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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2日讯】 “在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日这个冬天的早晨，魏玛共和国的悲剧纳粹冲锋队员在围观被迫擦洗街道的老年犹太人，以此取乐。 德国人１４年来徒劳无益地要想实行民主制度的笨拙努力的悲剧，终于告终了。”夏伊勒在其《第三帝国的兴亡》中如此写道。这天中午，年迈的总统兴登堡按照完全合乎宪法的方式把总理一职委诸阿道夫·希特勒。纳粹党是在合法的民主选举中上台的。手持选票的德国人需要在多年以后才知道这一选票的重量，事实上，这是他们最后的一张选票了，从此以后，议会民主制度在德国被埋葬。
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４日，德国人经自己的手收获了一项法律：”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希特勒的极权统治时代降临了。在既没有军事武装的逼迫，也还未建立秘密警察的恐怖统治的时候，德国人自己用和平的方式建立了第三帝国，把纳粹党的暴政加在自己身上。暴君及其同伙成功地演出了一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活剧，整个演出过程，得到了群众热情而忠诚的配合。并且，希特勒在发起纳粹主义运动时，一直坚决而明确地将其称之为”革命”。
我们不必讳言，当时的德国群众（从中产阶级到下层民众）大多是认同这场”革命”的。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颇让人感觉困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总在为其寻找各种各样的解释。历史学家傅瑞在比较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时，把后者及至德国法西斯的登台，描述为附着在革命的幻象之上的”革命”，它们摈弃了法国革命的内容：个体自由与个人解放，将其置换为与之正相反的极权奴役。相似的形式和相似的激情，然而，法西斯要摧毁的正是法国大革命的理念。哈耶克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１９４４年）中分析”集权主义”（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这一具有诱惑力的制度时说：”每一个集权主义制度都有两个主要特征，它需要有一个为整个集团共同接受的目标体系，还要有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而希望给予集团以最大限度的权力这么超越一切的愿望。”
希特勒为其子民虚构的目标体系是日尔曼民族的至尊，是德国的振兴与富强，是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为如此宏大的目标和至高无上的事业，需要有至高无上的集中统一和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如此圣物面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就成了渺小卑下的东西，可以牺牲，可以剥夺，可以践踏，而且被侮辱被奴役者还会因自己融入了”大事业”中而深感荣幸。应该承认这种万众一心的激情和凌驾一切的权力是很有效的，德国一时出现了经济奇迹，消除了失业，建立了新的秩序，在极短的时间内，德国一洗战败的萎靡而成为雄踞欧洲的军事强国。
与此同时，旷世的灾难也生长起来了。哈耶克指出：”人道主义的真正概念……在集权主义思想体系中是没有地位的。”集权主义的道德规范里没有个人依循自己良知的自由，更没有质疑集体的自由，不再有个人的权利也不再承担个人的责任，所以，灾难的发生是必然的。它以怎样的激情创造奇迹，就以怎样的激情创造灾难；无论它曾创造了怎样的奇迹，它同时创造的灾难都将淹没那奇迹，最终只余下一望无际的灾难的汪洋。阿伦特写成于４０年代末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着力剖析了极权主义（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运动之中的群众。她描述了极权主义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摧毁一切社会的和家庭的纽带，从而成功地制造了一个分子化的社会，每个人都成了失去家庭、朋友、民间社团等一切正常社会联系的孤立的分子。置身这样一个情感的荒漠，这些孤立的分子迫切需要有所归附，而这个荒漠上一切都被摧毁了，只余下一个至高无上的庞然大物。阿伦特写道：”忠诚使他们感觉到，只有当他属于一个运动，他在政党中是一个成员，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个位置。”
阿伦特还写道：”群众第一次在无助的新经验下，倾向于一种特别暴烈的民族主义。””对纳粹所犯下的滔天罪恶人们已控诉了半个世纪，其中有一件小事给了我特别深刻的印象：有一名普通的德国士兵，举枪杀害一对母子，他让人把那杀人的一刻拍摄下来，并把这照片寄给他的母亲。后来的人们以为不可理解：他怎么可以把这样的照片寄给母亲？我想，哈耶克和阿伦特已经给出了答案：在集权主义和极权主义思想体系里，有另一套道德规则，一个共同的、凌驾一切的目标不仅高于个人的生命，也高于所有个体的生命，这个士兵是在为民族血统和荣誉而战，他认为母亲应该为他感到荣耀；更何况在上述主义的猛烈摧毁和严密组织之下，联系母与子的已不再是自然的纽带，只因为他们同处于对国家和元首的忠诚之中，母与子的情感方才有所依凭。
──转自《南方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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