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敏欣：危机隐现
【大纪元4月22日讯】一
预言一个国家的未来与预测一支股票的未来其实没什么差别，都是要借助其历史的表现来进行分析推测。所以说，对中国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并不奇怪，因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的表现实在是太好了，很多人相信它能继续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再增长二十年，甚至三十年。这种信心是有理由的，极高的储蓄率、庞大且逐渐整合的国内市场、飞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与全球化贸易系统的迅速对接，这些都是保证中国经济发展的坚强基础。更重要的是，中国曾经克服过很多唱衰中国的人认为根本无法克服的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的重重困难，其出色表现令一般人很难相信，中国的经济腾飞会嘎然而止。
固然，中国也许确实能像乐观的人估计的那样再增长二三十年，但要注意的是，其经济面临停滞的风险同样很大。那些由政府发出的半途而废或根本就是瞎指挥的各项经济政策造成的结构缺陷很可能会毁掉中国的增长。共产党为了维持统治不得不大力发展经济，但它往往为了换取短期的经济增长而牺牲社会的根本福利，这种牺牲引起人民的不满后逼迫它更加求助于经济的发展以求消除不满，但追求发展的结果又往往是民众利益更加受损，如此则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此外，尽管中国政府过去成功回避了一些问题，例如严重依赖补贴的工业、逐渐恶化的社会收入不均、严酷的劳动环境等等，这些问题其实还一直存在，而且有的还变得更加严重。
因为依赖经济发展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中国政府总是喜欢在那些看得见的发展项目上大笔投资，比如大规模的工厂和工业园区，但诸如医疗、教育和环境保护等等问题统统被忽视了。这种对“形象工程”的侧重实际上造成的社会成本很高，是典型地牺牲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以换取短期的增长。这也是我对中国未来难以保持乐观的原因之一。
长此以往，这些“社会欠账”将全方位削弱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也令人民日渐苦闷与躁动不安。听任这些欠账不断堆积而不闻不问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但要减少这些“欠账”又谈何容易，需要大量额外的资金投入和复杂的政治配套改革。
更严峻的是，一些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条件将在未来逐渐恶化，比如庞大而年轻的适龄劳动人口、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全民一致的对发展经济的认同。越来越少的劳动力，迅速老龄化的国民再加上极度恶化的环境，中国除了在“发展停滞”或“彻底变革”中做出选择外，没有第三个选项。中国政府如果不能进行某些重大的政策调整的话，“中国快车”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出轨翻车，尽管此前它一直能够保持危险行驶但却做到有惊无险。
当然，如果中国政府能从问题的源头着手，切实进行有效的政治经济改革，很多诸如经济均衡发展、返还社会欠账和争取更多政治支持等等这些难题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它能做到吗？中国的政治结构是否有足够的灵活性和内在张力来抗衡既得利益者反对变革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否有这个魄力来打破目前小心维系的政治经济各方力量平衡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整个世界正在被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慢慢吞没，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中国也逐渐显得力不从心。现在，是到了重新衡量一下风险并且再次审视一下未来的时候了。
二
中国有一句谚语，“一白遮百丑”，高速的经济发展其实掩盖了很多严重的结构、制度和政策缺陷。发展的高速度常常被理所当然地当作制度优越性和政策英明的证据，但对经济发展速度近乎偏执的追求使我们忽视了国家大厦下面那些脆弱的支柱。日复一日，因短视而带来的洋洋得意的情绪令我们对一些危险的信号视而不见。
中国过去三十年良好的经济表现有赖于四个重要的因素：极高的国内储蓄率（为工业投资提供资金），人口红利（为企业提供源源不绝的劳动力），全球化红利（进入全球化市场进行贸易）和对原有计划经济进行市场化改造而释放出的高效率。这四大基本要素自1980年以来对中国经济发展贡献良多，然而，它们也使得政府没有足够的动力去采取有效的手段进行更深入的市场化改革、或逐步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对市场有效的监督机构也没能建立起来。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没有进行过重大改革，它确实做了很多，但无一例外的，那些改革都是在严重的经济危机驱使下被迫的选择（90年代末的国企倒闭风潮就是一例）。
这种消极应对的行为代价高昂，因为高额投资、人口优势和贸易的增长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今天，当中国出口锐减而国内需求不振之时，境况就变得很明显，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仅不利于中国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也削弱了其应对眼前经济危机的能力。可以肯定，这种不平衡从9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其主要特征包括：对固定资产的过量投资(比如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家庭消费低迷、日益依赖出口来推动经济发展和服务业的滞后发展。从1992年到2005年，总投资从占GDP的36.6%上升到42.6%，而总消费从47.2%下降到38%。2007年，总消费下降至占GDP的35%，创历史新低。相应的，出口增长成为GDP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到2007年，出口总值已经占到GDP的25%。
