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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0日讯】 一个城市往往以一个主要建筑物作为它的商标﹐也借着这个建筑物的文化意义而闻名世界。(当然﹐不少世界上的超级大都市也会以几种不同的建筑物而同时闻名世界)。这样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纽约的摩天大楼和自由女神像﹑洛杉矶的环球影城和迪士尼乐园﹑佛罗伦斯的博物馆﹑米兰的拉斯卡拉歌剧院﹑比萨的斜塔等等。以上随便列举出来的例子﹐大多是欧美的城市﹐那么﹐亚洲的城市又如何﹖
多年来﹐香港的旅游商标是一艘老式帆船﹐有时再加上香港的港湾夜景﹐但是没有任何其他更高文化意义的建筑﹔反观上海﹐除了老上海的外滩﹐又加上新浦东区的摩天大楼﹐还有新盖的上海博物馆和歌剧院﹔北京早有天安门广场﹐现在又在蕴酿在附近盖一座引人争议的歌剧院﹔吉隆坡的新标志是两座举世最高的大楼﹔东京除了天皇皇宫及议院建筑外﹐还有上野公园﹑新宿和银座的娱乐场﹔京都有寺院﹔台北有故宫博物院和中正音乐厅(以前还有总统府﹐是日本殖民时代的建筑)﹔还有新加坡呢﹖我一时却想不出什么有意义的建筑物。
随着亚洲经济的极速发展﹐不少亚洲国家的政府和城市往往好大喜功﹐拼命盖全世界最高或最大的东西﹐吉隆坡即是一例﹐听说中国其他城市还想盖更高的大楼﹐香港的新机场也属于同一类型的竞争产品﹐我认为这是一种“现代性的狂热”(excessivemodernity)所造成的结果﹐其文化意义几乎等于零。
目前香港的两大工程正如火如荼的进行﹕数码港和迪士尼乐园。前者是为了发展新科技﹐使香港与世界各超级大都市并驾齐驱(这个想法本身就显示了文化思考的贫乏)﹔后者显然是为了招揽游客。然而﹐除了旅游意义之外﹐还有什么意义﹖
就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一个城市是否可以藉一个理想式的设计完全改变或建立一个崭新的自我文化形象﹖也许﹐一个缺乏历史记忆的城市(譬如香港)最容易建构“理想国”式的科幻形象﹐也最容易符合后现代理论。从这这种理论的立场看来﹐一切都是模拟或重新发明(reinvention)﹐无所谓传统和历史﹐甚至历史本身都是一种假象﹐早已失去了它原有的时间感﹐被拉平到现代的时空以后﹐已经没有什么大的意义。对于这一点﹐我不敢苟同﹐因为我一向认为历史是真实的﹐即使人们在历史记忆中有所选择或取舍﹐也不能完全造假。以上海为例﹐我觉得目前的一片“怀旧热”—怀念三十年代的国际大都市上海﹐甚至以此重建新上海—并不完全是上海人自己胡闹出来的假象﹐而是自有其历史和文化的因素。
那么﹐其他的城市呢﹖是否可以用一个新的建筑物来重建(但并非一座新发明)或“重述”这个城市的某些新建筑的意义就在于此﹕它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从原有的历史记忆中重新取得灵感而建成的﹐即使不伦不类﹑滑稽可笑﹐都自有其意义。关于此一方面﹐以后可能著书详论﹐此处不赘。
对于一个没有或极少历史感的城市﹐又当何论﹖当然只有创新。关键在于创新背后是否有文化的视野﹐否则只不过是急功近利(多赚钱﹑多开发市场)而已。且让我举一个必会引起争议的例子。
我有一位久居德国学指挥的朋友—翁唯志先生(来自大陆)﹐去年突发奇想﹐有感于台湾民主选举的史无前例﹐特别上书新上任的陈水扁总统﹐建议在台北兴建一座新的歌剧院﹐并借此作为全球华人的音乐中心﹐齐集各地音乐好手在此演出﹐事实上﹐近年来在世界乐坛﹐华人在歌剧演唱界也人才辈出﹐理应济济一堂。翁先生的建议﹐当然是基于他在德国各地和捷克的布拉格指挥歌剧的经验﹐他也曾到过台湾指挥高雄的市立交响乐团﹐认为水准极高。我不愿扫他的兴﹐所以劝他把这封书的副本寄给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至今还没有回音。
我也是个乐迷﹐当然乐观其成﹐但是又想到上海歌剧院的例子﹕新盖的“硬件”十分壮观﹐但是没有充分的“软件”(本地的歌剧团和交响乐团)支撑也不能成事﹐所以才会在运动场演出好大喜功的《阿依达》﹐除了招揽有钱的游客外﹐至多也不过想要以规摸和壮观同北京抗衡而已﹐别无意义。上海何不也参考一下翁先生的建议—把新建的歌剧院作为全球华人音乐家的集中地﹖而且台北和上海的文化关系愈见频繁﹐是否在歌剧院方面也可以密切合作﹖
──原载《亚洲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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