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也有情绪》作者自序 (下)

我在芝加哥附近的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tisy）完成战时的九十天见习军官训练后成为一名军官，接着被送往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军官高等学校以及加州圣地牙哥的反潜学校受训。后来，我终于被派往西太平洋前线。虽然我很想进入海军情报局(Office of NavalIntelligence)从事对战事可能有用的催眠工作，但没有任何位高权重的人愿意采纳一位二十一岁低阶军官的建议。

直到两年之后，这些想法才被军事及民间情报单位采纳。太平洋战争结束时，我的军舰在冲绳岛准备抵挡日本的下一波侵略。我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从海军退役，却仍未等到机会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应用我在催眠上的专才。

回复平民身份后的头八个月，我基于对体能训练的兴趣在加州长滩开了一间小型的举重健身房，但随后因为一个机会的出现而放弃这项事业。那个机会就是──直接进入美国陆军反情报组织（U.S. Army Counter-Intelligence C o r p s , C I C ） 。他们参照我在美国海军的少尉薪俸，给我相当于常规陆军上士的薪资。我在邻近巴尔的摩（Baltimore）的荷拉柏堡（Fort Holabird）CIC总部完成

九周的基础训练以及两周讲师课程之后，被留任为“调查类科目讲师”。除了教授探员盘问课程之外，我也对CIC内部人员、国务院以及军事代表团体讲授我最感兴趣的科目──催眠。大家特别关切的一点，就是美国可能面临驻外政府人员被外国政权施行催眠而透露机密情报的危机。

虽然学员们对我的正常授课维持高度兴趣，但一次事件才让他们真正见识到催眠的强大力量。某天晚上，我将反情报组织指挥官的秘书催眠，要她把这位指挥官上了锁的极机密文件拿出来。从催眠中醒来之后，她完全不记得这件事，而我也没告诉她。当晚，我把那份文件锁在我的档案柜中，并在隔天把它交还给这位指挥官。我向他解释，我甘冒被军法审判的危险做出这个举动，是希望上级能够认真考量这项研究的重要性。结果，我没被带上军事法庭，反倒是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收到一封来自这位将官的推荐信，信中赞扬我的研究“对军事情报极为重要”。自此之后，好事接连发生。

一九四八年二月，我接到一项临时勤务命令，被派往到华盛顿特区附近的华特里德医院（Walter Reed Hospital）执行为期十天的勤务。勤务的内容包括讲解并示范催眠诱导技巧，以及如何对所谓的“吐实剂”（如sodium pentothal──喷妥撒钠）作更有效的应用。这是医学催眠史上一个很有趣的时期，因为当时大多数的医生都不相信这个现象的真实性。我成功完成了这项为期十天的任务，而华特里德的精神科总医师向我保证会替我写一份赞扬的报告送至CIC。

　　

在华盛顿特区与许多对催眠有兴趣的团体会面之后，我的四年常规陆军役期提前于第十三个月结束。我在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自陆军退役，获颁为美国陆军储备军官之军情中尉。隔天，我以平民身份到华盛顿特区的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报到。虽然CIA告诉我，以美国海军储备军官的身份加入美国陆军并不是非常恰当，但我还是通过了他们非常深入的背景调查。

在CIA工作后不久，我了解到一件事：我可以利用测谎技术探知美国被敌对者施用催眠或所谓的“吐实剂”而危及安全的可能性有多高。为此我获准几次前往芝加哥，接受测谎前辈──莱诺‧奇勒（Leonarde Keeler）的特别训练。除了其他机密活动之外，我还是一个C I A小组的主要

成员。这个小组的任务是前往海外地区研判是否有人使用非常审问手段， 其中包括我原先最感兴趣的领域─ ─催眠审问（hypno-interrogation）和药物审问（narcointerrogation）。一九四九年，正当苏联进行声名狼藉的封锁行动而将冷战升温之际，小组抵达了柏林和维也纳。隔年，小组在北韩战争期间前往日本的佐世保。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加入战事，而联合国军队正从不远的南韩釜山海滩将伤

亡人员撤离。

回到华盛顿时，我发现自己一手建立的测谎程序不但被CIA大量用在筛选雇员上，也被用来对CIA重点人员作例行测试。愈来愈频繁的排程让我忙于制式化的测谎流程，无法进行更有开创性的研究。

莱诺‧奇勒过世后不久，我离开了CIA，到芝加哥的奇勒测谎学院（Keeler Polygraph Institute）担任指导。这是当初唯一以教室型态教授测谎技术的学校，我在这里开设的前两个六星期基础班的学员主要来自于美国陆军。后来，他们也在当时位于乔治亚州戈豋堡（Fort Gordon, Georgia）的美国陆军宪兵学校开设了自己的测谎训练课程。

不久之后，我搬回华盛顿特区，成立了一家营利型的测谎顾问公司，合作的对象主要是政府机关。一位与我共事的测谎员在当地一所飞行学校上课。看到他有这样的勇气，我也开始上飞行课程。我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拿到飞行员证书，同时买了一架小轻型机Piper J-3 Cub。我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成立了第二间办公室，并在一九五九年把整间公司搬到纽约市。巴克斯特研究基金会于一九六五年成立（Backster Research Foundation）

（注）。在此之前，我连续担任科学化审问学会（Academyfor Scientific Interrogation）的研究与设备委员会（Research and Instrument Committee）主席达八年之久。一九五八年起，我在测谎方面的研究逐渐频繁。我整合并修正和扩充当时的测谎技巧，首创“巴克斯特区域比较测试法”（Backster Zone Comparison Technique）及第一套分析测谎图谱数值的系统。这个技巧需要测谎员了解受测者之意识或“心理组合”的微妙变化，并利用它进行判读。

一九五九年，我决定与纽约市主要的测谎竞争业者李查‧亚瑟（Richard O. Arther）合作成立学校。我们提供一套六周的课程，教导如何应用测谎技术。我们强调各种不同取向的实用测谎技巧。这项合作在一九六二年结束，接着我们各自成立了自己的学校。

一场发生于一九六六年二月的事件使我觉醒，改变我的判断标准，进而扩展我的研究焦点。截至当时，我已经对人类作了十八年的测谎试验。我在这篇序中描述自己的生平经历，目的是希望让读者更能了解到，我当初为何对那个事件有着如此反应，以及后来持续深入探索的缘由。我的早期经历对我的种种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接下来的这些章节将详细叙述我如何应用测谎仪和其他仪器继续探究这个最初的发现。

克里夫‧巴克斯特

写于加州圣地牙哥

(转载自博大出版社：《植物，也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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