因为中国大部分的投资都投向了制造业，尤其是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持续的高投资恶化了制造业与服务业本来就存在的不平衡，使中国的第三产业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中也显得十分落后。
过量的投资不仅造成了对出口和工业的依赖，而且也使得投资的经济产出逐渐减小。1991年至1995年，1亿元人民币的额外投资可以产生6620万元的额外GDP，创造400个就业机会以及带来1040万的工资，而到了2001至2005年，同样的投资只能产生286万元额外GDP、170个就业机会和370万元的工资。
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威胁着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造成中国长期的产能过剩、偏低的生活水平和频繁的贸易摩擦，而且还将导致资本密集型企业逐渐增加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慢慢减少，使中国难以发挥其在人力资源上的优势。
三
显而易见，这些经济结构上的不平衡都是经济体制没有进行彻底改革和长期坚持某些错误政策所造成的。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年了，无论是通过直接干预还是间接的政策控制，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决定性影响还在延续。国有企业的产值占到GDP的35%，但是，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要比这个并不算小的数字所显示的还要重要得多。所有所谓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如银行、金融服务、自然资源、能源产业、电信产业和大部分重工业，政府都一直保持其垄断或半垄断的地位。这种垄断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公司都是国有企业或由国家控股。
此外，诸如能源、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是由政府制定的，由于政府对生产投资和产品制造的偏爱，这些价格被人为地压低了。土地的初级市场一直难以建立的原因也在于此：地方政府经常以极低的成本从毫无反抗能力的农民手中获得土地然后再低价转卖给开发商或直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一进一出的土地转让价格其实都远低于其真实的市场价格。资本的价格也是如此，中国政府一直凭借它对金融的控制而大量利用居民储蓄来补贴国有企业。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资本的价格几乎为零，很多企业从银行借钱的时候根本就没考虑过还钱的问题。尽管居民储蓄名义上是受国家保护的，但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贷款最终还是需要全体纳税人来买单。
能源、土地和资本，对这些中国本来稀缺的生产要素近乎挥霍式的使用以保持不平衡的经济增长，这种发展模式显然是难以持久的，但它却维持了将近三十年，这是因为中国经济中一些强健的基础条件一直在发挥作用，保证了政府主导的这种畸形增长得以持续。遗憾的是，这些基础条件在未来二三十年里将逐渐弱化乃至消失，使目前的政策难以为继。
人口和储蓄，这两个条件的恶化最值得注意，因为它们是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未来的5到10年内，中国的人口红利将消失。从2005年到2020年，中国人的平均年龄将从32.5岁增长为37.9岁，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也将由11%提高到17.1%。到2030年，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表示中国将会有3亿5千1百万人年龄在60岁以上，占总人口的23%，年轻人对老年人的比例将从2006年的5.2比1变为2030年的2.2比1。工作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例将从2006年的3比1变为2030年的2比1。迅速老龄化的人口将不可避免地增加医疗保障、退休金和劳工工资方面的支出，令中国在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丧失殆尽。更重要的是，老龄化还将降低中国的储蓄率。一份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在2025年之前，人口老龄化将导致私人储蓄大量减少，其减少的金额将相当于GDP的6%。另一份人口报告指出，如果不调整人口政策，中国个人平均收入的增长率将由2000年的5.3%降为2020年的2.9%。这意味着政府将无法继续挪用私人储蓄来补贴工业。
社会老龄化再配上糟糕的社会保障，经济停滞乃至最终彻底的衰败绝不是天方夜谭。
四
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隐含很高的社会成本，例如社会公共服务每况愈下、环境污染日渐恶化、收入不均日趋严重，等等等等。仅仅几年前还没什么人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但现在这已成了无可争辩的共识。中国政府自己也承认其主导下的经济发展社会代价十分巨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执意将本应投入到教育、医疗和环保上的资源转移到诸如基础设施、城市发展和工业园区等等看得见的发展项目上，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欠账不断积累。这种短视政策既出于中央政府维系政权的考虑也和地方官员的个人利益有关。一方面，共产党的政权合法性来源于经济增长，它必然偏好那些能刺激经济短期增长的政策，哪怕牺牲社会的长远利益也再所不惜；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们升迁的指标全在那些看得见的发展项目上面，为了更高的官位和更大的权力，他们当然有动力挪用社会资源去上大项目。
于是，党中央和地方官对要采取的经济政策达成高度一致，而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触目惊心。
