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反共领袖：丘吉尔(70)

随后丘吉尔在下院的长时间辩论中也发了言。当他说到“我们已经遭到一次完全、彻底的失败”时，引起了一片暴风雨般的抗议声，使他中断了片刻之后才能继续说下去，但他仍然毫无顾忌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以形象生动的比喻把希特勒的行为说成是：

“他先用手枪对着你，要你给他一英镑。等到如数照给之后，他又用枪口对着你，要求给两英镑。最后那个独裁者答应先收一英镑十七先令六便士，剩余的部分要你保证随后付清。”

丘吉尔认为应该让人民知道真相，知道英国防务的严重疏忽和缺点，知道这次打乱了欧洲平衡的失败的深远影响。他还说：“不要认为这件事会从此结束。这不过是算账的第一步。这不过是以后每年还要递给我们的苦杯的第一口，第一次尝尝味道罢了。除非我们振作精神，恢复我们的战斗活力，我们才能像往日一样重新站起来，为保卫自由而战。”

虽然反对派们振臂疾呼，但他们在当时仍是少数。辩论结束后，下院以366票对144票通过了张伯伦政府“在最近的危机中所采取的防止战争”的政策。保守党内的反对派们则是以弃权的方式表示反对。他们虽然只有三、四十人，但都有很高声望和地位，除了丘吉尔以外，其中还有三位前内阁大臣即艾登、艾默里和达夫•库珀。他们中的哈乐德•尼科尔森在日记中写道：“重要的不在于我们的人数而在于我们这些人的声誉，……下院知道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远比他们更加了解事情的真相。”

在英国国内，这一时期中绥靖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对于绥靖是“收到绥靖的效果，还是刺激了对方更为凶狠的野心”，双方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看法。丘吉尔在1938年11月17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张伯伦先生深信，所有这一切将导致达成广泛的协定，抚慰不满意的国家，从而取得

长治久安的和平。

“但所有这些都纯属希望和推测。我们还得想到有一连串与此相反的可能性。他也许会要求我们承受无法忍受的事情……，这个代价也许还包括使不列颠帝国受到重大的损害和屈辱，却不能使欧洲大陆事态发展的进程有所停止或转移方向。”

丘吉尔认为，只有广泛联合欧洲乃至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的“大联盟”组织，以强硬的手段甚至打一场“防御性的战争”，才能制止法西斯独裁者的侵略野心。他始终认为，如果做到了这些，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直到“二战”期间他也仍持这一看法。有一次，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交谈时对他说，自己正在向公众征求意见，对这次战争应该起个什么名字。丘吉尔立即说应该叫做“非必然的战争”。丘吉尔以为，从来没有一次战争比这次战争更容易加以制止的了。只是由于英语民族的“不明智、麻痹大意和好心肠而听任恶人重新武装”，才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这一思想，被丘吉尔明确地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的主题，标识在该书的扉页上。

从战后出版的回忆录和对战犯审询的记录中，丘吉尔的观点得到了确切证实。在奥地利前总理许施尼格的《奥地利安魂弥撒》中，记载了希特勒威逼奥地利屈服的谈话。希特勒狂妄地说：“你不要相信世界上有什么人能阻止我的决定！意大利吗？我和墨索里尼说得明明白白：我和意大利保持最亲密的关系。英国吗？英国不会为奥地利动一个手指头。……法国吗？算了吧，两年以前，我们以少数部队开入莱茵兰——那时我冒了很大的险。如果那时法国军队开入莱茵兰，我们或者早已被迫撤退了。……但到现在，对法国来说，这样做已经太迟了。”

在法国前总理保罗•雷诺的《法国拯求欧洲》中，引述了德国元帅凯特尔在纽伦堡受审时对捷克代表提问的答复。“艾格上校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向凯特尔元帅问道：

“在1938年的时候，如果西方各国肯帮助布拉格，第三帝国会不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

呢？”

凯特尔元帅回答：“肯定不会。那时我们在军事上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慕尼克（指签订慕尼克协定）的目的，就是把俄国赶出欧洲，争取时间，完成德国的武装。”

当时的德国军备虽然发展迅速，但与英、法比较并不占优势，在有些方面还差得较远。由于“法国内部的腐败和英国的缺乏坚决意志”，使希特勒敢于进行战争冒险。“他的天才告诉他，胜利不是通过绝对有把握的道路来取得的，风险是必须冒的。突然的跃进是必须的。过去的成功，第一次是重整军备，第二次是恢复征兵，第三次是重占莱茵兰，第四次是同墨索里尼意大利的接近，这都使他大获成功，得意洋洋。如果要等到万事俱备，也许就会贻误时机，为时过晚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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