席位。其实，这与当时人们的道德品质相对高尚得多，与相对多得多的人们为富还仁是大有关系的。
比较之下，当年坐牢的“反革命”是那样的多，而今天，就那样屈指可数的几个。但在相对贫穷落后得多的昨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营救共产党人的声势是那样的浩大。而今，大陆就那样几个良知的坚守者，除了海外一点点可怜的“毛毛雨”外，谁还得到过国内哪一个富人的资助？这是为什么?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的道德沦丧，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你是坚守良知也好，你是为了真理和正义坐牢也罢，那是你不识时务，那是你活该，我凭什么救助你！
中国个人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的有6,038人，超过日本。100万美元以上的有41.5万。前者是令人浮想联翩的“超富裕人士”，后者也是让普通人艳羡的“富裕人士”。这两个坚挺的数字，使我们赢得了“亚太区第二大富裕人士集中地”的名头。与此同时，宝马车撞人逃逸，黑砖窑，苏丹红……一件紧接一件，一件比一件骇人听闻。试问古今中外，哪一个时代，哪一片国土道德的沦丧，有今天的中国大陆这样严重，这样触目惊心？没有，都没有，远远地没有。
用《义勇军进行曲》，即所谓的“国歌”里的句子来描述，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
这样的危急还在加剧。如果，中华民族有一天不存在了，那么，罪魁祸首不是别人，就是中华民族自己。再说明白些，就是一党独尊，一党独霸这个弃善扬恶、逼良为娼的腐朽制度。
首发《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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