官方数据显示，政府在医疗和教育上的相对投入自90年代以来一直就在减少。1986年，国家负担医疗总支出的39%，而公民个人负担26%。到了2005年，国家对医疗的投入下降到18%，而公民个人负担增长为52%。这种急速的变化明显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并且相应地减少了有能力维持医保的人口。从1990年到2006年，医保支出在个人消费中的比例在城市地区翻了三倍(从2%增长到7.1%)，在乡村也增长了30%。根据卫生部在2003年做的一个调查，因为交不起医疗保险，约有一半的人患病后选择不去看医生。1991年，国家负担84.5%的教育支出，而到了2004年，这个比例降为61.7%。同一时期，由个人负担的学费和杂费大幅增长，在1991年，这两项只占教育总支出的4.4%，而2004年，他们占到的总支出的19%。国家的教育投入减少导致年轻人受教育的机会减少，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降低就说明了这一点(高中不属于义务教育)。1980年，农村地区的初中生会有25%升入高中，到2003年，这一比例降为9%。同一时期，城市里初中到高中的升学率也由86%降为56%。
在自然资源方面，中国环境恶化的情况已经是人所共知。尽管对污染造成的损失没有统一的数据，但大家都知道那绝对不是个小数目。最近一项由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2004年因污染所造成的损失约占当年GDP的5.8%，另一项由中国两个政府机构进行的联合研究显示，2004年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欠费约占当年GDP的1.8%。这也就是说，仅仅为了清理2004年这一年的环境污染，中国就要拿出2004年GDP的6.8%，也就是1.086万亿人民币才行(约1580亿美元)。中国政府对环境治理的消极态度已令国家的生态系统危如累卵。尽管中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其实很少，特别是紧缺而又分布不均的水资源：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0%，在长江以北约占国土面积64%的地区却只拥有全国水资源的19%。中国政府不惜一切发展经济的政策令本已紧缺的水资源雪上加霜。2004年的联合调查显示，“全国约有两万五千公里长的河流水质达不到水生物生存的标准，城市区周围约90%的河流都已被严重污染。”如果再不采取及时有效的手段，环境恶化不仅将阻碍将来的经济发展，而且可能诱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冲突。
现在我们再来看高速发展的国家都要面对的顽疾–收入不均加剧。尽管导致收入不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政府的失策可能会恶化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收入差距扩大。中国政府不断削减公共服务的投入，任由穷人独自承担公共产品减少的恶果。此外，政府一直不能建立有效的累进税制来调节收入分配。中国没有资本利得税、财产税或遗产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也极为不力，个税至今只占政府收入很小的一部分。目前，中国收入不均的水平已接近拉丁美洲。收入不均总水平从1985年到2006年上涨了39%(平均每年增长1.8%)。如果城市和乡村分开来看，它们的收入不均虽然还都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但也增长显着。实际上，1985年到2006年，城市中收入不均增长速度两倍于乡村(城市是63%，乡村27%)。相对于收入，中国财富的分配显然更加不均。调查显示，中国财富分配的吉尼系数已由1995年的0.40涨为2002年的0.55(吉尼系数越高则表示财富和收入的分配越不均等)。金融资产的分配尤其不正常，在1995年，金融资产的吉尼系数已达0.67，到2002年则到了0.74。这种趋势可绝不是好兆头，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遏制，痛苦和绝望的人对社会公正丧失信心，中国可能将成为一个社会矛盾激烈、罪案层出不穷的国度。
如果没有重大政策改变或彻底改革，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错误的经济战略、恶化的基础条件和积累的社会欠账加在一起很难令人相信中国有能力保持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即使做出有效的政策调整，中国也不太可能在未来的二十年里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过去那样的高增长是通过人为的手段制造出来的，是吹出来的，是以不断牺牲个人、社会和环境为代价换来的。
如果中国不能有效变革，后果要远比经济增长放缓要严重的多，精英阶层的分化、执政党合法性的丧失和激烈的社会动荡都会接踵而至。即使能够有效变革，经济减速实际上也不可避免。但是，速度减慢本身并不可怕，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不应该对未来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下降过度担忧，因为只要中国能以增长速度的降低的代价换取增长质量的提高，在解决掉过去政策错误所遗留的问题后，它应该有能力维持一个说的过去的发展。
以速度换质量，这正是以胡锦涛为首的政府力图实现的。然后，中国调整经济战略的努力目前一直没有什么显着的成果，这恰恰说明了目前的经济战略因深植于当前政治制度之中而难以撼动，绝不是简单靠几句政治上的训诫就可以改变。对于那些任期往往只有两年半的地方官员，只要以经济发展为升迁的标准保持一天，他们对短期经济增长的痴迷就会继续一天。此外，如果中国官员只是对上负责而不是对公众负责，他们永远没有动机去施行有利于人民长远利益的经济政策。中国政府在关键行业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垄断也难以改变，因为共产党相信在这些行业的退出和对这些要素价格的放开将导致它难以对经济施加有力的影响，也会损害它向其支持者分配利益的能力。总之，如果没有“公民社会”的成长和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中国出现一个能提供充足公共物品和环境服务的好政府的机会微乎其微。
经济发展战略的大变革很可能最终导致政治自由化甚至现有制度的解体——这是共产党自1989年以来一直竭力避免的。我很怀疑，中国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政治勇气将党的前途压上去放手一博。
(裴敏欣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的高级研究员。本文发表于美国The National Interest 杂志2009年第二期。)(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